1.这篇文章是我在翻日维宁的文章的时候看到的，想到 @Communard 佬之前强推过这本书，于是就像翻译一下。不过总的来看，日维宁的态度还是以批评为主，指出了他所认为的错误。译者虽然没有看过原书，但是对其一些批评所采用的方法还是不认同的，尤其是他喜欢用东德和苏联嗯对比——但问题是苏联和东德的发展路径是不一样的，这样直接对比而缺乏对二者异同进一步分析在我看来他也是犯了他批评马克西姆所说的错误。不过在此书没有中译本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透过这篇文章来多少了解一下的。以后我大概可能会着手翻译这本书吧（如果不鸽的话，咕咕咕）。

2.本文为机翻+精校，如有不足希望知友们多多批评指正。在这里多谢 @炭翁炭宝的帮助。

3.脚注部分由于本人能力有限，没有完全翻译，望各位海涵。

4.原文链接：Именем святого Госплана! 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Максима Лебского – spichka.media

共产党人几乎没有研究过苏联的本质。阶级分析、社会历史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学已经都受制于学术，来自左翼的主要研究报告很少发表。事实令人沮丧，因为阶级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关键部分，不能少。

然而，并非一切都那么糟糕。一年前（译者注：2021年），水平出版社出版的马克西姆·莱布斯基的著作《苏联工人阶级：工业家长制下的生活》，探讨了苏联工人阶级及其如何受到柯西金改革的影响。

马克西姆试图理解为什么工人阶级拒绝为苏维埃制度而战，为此他研究了企业中分配制度演变的各个阶段。

他认为，柯西金改革是苏联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柯西金改革之前，工人的劳动和生活与社会有更多的联系，但改革之后，工人的生活与企业及其集体则愈发紧密。

与上一本（译者注：《新俄罗斯资本主义：从起源到危机》）相比，这本书立即给人以积极的印象。马克西姆考虑到了我们在《Lenin Crew》（译者注：一本俄罗斯线上左派刊物）中提出的一些意见，并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文献清单，概述了他所借鉴的概念和研究。

莱布斯基特别指出，苏联工人阶级的历史学开始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实证主义分析1。苏联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只从阶级合作的角度研究苏联的阶级关系。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阶级斗争。通过只展示阶级协作，我们与历史唯物主义脱离了关系，退回到“社会和谐发展”的理论中。苏联的历史学家尽力想要与阶级矛盾推动社会变革的逻辑契合，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该理念。

但是马克西姆是从他提到的另一位作者那里得到的这个想法（译者注：Фирсов Борис Максимович）。

在审阅他的书时，我们将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让我们将柯西金改革的不同方面与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类似进程进行比较。1963年，东德领导层开始打造“计划和管理的新经济体系”，这有点让人联想到柯西金的创新。如果我们比较这两个过程，我们将更容易理解哪些社会后果来自改革本身，哪些来自进行“市场”转型的国家的特征。

在我们的书评中，将分析莱布斯基如何理解官僚机构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并考虑他在书中提出的主要论点和其他一些主张。我们将进行这一切以了解马克西姆是否完成了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分析苏联工人阶级没有捍卫苏联的原因。

在批判中，我们将尽量不关注事实本身，而是关注莱布斯基如何理解它们，也就是说，我们将研究他的方法。

警告。我们不是柯西金思想的拥护者，也不寻求对其粉饰。但我们认为，不仅有必要详细和科学地研究它们，而且有必要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类似进程。我们想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改革，为什么会被推翻，是否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实施，是否符合工人的利益和向共产主义的发展。

苏联社会的任何变化最终都源于官僚和工人阶级互动的方式。让我们来看看马克西姆如何定义他们的关系：

“将工人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苏联解体时，阶级只存在于经济意义上，而不是政治意义上。苏联是一个阶级人格解体的社会。苏联官僚机构将社会培养成一群庸人” 2。

我们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让我们补充一下马克西姆所忽略的内容。苏联式社会的官僚机构是矛盾的：它是工人阶级的产物，但它又试图与工人阶级分离，剥夺它的政治主体性。

