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弹性量表 CD-RISC

一、简介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 -RISC)是由凯瑟琳M.康纳和乔纳森R.T.戴维森共同开发的一种评估韧性的方法。基于康纳和戴维森对韧性的操作定义，即“在逆境中茁壮成长”的能力。自2003年开发以来，CD-RISC已经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了测试（见通用性），并被修改成不同的版本。创建CD-RISC是为了改进现有的弹性措施（例如，耐寒性或感知到的压力）。现有的弹性尺度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因为它们缺乏可概括性。[1]有鉴于此，CD-RISC使用多种人群进行测试，以增加度量的可概括性。这些小组包括一个社区样本、一级护理门诊病人、一般精神科门诊病人、一个广泛性焦虑症临床试验和两个创伤后应激障碍临床试验。    作者从先前的研究者的工作中得到了这个量表内容的灵感，最著名的是s.C.Kobasa和M.Rutter。CD-RISC由25个项目组成，这些项目采用里克特氏5点量表评定法进行评估，范围从0-4：完全不正确（0），很少正确（1），有时正确（2），通常正确（3），几乎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4）。这些评分结果都是0-100之间的数字，分数越高，表示弹性越高。原量表因子分析产生五个因子：    个人能力，高标准，坚韧：10、11. 12. 16、17、 23、24、25 

    相信自己的直觉，容忍负面影响，增强压力的效果： 6、7、14、15、18、19、 20

    积极接受变化并确保关系安全: 1、2、4、5、8

    控制: 13、 21、22

    精神影响: 3、9

后来张建新，余肖楠重新进行维度的划分（3维度分法2007) :

    坚韧性: 11、 12、13、14、 15、16、 17、18、 19、20、21. 22、23

    力量性:1.5、7.8、9、10、24、25

    乐观性:2.3、4、6

二、信效度

结构效度：

    目前缺乏支持CD-RISC结构效度的研究。为了证明良好的构念效度，需要建立在一个复杂的、详细的理论构念（即法律网络）的基础上。如果测度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那么它就应该作为这个复杂概念的测度应该表现出来。CD-RISC与各种结构如家庭功能和抑郁症状如预期一样（即积极或消极）相关。然而，它需要根据更复杂的理论进行测试，以更好地建立结构效度。

聚合效度：

    CD-RISC上的分数与设计用于测量相同或相似结构的几个量表进行了比较。CD-RISC得分与抗逆性显著正相关。CD-RISC与感知压力量表和Sheehan压力脆弱性量表均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从CD-RISC获得的弹性得分分别对应于较低的感知压力和感知压力脆弱性水平。所有这些结果都表明CD-RISC具有良好的收敛性。

预测效度：

    Bezdjian及其同事（2017年）利用CD-RISC研究了韧性与6个月不适应性损耗之间的关系（即在基础训练开始后6个月，由于心理健康或行为调整困难而与军队分离，以及在恢复力和心理健康诊断之间分离。）结果表明，因不适合而与空军分离的服役人员的基本恢复力水平较低与那些没有分开的人相比。在服役6个月时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服役人员也报告说，与那些没有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的人相比，他们在基础训练中的恢复力水平较低。两种关联的效应大小均为中等，说明CD-RISC的预测效度中等。

性别差异

    尽管Connor和Davidson（2003）在开发CD-RISC时没有发现样本中的性别差异，但随后关于CD-RISC中的性别差异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另外两个结论：（1）男性弹性更高    Campbell Sills、Forde和Stein（2009年）发现，在一个大规模的社区样本中，当使用CD-RISC进行评估时，男性报告的恢复力水平高于女性。这种趋势的一个解释是，女性报告的具有压力相关成分的精神障碍（如PTSD）的发生率较高。此外，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报告的偏见——换句话说，男性比女性更关心被视为能够处理压力和逆境，因此他们在CD-RISC上报告的分数更高。（2）女性弹性更高    在一个超过50000名空军服役人员的样本中，女性参与者的平均得分高于CD-RISC中的男性参与者。女性自述，除了三个项目外，其他所有项目的平均弹性水平都较高。造成这种差异的一个原因（与以往的民间研究结果相比）是，这项研究中的妇女自愿参军，而那些参军的妇女可能更有可能具有更高的初始复原力。然而，关于军事人口平均恢复力水平的研究并没有专门研究性别差异。

三、发展

    为了减少管理时间，2005年创建了CD-RISC的两项缩略版本CD-RISC2。它评估了普通人群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症和焦虑症患者的恢复力。这个量表使用的两个项目是项目1（“能够适应变化”）和项目8（“在疾病或困难之后趋于恢复”）。之所以选择这些项目，是因为康纳和戴维森认为它们能够“从词源学上捕捉弹性的本质。”在对重测信度、收敛效度和发散效度进行分析之后，CD-RISC2显示出与整个CD-RISC和CD-RISC的单个项目“显著相关”。作者认为，由于CD-RISC2充分代表了原始度量，因此可以使用CD-RISC2来代替25项CD-RISC。

