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场工作的第一天，早上8时石嫣就被农场经理尼克和琼夫妇带到温室里，了解培植蔬菜苗的过程。农场里的这些植物和农具，石嫣大都没有接触过。

从此，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时半，石嫣都会准时从农场小屋步行半小时到达种植园。学习从温室种植到室外种植的技术，从浇水、移植、耕地、播种，到拔草、喂鸡、施肥、采摘长成的蔬菜，再到自己制作耕作用的小机械，开拖拉机……一直要忙到中午12时，午餐过后，仍是繁忙的劳作，直至晚上5时半。

在“最累的一天”，石嫣不停地用沾满泥土的双手扒开脚下的黑土地，把温室里的菜苗移栽进去，当最后一棵栽好后，白嫩的双手已被晒黑。农场的除草任务量大且全部靠人工完成，石嫣蹲在地里，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双手不时被浑身带刺的杂草扎伤。

“它的目标是实现‘永续农业’，强调生态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石嫣说，为实现这个目标，农场进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其中第一类储存可以变成土地肥料的垃圾，比如烂掉的菜和吃剩的食物，经过一年的发酵后方可使用。而平时种菜的水全部用从屋顶收集的雨水。

给份额成员的份额运送每周一次，所有箱子器皿都循环使用。在一次运送蔬菜过程中，因箱子里的芦笋受冻变色。尼克非常着急，他们给已送货的家庭一一打电话表示歉意，然后又把没有运送的芦笋换成新鲜的。“在这种经营模式中，诚信是最高的原则，也是最低的底线，共享成员只有信任农场，农场的经营才可能继续。”石嫣总结道。

2008年10月13日，石嫣结束在纽约的短暂停留.回国后，石嫣便着手建立中国第一个CSA农场。根据美国经验，石嫣的招募广告只通过发邮件方式在老师和朋友中“口口相传。”人民大学产学研基地的性质，温铁军和石嫣的声誉都增加了客户的信任度。最后，凤凰岭下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开张了，石嫣将自己在“小毛驴”的工作称为新式“土插队。”

CSA是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al)的简写，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新型农产品贸易形式。种植季节之初，消费者(份额成员)预付给农民这一年种植的收益，等于变成了农民的股东与农民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农民则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保证食品的安全。没有中间商环节，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农民增加了收益，消费者得到了有机的农产品。CSA最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从瑞士和日本发源的，在八十年代传到美国。

说起食品安全问题，石嫣说：“农民会留一块不施农药化肥的地种自己吃的菜，而卖的菜则用很多农药化肥，可这也不能怨农民。”她觉得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整个农业体系，“几乎没人指导农民农药稀释多少倍，而且因为对年终的收益没有底，农民就会施用很多农药化肥增加产量。”石嫣说，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早就注意到了。她给本刊记者举了前几年热炒的“教授卖大米事件”：“‘农大’的何老师事先付给了农民种植大米的收益，让他们在有了收入保障的情况下种植无公害大米，但是到了收获的时候没有销售渠道，何老师急得只好把大米拉回北京卖。”石嫣说，这件事的症结不在炒作教授能不能卖大米，而是石油农业转化为生态农业时的销售渠道问题。而她在美国学习的CSA模式就是在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严峻、人与土地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的背景下产生的：种植季节之初，消费者预付给农民这一年种植的收益，等于变成了农民的股东与农民共同承担种植过程中的风险；农民则要使用生态可持续的种植方式，保证食品的安全。因为没有中间商环节，农民和消费者建立了直接联系，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农民增加了收益，消费者得到了有机的农产品。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会选择成为CSA农场的客户，由财力决定，还是认识水平?在美国，频繁购买有机食品的人年收入为43280美元，而经常购买的人年收入在15000美元以下。石嫣认为，在一定经济收入基础上，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度的高低更决定了人们是否选择有机食品。因此，对消费者的教育和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

“食品还是药，可以给身体和心灵上得了病的人疗伤。”石嫣说，“我觉得它是一种联系，土地是一种很能够吸纳的东西，你把腐烂的蔬菜什么的都放在土地里，它还能增加土壤的肥沃程度，还能生长出新的植物。健康的食品是在健康的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当你真正去种植，经历从播种到收获，成为食品的过程，包括饲养家禽牲兽，看他们成长，其实对人是重新的一种洗礼。你与自然(土地、阳光、水、动植物)接触便使你在内心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定。”

“以前，我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田野调研时，我完全是自己所希望成为的一种人，但如果回到城市中去，就有点格格不入之感。”石嫣坦言她的成长心路。

嫣是石嘉辰和耿素芬的独生女，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城市(河北保定)里，父亲在保定供电局工作，母亲退休前在化工厂工作。当年高考，石嫣报考的第一志愿就是河北农业大学，当时三农问题成为热点，曾作为下乡知青的父母对女儿的选择当然支持，他们当年就是在农村劳动时相互认识并相知结为连理的。成长中，对土地怀有深厚感情的父母会与石嫣谈起一些下乡时的事情，加工分，放电影等，这让石嫣自少就对农村和土地滋生了感情。

“现在社会里很多人都病了，包括身体和心灵，因为远离了土地(泥土)。我们想的更多的是如何从农村走出来，如何在城市中让自己的钱包更快地鼓起来。很多年轻人都想着不需付出什么，就能获得一切，这是整个社会风气推动的结果。”她还坦言对于安妮宝贝等人书写的让人越发沉溺的忧伤持有审慎的立场，“现实中其实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而我们就这样瞎忧伤”，“但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些，若自己不去讨论，不参与，似乎就不能与大家交流。因而常常会感到内心的矛盾。”去了美国之后，石嫣曾经和农场的朋友谈过两万元的包的事，大家常开玩笑说，我们干一年的钱，还赚不到一个包。在那里，石嫣发现自己并不孤独，还是有很多人与自己的想法是相同的，活得也很快乐。“你说你是一个农场的实习生，大家都非常羡慕，认为是不错的工作和选择。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活是可以成为现实的，是可以作为你一生的道路的，我们并不要改变自己太多。”

谈及将来的计划或打算。她说：“CSA肯定是我未来最主要的选择，大的方向是不变的。我看清了前方的路，也看到这条路值得我一辈子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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