矛盾的双方都要考虑。苏联官僚机构需要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官僚们一方面培育工人阶级，另一方面又要砍掉它的脑袋。

从马克西姆的论断来看，官僚机构似乎只想与无产阶级切割。这令我们得出结论，官僚机构的任何行动都不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

在该书的其他部分3，马克西姆批评了地方官僚机构，并写道，国家计委和中央官僚机构表达了公共利益。

在书的结尾，人们发现，只要工人和官僚机构合作进行资产阶级追赶型现代化，他们的利益就会重合：

“问题在于，内战后形成的苏联政治模式并未涉及工人群众参与国家和经济管理。在这种制度下，工人阶级将权力委托给党，党代表工人阶级行使管理职能。这种政治模式的形成并非偶然：它满足了该国资产阶级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该国以前是依附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发展的，同时保留了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鲜明印记。”4

结果，在这本书中，马克西姆对同一个问题，官僚是否表达了工人的利益，给出了零散的答案：

1.官僚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

2.中央官僚机构，特别是国家计委，表达了公共利益。

3.尽管如此，官僚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利益，但只是在资产阶级追赶型现代化的框架内。

我们希望马克西姆能更准确地界定官僚机构表达的是谁的利益。到目前为止，他的推理一直在违反身份法则。

所有这些陈述使我们得出不同的结论。稍后我们将讨论第二条说法。下面我们分析第一、三条。

1.官僚确实试图将所有权力据为己有，并摆脱工人阶级的影响。但总有那部分官僚抓住基层“工人的冲动”并表达自己的利益。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科尔加诺夫5引用了苏联历史上的这种例子：

"В.P.扎通斯基在代表大会上对农村苏维埃被削弱、被赶出经济领导层表示关切：'......我们不得不在全权代表制度的帮助下开展所有的主要活动，但这是最糟糕的制度，因为全权代表来到地方，不是组织正常的苏维埃政权和建设正常的劳动民主，而是自然而然地把一切都转移到秩序和革命委员会的轨道上。'"6

我们从民主德国的历史中举个例子。

1953 年，工人六月起义后，批评东德官僚体制的鲁道夫·格恩施塔特被捕。他的批评前后矛盾，因为他不是理论家。但他在审讯记录7中指出，党的领导层与工人疏远，不了解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格恩施塔特处于官僚体系的顶端像他这样的人有很多；我们只举了一个例子。

2.谈谈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追赶型现代化。

正如马克西姆所写的，官僚和工人的利益是共同的，因为他们都在寻求资产阶级追赶型现代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资产阶级追赶型现代化之外，官僚机构是不必要的。

我们写过一篇文章，介绍了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和工人阶级是如何互动的——在一个不需要赶超现代化的国家。但东德也有官僚机构，它发挥了一定的社会经济作用。请在我们文章的理论部分阅读更多有关内容。因此，马克西姆的说法是不对的。

从马克西姆关于官僚与工人阶级关系的一般性论断中可以看出什么？是的，总的来说，没什么。马克西姆不确定官僚机构是否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如果表达了，那么它的哪些利益和哪一部分满足了他们。让我们谈谈继续本书的主要论点。

根据上述论点，马克西姆得出结论：工人阶级不是政治主体，官僚机构进行柯西金改革是为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西姆·莱布斯基的主要论点：柯西金改革后，集体利益开始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这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被动性，破坏了苏维埃制度。

为了证明这一论点，马克西姆提出了几个论断：

1.在苏联的改革之前，国家计划机构充分表达了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占了上风，改革后，集体利益占了上风。

2.改革前苏联的劳动性质是直接社会性的。

3.权力下放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被动性。

这些论点并非都是马克西姆直接提出的，但我们将说明这些论点是如何从他的推理中得出的。

先说第一个论点：国家计划机构充分表达了公共利益。

莱布斯基直接指出，国家计划和中央机构表达的是“公共利益”，并把它们等同于一般的国家利益。

"由于1965年的改革，发生了部门集中化，结果不是加强了作为国家利益促进者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而是加强了各部门的部委 "8。