    Campbell Sills和Stein（2007）改进了最初的25项CD-RISC，并验证了该测量的10项版本，称为CD-RISC-10。作者认可25项版本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可接受证明，但担心该测量的5因素结构。他们对出现在相同因素中的项目之间的概念关系（如积极接受和安全关系）感到困惑，并质疑用于得出结论的统计分析。针对这些问题，作者试图用更系统的方法建立CD-RISC的要素结构。此外，他们还希望通过分析该方法的结构效度来进一步验证该方法的有效性。采用因子分析法和三个独立样本，将原量表修改为只包含10个项目，可以提高量表的效度。他们删除了理论上有意义的条目，将其纳入弹性的衡量标准，但这些项目的统计权重不够，无法继续纳入（例如，社会支持的衡量标准）。他们使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来证明这些删除的合理性。本量表包含的10个项目评估一个人承受困难经历的能力，包括“改变、个人问题、疾病、压力、失败和痛苦的感觉”。作者发现，10个项目的CD-RISC分数与原来25个项目的CD-RISC分数高度相关。但这项分析有局限性。例如，本研究中用于评估10项CD-RISC心理测量特性的样本不包括临床样本或经历过高水平创伤的个人样本。因此，得出的结论不能适用于这些人群。作者认识到，这可以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恢复力的概念通常只被认为与创伤经历有关。然而作者解释说，弹性可以应用于更适度的压力水平。因此，恢复力的概念和10项CD-RISC措施可适用于一般人群，而不仅仅是那些经历过创伤的人群。作者还列举了使用回顾性自我报告收集数据（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的问题，并建议建立一种不依赖自我报告的恢复力措施。

    CD-RISC在不同人群中取得了显著的信度和效度，使用CD-RISC的每一项研究都增加了对该测量的普遍性的支持。由于社会规范的差异和翻译的困难，确保一项措施能够适用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往往被证明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例如，在一种文化中被视为正常的行为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被视为完全不正常的行为，这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的感知方式不同。25个项目的CD-RISC和CD-RISC-10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被证明是可靠和有效的，包括韩语、汉语、德语和西班牙语

    CD-RISC用于研究患有终末期肝病和等待肝移植的患者的恢复力。研究人员进行了各种统计分析（包括探索性因素分析），以确定在其样本中使用CD-RISC的最佳方法，并得出结论，20个项目，单因素版本最适合数据。结果表明，CD-RISC评分与抑郁、焦虑呈负相关。得分与社会支持、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呈正相关。恢复力与患者肝病的严重程度无关。    另一项研究使用了最初的25项CD-RISC来研究接受乳腺癌诊断和乳腺癌手术的女性的弹性和情感反应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癌症患者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弹性总体水平相似（即没有癌症诊断的女性）。此外，复原力对患者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与对照组相比，尽管癌症患者平均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焦虑、消极情绪和更少的幸福感，但那些表现出更高弹性水平的癌症患者也表现出类似的情绪幸福水平。    由于恢复力最常与创伤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在军人群体中探索这一概念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与普通人群相比，这一特定人群通常会经历独特的创伤和压力，例如战斗暴露。战斗暴露包括与敌人交火、目击他人伤亡或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CD-RISC被用于调查作为持久自由行动（OEF）或伊拉克自由行动（OIF）一部分参加战斗的一组美国退伍军人的恢复力和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创伤暴露、恢复力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之间的关系是令人感兴趣的。据推测，韧性在创伤暴露和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之间起着调节作用，较高的韧性水平与更积极的心理结局相关。研究结果支持这两个假设。结果表明，心理弹性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发展的一个保护因素，它与心理功能的其他方面（如自杀）有显著关系。    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CD-RISC被用来研究弹性、单位支持、部署后社会支持、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组织环境足迹或组织环境足迹期间服役的美国退伍军人样本的心理社会功能。作者假设，恢复力将介导单位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此外，他们假设部署后的社会支持将介导创伤后应激障碍与抑郁症状和心理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结果支持这两个假设。CD-RISC评分与PTSD和抑郁症状评分呈负相关。较低水平的单位支持和部署后社会支持与较高水平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以及较低水平的恢复力和心理社会功能有关。弹性完全介导了单位支持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这证实了第一个假设。最后，部署后社会支持部分地介导了PTSD与抑郁症状和心理社会困难之间的关系，这支持了第二个假设。

    Connor和Davidson（2003）认识到CD-RISC的局限性，指出缺乏对客观弹性测量的验证，定义与该测量相关的弹性的复杂性（即，如果一个人在一个领域遇到困难时表现良好，但在另一个领域表现不好，那么他会被视为弹性吗？）缺乏方向性因素的评价，许多研究对康纳和戴维森提出的五因素模型提出了质疑。然而，这些研究未能就什么是适当的因素模型达成一致。一些研究成功地获得了一个五因素结构，如康纳和戴维森，但模型的内容并不总是一样。]其他研究发现，四因素解决方案是最好的。另一个无法确定一个数字，相反，报告一个包含两个或三个因素的结构，例如：项目解释的文化差异、测试设置的差异以及分析策略的差异都被认为是导致这些不一致的可能原因。    这些调查结果不一致的另一个潜在原因是原始量表中的项目数量不足。通常，需要三个或更多的“强负荷”项目（即具有大量统计权重或重要性的项目）来确保这些因素的可靠性。25个项目的CD-RISC并不总是坚持这些准则。例如，因子5（精神影响）只有两个项目支持它。由于这些关于因素结构的发现存在差异，不建议单独使用原始CD-RISC的子量表。

心理弹性量表 CD-RISC

    指导语:下表是用于评估心理弹性水平的自我评定量表。请根据过去-一个月您的情况，对下面每个阐述，选出最符合你的一项。注意回答这些问题没有对错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