"国家利益的优先权由斯大林的充分权力来保证。这既是苏维埃政府的优势也是劣势——整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取决于总书记手中的权力集中程度和他的政治路线” 9。

"在1960年代，国家计委开始扮演协调各部门利益的中间人的角色，而不是国家战略的指挥者 "10。

"党正在失去决定国家发展战略路线的能力。它正在分裂为为狭隘的部门利益而斗争的对立派系。"11

如果国家计委与无产阶级没有直接联系，不受其控制，如何表达公共利益？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中上层官僚机构与工人之间的矛盾。

1950年代中期，一场经济危机笼罩了整个社会主义集团：对计划的高估导致动荡和起义。这种“骚乱”在苏联也有发生，但规模不大。在其他国家，1953年的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都导致了大规模的叛乱，这篇文章和这段视频都有详细介绍。

还有很多计划当局不表达公众利益的例子。德国历史学家彼得·胡伯纳12是研究东德劳工运动历史的专家，他提供了一个例子。

在他的书中，他比较了1969-1976年东德和波兰的危机情况。在1969-1970年之交，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经济问题。在波兰，这些问题最终导致了波罗的海沿岸的起义，而在民主德国，他们遭受了一场小规模的经济危机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在这两种情况下，旧的领导层——波兰的戈穆尔卡班子和东德的乌布利特班子——都被新的领导人格列克和昂纳克所取代。他们采取了"安抚工人阶级"的政策。通过增加社会支出，他们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但乌布利特和戈穆尔卡都反对这项政策，因为它是以外国贷款为代价实施的。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它适得其反。在波兰，新的暴乱爆发了，团结工会成立了，而在东德，经济停滞不前的情况长期存在。

中央领导层推行损害公众利益的政策，目的只有一个——不惜一切代价安抚工人阶级，以保持权力。

这是为什么？要理解为什么国家计委并不总是表达公共利益，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观察——苏联社会赖以存在的计划模式。我们遇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系统性的问题。

早在 1970 年代的苏联，以莫斯科国立大学为基本盘的政治经济学“莫大学派”发展了系统性理论。其主要理论家是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察戈洛夫。他在其教科书《政治经济学教程》第二卷中详细描述了系统性问题。

他所说的系统性是指经济主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采取的有意识的行动。

我们引用如下：

"在计划组织的基础上和框架内，社会主义下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是作为一个有计划的过程进行的，其特点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所有参与者的共同行动有目的的统一。由于有了系统的组织，社会成员的全部社会生产活动作为人们的共同活动，为所有人设定共同的、统一的、预先意识到的目标...... "13。

每个经济主体都必须被纳入"一个共同的有目的的行动"中，也就是说，它必须与社会一起，与集体协商，不仅要做出某些决定，而且要把它们付诸实施。只有当社会完全自治，阶级和国家消亡时，即共产主义实现时，才能实现全面的系统计划。

换句话说，只有当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生产者被纳入经济计划管理，每个公民的利益得到满足，从而使其他公民的利益不受侵犯时，系统的计划才会实现，这可以在这些人民控制的计划机构的帮助下实现。

必须对作为客观规律的计划和作为政策的计划加以区分。不是每一项计划政策，包括苏联的计划政策，都符合计划的规律。甚至斯大林同志也承认这一点。

在苏联的体系中，系统性并不完全。苏联的计划是官僚主义的，也就是异化的。在这种计划中没有生产者的充分参与，因为他们异化地参与计划——计划由计委从上面传下来。工人间接地参与计划：通过各种非正式机制14。

在不完全的、官僚式的系统性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矛盾。为了弥补缺乏完全的系统性，“隐藏市场”的元素出现了。因此，不完全的、官僚式的系统性会自我复制——市场因素帮助它存在，但却使系统性的基本原理变形，阻止了向完全的系统性的发展。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计划的讨价还价：苏维埃系统没有协调利益的正式机制，所以它们是非正式地达成协议——通过计委、各部委和企业之间的非正式谈判。

而且，这些行为者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是正确的。莱布斯基在书中同情计委，认为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中央规划机构并不总是制定与系统性相一致的计划。

另一个"市场的替代品"是由完全不关心计划话题的人——经济学家索科洛夫和马凯维奇15在关于镰锤冶金厂的历史研究中说明的。他们指出，在不存在正式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其要素以一种隐藏的形式存在——即苏联企业员工流失的形式。员工流动是劳动力市场要素在计划分配制度框架下的表现。莱布斯基意识到了这种现象，因为他在书中对这一现象给予了很大关注。

彼得·胡伯纳举了另一个例子，说明东德的企业社会政策缺乏系统性：

"它的（社会政策——E.J.）目标不再是缓解严重的困难，而是通过企业的社会政策，尽可能地弥补中央计划经济的赤字，而中央计划经济也一直是赤字的经济。这方面相对有灵活性，集团利益和特权总是可以被重新平衡。

这些企业经常以物质资源和服务相互支持。但是，正是它的社会政策永远无法得到适当的规划，因为它总是需要机动和随机应变，所以其也许是民主德国经济中最成功的部分。虽然这种"成功"带来了政治和经济风险，但它也起到了自我稳定机制的作用，在1989年底之前阻止了更严重的政策削减。这部分回答了为什么东德企业中的冲突程度仍然相对较低的问题。"

让我们简单地解释一下我们正在谈论的问题。1971年新经济体制改革倒退后，经济政策并没有严格回到改革前的计划。它仍然是部分去中心化的。下放权力的领域之一是企业的社会政策。胡伯纳提请注意一个悖论：根据企业的绩效，最自发和计划性较低的领域是最成功的领域。诚然，企业实施这样的社会政策是为了削弱抗议活动和分化工人阶级，但人们不能不承认它的成功。

即使在改革倒退之后，仍存在的市场因素有时也比计划的效果更好。所以，计划并不总是有效的。我们可以批评上面提到的胡伯纳对"效率"的评估，因为每个人对"效率"的解释是不同的。从胡伯纳作为一个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苏式的经济并不完全有效，因为它们并不总是反映社会的发展需要和劳动人民的需要。他是如何评价的，需要单独讨论，这不在本文的范围之内。无论如何，我们建议阅读他的作品，我们将在参考文献列表中列出这些。

因此，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完全的系统性，这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能充分表达公共利益的原因。

马克西姆不仅没有证明计委表达的是公共利益。他没有试图这样做；他只是把他的论题简单地当作一个公理来假设。

与他的另一本书一样，莱布斯基再次违反了充分理由的法则。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第二个论断。

"研究人员Ю.奥尔西维茨和П.格雷戈里（2000：42）正确地指出：

'......在（柯西金-M.L.）改革之前，单个工人的收入并不取决于企业的业绩；他有理由相信，他的劳动是'直接社会的'，即与整个社会直接相关。改革的结果是，无论是厂长还是员工，都已经有了“我们”（即企业的劳动集体）和“他们”（即计委、部委、其他企业）的思维方式。'

由于企业消费基金的扩大，工人一生都与工厂联系在一起：他的孩子在工厂建立的学校上学，他自己在工厂建立的疗养院里度过假期。与整个社会的联系被削弱了，相反，他被纳入了个别企业内部的生产和利益分配系统。”

参考奥尔西维茨和格雷戈里，马克西姆写道，在改革前的苏联，存在着直接社会劳动。而他的这一结论来自于一个主要依靠国家资金的分配制度的存在。马克西姆不加批判地使用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直接社会"劳动的概念，而他们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莱布斯基用自由主义经济概念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概念，犯了理论上的错误。

在马克思主义中，直接社会劳动，相对于私人劳动，被理解为直接属于社会生产的劳动。在资本主义下，虽然劳动是社会的，但工人通过劳动力市场与生产资料相连，生产的产品通过商品市场进入社会。因此，劳动力和生产的产品都是以私人劳动和私人而非直接社会的劳动产品的形式出现的。

直接社会劳动应该被理解为这样的劳动，当生产者没有彼此孤立时，劳动力不是商品，生产的产品没有与生产者异化——无论是在劳动的剥削方面，即对产品本身的占有，还是在产品的管理方面。

但是，正如我们所说，这种系统性的方法只有在共产主义下才能存在。所以，按照马克西姆的说法，苏联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是的，这很荒唐，莱布斯基并没有写到这一点。

然而，在苏联，尽管表面上是有计划的生产组织，但社会劳动并没有完全转入社会管理。工人的劳动不是通过劳动集体之间广泛直接联系起来的，而是通过官僚的纵向联系。工人们自己也受到了纵向的影响，但不是直接的。

这既是由于劳动的主要工业性质——当工人被限制在工作中并被束缚在企业中——也是由于官僚化，它削弱了工人的影响力。当社会主义关系在工业生产中发展起来时，矛盾就产生了——在形式上，劳动得到了解放，但实际上它仍然从属于机器，就像人类劳动仍然从属于生产资料一样。在安德烈·科尔加诺夫18的作品中，可以读到更多关于劳动的形式和现实的从属关系与解放的内容。

但马克西姆没有注意到，在苏联并没有直接社会劳动。显然，他对直接社会劳动的理解是另一种东西，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解毫无关系。

马克西姆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改革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被动性。这一点需要加以辨析。

由于各种原因，在苏联建立时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一个以特殊方式发展起来的官僚机构一方面依靠积极的少数人，另一方面依靠消极的多数人。这一点在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19

琳达·富勒20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这种矛盾，她研究了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参与1989-1990年代东德的抗议活动，也没有捍卫SED政权。因为企业面临短缺，产品供应不畅时有发生。而一些工人在察觉自己变得被动而无法影响生产过程时，也对劳动感到沮丧。相反，其他工人为了对抗短缺，试图想出一些办法来取代供应不足的产品——尽一切努力使生产继续下去。这些无产者和其他无产者都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官僚的权力。

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我们已经提到的安德烈·科尔加诺夫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他展示了官僚化如何抨击了工人的政治活动。生产关系本身是矛盾的，在苏联公民中形成了家长式的态度。

是否可以说工人阶级在刚刚诞生时不是消极被动的，但是同时也相应地缺乏阶级意识？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工人运动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当阶级仍然处于混乱状态，没有任何斗争经验时，阶级意识和政治活动都处于萌芽阶段。

但柯西金改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加强了这种被动性呢？为什么莱布斯基把一切都归咎于它？因为，他说，工人们变得更加依附于他们的工厂，并以“集体利益”为导向。根据莱布斯基的说法，将国家基金划分为企业基金导致了工人的这种取向。简而言之，他把人民的被动性归结为利益分配的性质。

“自1930年代以来。削弱工人阶级内部横向联系并在企业内部以及更广泛的行业内部建立影子纵向联系的过程得到发展。这是单一社会消费基金碎片化的结果：与国家基金一起，每个企业都有这样的基金（Laikov 1972：37）”。 21

我们在上面已经表明，苏联没有直接的社会劳动。工人的劳动是有限的，因此最初的重点是在他们的企业。由于没有完善的民主的横向联系，一家工厂的工人（只能）通过官僚机构与另一家工厂的工人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工人与集体结盟，不是因为分配方式迫使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面向工业生产的生产关系要求这样做。

分配的性质来自生产资料的性质和生产的组织，所以你必须首先研究它们的情况。然而，马克西姆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柯西金改革可能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被动性。而如果马克西姆能提供更充分的理由，我们本来可以同意这一点。然而，他直接从利益分配中推断出工人的集体利益取向。

它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意识虽然最终由经济决定，但有其自身的规律，既不能还原为生产的性质，也不能还原为分配的性质。

因此，马克西姆并没有证明，改革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被动性。被动性的倾向是苏联社会的特殊性所固有的，既是它的性质，也是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特点。对于改革对工人阶级被动性的影响，应该用更详细的内容和更有意义的论据来研究，而不是像马克西姆那样。

拥有百年工人斗争传统的工业化东德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动态。社会学家们采访了前东德居民，并调查了几个主要工厂的记录，根据他们的说法，20世纪60年代，即改革的年代，是东德工业关系稳定的时期。如果在此之前工人们对SED政权持相当怀疑的态度，那么改革使得将工人阶级的利益与官僚机构的改革派部分在公共目标的方向上结合起来成为可能。这既提高了工人的积极性，也提高了生产力。22

昂纳克政府在1970-1971年推翻了改革，这只会增加工人的被动性。因此，无产阶级既不是1989年抗议政权的主导力量，也不是其捍卫者。

东德的例子告诉我们，被动性的增加不应在改革本身中寻求，而应在改革实施的条件下寻求。

让我们回到马克西姆的主要论点。柯西金改革后，由于消费基金被割裂，集体利益开始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被动性。我们能怎样来回应？

1.计委并不总是表达公共利益。苏联的计划也不完全符合系统性。所以，在柯西金改革之前，公共利益并不总是占主导地位。因此，集体利益可能在某些时候占主导地位。然而，马克西姆并没有证明集体利益在改革后开始占主导地位。他的这部分论点可以说是被推翻了。

2.劳动部分地疏远了生产者——在管理所生产的东西方面。此外，还有劳动力市场的因素。因此，柯西金改革前苏联的劳动不是“直接社会的”。因此，不能说改革创造了“为企业而不是为社会的劳动"。该论点的这一部分也被驳斥了。

3.制度本身固有地包含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被动性，而官僚机构部分地依赖于此，而莱布斯基没有说明柯西金改革如何影响这一进程。

总之，莱布斯基书中的原始论点，即柯西金改革影响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并没有得到任何证明。马克西姆确实提出的论点已被我们在上文驳斥。

工人阶级的被动性本可以在柯西金改革过程中得到加强，但这不是来自分配的影响，不是来自想象中的“直接社会劳动”的转变，更不是来自所谓充分表达公共利益的计划机构的削弱。

马克西姆从他的基本论断中得出了另一个论点：柯西金改革不仅是改革的先驱，也是其第一个版本。然而，马克西姆通过改革者自己的回忆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直接联系23。诚然，记忆和评估，首先不是一个可靠的来源，其次，由于后知后觉，它们是站在时间的高度做出的。

如果他给出更加深思熟虑的理由，我们也会同意马克西姆的论点。但事实就是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本可以合上马克西姆的书。然而，我们将讨论其中的一些其他观点。

正如我们在上面写的，马克西姆间接地暗示，如果能回到斯大林的苏联就好了。那时候，计委计划得很好，各部委间也没有割裂。

在另一点上，莱布斯基指出：

“在计划经济中，利润是体现企业效率的核算指标之一（企业批发价格收入与全部销售成本之间的差额）。企业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在国家供应和销售的基础上完成指令性计划 "24。

这个说法有什么问题？莱布斯基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指令计划的实施——作为企业活动的主要动机——发生在苏联经济中，而苏联经济又是计划经济的一种类型。指导性计划不是计划经济的先决条件。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吗？莱布斯基把苏联经济中的活动动机转移到一般的计划经济中，而没有以任何方式证明它。在这里，马克西姆违反了归纳法的规则。它只抽取了一个现象的样本，然后将其扩展到包括所有同类现象。

我们认为马克西姆很好地利用了统计数据，因为根据一个例子他就能得出意义深远的结论。

我想知道他是如何论证他的论点的：

“正如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康托罗维奇 (2006: 15) 正确指出的那样，旨在加强计划体制框架内企业经济自主权的改革不仅在苏联失败了，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失败了。这表明改革本身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25

换句话说，原来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既然失败了，那么其中就存在着固有的矛盾，根本不可能让这些改革得以实施。

但首先，任何现象都有内在的矛盾，所以这个事实并没有让我们（的态度）变得更温和或更严厉。

其次，社会主义倒台了，并不代表社会主义就不行了。（这是）自由主义者最喜欢的论点，我们不喜欢（其）整个（论证）体系，但却自动适用于其中的一部分？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马克西姆忽略了两个仍在进行类似改革的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和古巴。虽然我们对朝鲜不甚了解，但我们对古巴的转型知道很多。

计划经济体不止一个。在现代古巴，建立了不同的计划经济模式，其中企业效益的主要标准是利润。计划和市场因素在古巴经济中并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因为通过指令性计划，经济主体的利益得到了统一，利润被重新分配为公共基金。

如果有一个监管中心，它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公共利益，那么市场机制至少是间接地，但有目的地为社会服务。通过这种方式，系统性的要素得以创造和发展。我们不认为计划要素可以与市场要素无限期地共存。但市场可以成为一个暂时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可以创造一种新的计划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将工作得更有成效，工人将开始以更大的兴趣对待工作。

此外，莱布斯基还不加批判地提到了斯大林26， 他从斯大林那里得到的观点是，我们不应该依赖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利润率。人们至少应该对斯大林的话进行分析和证明，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论据插入，因为诉诸权威是另一种逻辑上的谬误。

马克西姆还写道：

“由于每个企业实施计划，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盈利，其中部分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而不是反过来 "。27

我们已经说过，马克西姆非常想让所有企业服从的中心，并不总是按照系统性充分地规划生产。

马克西姆误解了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的本质，因为他认为它只是寻求使经济主体服从于实现特定目标。

马克西姆的另一个论点——苏联领导人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同时，他引用了利别尔曼作为论据：

“符合国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东西，应该对每个集体和企业的每个成员都有利。” 28

马克西姆接着写道 ：

"对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集体利益的认定，也许是1960年代和1980年代苏联经济改革的核心理论错误 "29。

而第一个问题是：在这句话中，对社会和集体利益的认定在哪里？显然，马克西姆把对事实的陈述和对必要性的陈述混淆了。利别尔曼所表达的并不是利益已经一致，而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性。

改革本身就是为了鼓励工人更积极地工作，所以利益分歧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已经隐晦地承认党的领导和无产者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例如，在东德，这种差异在意识形态层面得到了公开承认。是的，这是制度的错误，但为了与之斗争，必须承认这一点。

甚至在斯大林主义后期的经济辩论中，在讨论1947年联共（布）的纲领草案时，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因此，莱布斯基虽然又给出了一个论点，但没有以任何方式来论证它，他再一次错了。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马克西姆最可恶的论点：

"是的，60年代初的苏联经济遭遇了增长和生产质量的下降。但哪个资产阶级经济体没有类似的问题？正如我们从马克思时代就知道的那样，资本主义是周期性的，有上升和下降，然后是危机。然而，苏联领导人正式地宣布 "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第三纲领》......1962）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可能经历经济危机，因为它以建设平衡的计划经济为前提。这种方法排除了苏联发生周期性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不可能形成解决转型期社会中不可避免的新矛盾的方法。"30

事实上，20世纪的共产主义者并没有假定社会主义国家会面临经济危机。因此，让我们简单谈谈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的性质。与资本主义危机不同，当政策不再符合计划规律时，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发生危机。

当实施的政策不能反映经济的能力时，系统性就会被打破，经济危机就会发生——一些生产链开始出现故障，导致其他链条出现广泛中断或停产。

即使在社会主义，也可能有经济危机，因为仍然存在国家，因此存在部分异化，以及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危机的破坏性不如生产过剩危机，但它们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

太棒了。又一次违反了身份法则。

关于马克西姆的书，我们能说些什么？我们兴致勃勃地打开了它，真期待马克西姆在写完关于俄罗斯资本主义的书后有所进步，醒悟过来。

然而，他所阐述的那些合理的观点要么没有新意，要么直接取自其他作者。

马克西姆提出的新论点没有得到充分证实。无论是关于加强工人阶级的被动性的论点，还是关于柯西金改革是改革先驱的论点，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总是表达公共利益的论点——都没有得到证实。

马克西姆未能解释为什么苏联工人阶级没有保卫苏联。

简而言之，莱布斯基的书只不过是一本或多或少可以容忍的柯西金改革的事实陈述。

而他的书在左派运动中得到了"共鸣"，但没有引起任何讨论，这完全说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不思考他们所读的东西，或者不尝试超越19世纪时设定的教条。我们不想毫无根据，所以请阅读其他左派人士的评论，例如这里和这里。您不太可能有其他想法。

坦率地说，这样的书是有害的，因为它们首先强化了 "在'某某名称/时期'之前草更绿 "的神话思维，其次传播了历史个人主义的思想——顺便说一下，这是来自莱布斯基的第一本书。

马克西姆·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我们特别为您附上了关于东德经济改革的详尽参考书目。我们希望，在掌握了它们之后，您的结论将不再出错。

脚注：

1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22.

2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26.

3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91.

4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78-179.

5 Колганов А. И. Путь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Пройденный и непройденный. От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 тупику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М.: «Ленанд», 2018. C. 128-130.

6 Колганов А. И. Путь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Пройденный и непройденный. От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 тупику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М.: «Ленанд», 2018. C. 242.

7 格恩施塔特的审讯协议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的个人档案中。РГАСПИ. Ф. 495. Оп. 205. Д. 80. Т. 2.

8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15.

9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15.

10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92.

11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85.

12 Peter Hübner, Christa Hübner, Sozialismus als soziale Frage. Sozialpolitik in der DDR und Polen 1968-1976. Mit einem Beitrag von Christoph Boyer zur Tschechoslowakei, Böhlau Köln, 2008 (Zeithistorische Studien. Herausgegeben vom Zentrum für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 Potsdam. Band 45).

13 Курс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 в 2-х т. : [для экон. фак. и вузов] / под ред. Н. А. Цаголова. М.: Экономиздат. 1973-1974. Т. 2. С. 98.

14 其中一种机制是有计划的讨价还价——当主任代表他的工人的利益并与各部委和国家资源计划“讨价还价”时。

15 Маркевич A. M. , Соколов А. К. «Магнитка близ садового кольца»: стимулы к работе на Московском заводе «Серп и молот», 1883-2001 гг. – М. : РОССПЭН, 2005.

16 Peter Hübner, Christa Hübner, Sozialismus als soziale Frage. Sozialpolitik in der DDR und Polen 1968-1976. Mit einem Beitrag von Christoph Boyer zur Tschechoslowakei, Böhlau Köln, 2008 (Zeithistorische Studien. Herausgegeben vom Zentrum für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 Potsdam. Band 45). S. 251.

17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02-103.

18 Колганов А. И. Что такое социализм?: Марксистская версия. — М., 2012. С. 412-414.

19 更多细节，请看这里：

Колганов А. И. Путь к социализму. Пройденный и непройденный. От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к тупику “перестройки”. М.: “Ленанд”, 2018. С. 104-106; 232-236;

Польша в XX веке. Очер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Индрик, 2012. С. 640-641;

«Могло ли получиться?» Очерк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Поль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Peter Hübner, Christa Hübner, Sozialismus als soziale Frage. Sozialpolitik in der DDR und Polen 1968-1976. Mit einem Beitrag von Christoph Boyer zur Tschechoslowakei, Böhlau Köln, 2008 (Zeithistorische Studien. Herausgegeben vom Zentrum für Zeithistorische Forschung Potsdam. Band 45). S. 448-449.

20 Linda Fuller, Where Was the Working Class? Revolution in Eastern Germany.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P. 40-77.

21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01.

22 详情见 Working in East Germany: Normality in a Socialist Dictatorship, 1961–79. By Jeannette Z. Madarász.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Pp. xi + 206.

23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27; 133

24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44.

25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204.

26 列布斯基提到的斯大林的话："如果我们不是从单个企业或生产部门的角度，也不是从一年的角度，而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从比如说10-15年的角度来看待盈利能力，这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方法，单个企业或生产部门的暂时和脆弱的盈利能力不能与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规律和经济的计划给我们的那种持久和永久盈利的更高形式相比。他提到的地方：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44.

27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44.

28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32.

29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132.

30 Лебский М.А.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СССР: жизнь в условиях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атернализма. М.: Горизонталь; 2021. С. 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