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洪梅芬 档案春秋

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教师”？怎样的事情才能被称作“教育”？有一位老师曾这样解释：“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今天的教育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9月10日，在这个专属于老师们的节日，让我们走近一位优秀教师，倾听她的心声，重温她的故事，看她如何用一生去诠释“老师”两个字。

有这样一位教师——“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是她的人生格言；“胸中有书，目中有人”是她的教学风格；“爱满天下”是她一生不懈的追求。

一次交谈：一生只做教师的人

元旦过后一个寒冷的雨天，在于漪家温暖的客厅，倾听她讲教育，深被她的情怀感动与感染。

于漪说：“教师，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来，今天的教育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中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没有中国心，没有现代文明，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她还说：“师生之爱，超出亲子之爱。亲子之爱，源于血缘；师生之爱，是为仁爱。如陶行知先生所言：爱满天下。”

翻开她赠予的那本十多年前出版的专著《于漪与教育教学求索》，扉页上写着她的格言：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一场病痛：意外奠定半生基调

穿着白衬衣、蓝裤子、黑布鞋，手里拿着两本书和教案……于漪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情景。

1951年，于漪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教文化班。那天，当她看到台下的学生都是比自己年纪大的干部、战士、劳动能手时，不由得紧张起来。还没等到她回过神来，一声“老师好”，课堂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感受这些“大学生”对自己这位“小老师”如此尊敬，于漪被感动了，紧张也消除了。

然而，还没等于漪站稳讲台，她就被疾病击倒了，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病。偏偏祸不单行，胃溃疡尚未痊愈，她又患上了肝炎，与疾病展开了拉锯战。大病初愈后，她无法上课，被学校安排去图书馆，每天工作半天。于漪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三年，每天与书为伴，得以博览群书。后来，她称这三年是因祸得福。

1957年下半年，工农速成中学停止招生，向普通中学转轨。于漪大学里学的是教育，希望自己能学有所用，于是向组织提出申请。1958年，于漪如愿以偿，被调到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

当时，学校正缺历史教师，得益于在图书馆三年读了不少历史书，她义不容辞地担起了二年级六个班级的历史课教学任务。不久，学校又安排她教高二语文。接到通知，于漪一下子懵了，“我不是学中文专业的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校领导态度坚决。于漪服从安排，改教语文，并暗下决心，不辱使命。

一个问题：语文教学的大门究竟在哪儿？

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徐老师从教多年，功底厚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他平时话不多，神情严肃，大家都有点怕他。自己不是中文系科班出身，教语文于漪心里很没有底，希望能够听一堂徐老师的课，并拜他为师。但是，冬去春来，于漪始终未能如愿。

令于漪意外的是，她刚教课，徐老师就来听课了。对于课本与教案，于漪早已烂熟于心。但是此时的她，紧张得直冒汗。这节课主要是分析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里的人物形象，分析作品中的“将军”和士兵“小李”。课堂安静有序，学生认真阅读和听讲，一节课下来，于漪自认为还是比较流畅有序的。

但徐老师对这堂课的评价，却让于漪心情沉重。徐老师在肯定了板书和逻辑条理、教学语言方面的优点后，话锋一转，严肃地指出：“语文教学的大门在哪儿，你还不知道，人物形象分析是这样贴标签的吗？”

“语文教学的大门究竟在哪儿？”徐老师的这一金石之问，成为于漪教学生涯中不懈追求的动力。她写下誓言：“我要寻觅，即使路曼曼其修远兮，我也不仅要找到大门，而且还要登堂入室。”

从回忆中寻找，向心目中的老师请教。记得那位曾经教过自己语文的黄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述，把十三四岁的孩子带入了鲁迅笔下少年闰土在月下瓜田的场景中。讲着讲着，黄老师的语调深沉起来，说到中年闰土，他哽咽了，然后又调整一下站立的姿势，剖析少年闰土和中年闰土为何判若两人。当时的于漪被老师深深感动，与文中的人物同悲同喜。老师的那种眼神、手势、语调，如今想起来是那样的亲切与生动。

到传统语文教育论述中寻觅。张志公的专著《传统语文教育初探》，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等对语文教学的众多论述，于漪都认真学习，逐一推敲。

于漪还从学习语文学科基础知识入手，既进行文学积累，以中西方文学史为经线，对各民族的文学史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以各个时代代表作家及其作品为纬线，涉猎各式风格、体裁和文体；又进行语言积累，她抱着词典识字音、悟词意，从语音、语法、修辞、逻辑等方面夯实基础。

一对尺子：丈量出与优秀教师的距离

于漪为自己备了两把“尺子”，一把是量别人的长处。每次开教研会，她都会拿着本子记。她认为，每个人思考问题会有很精彩的地方。她说，“教师要学会借脑子，要博采众长，把别人所有的长处、思考问题的结晶都学过来。”

另一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于漪每一次课后都要写教后心得，每堂课都要进行反思。于漪说：“记下自己的不足，不用长篇大论，一二三四五写它几点，这样长期下来教师就掌握了教与学的规律。”

一次，学校组织师生听报告。报告结束，走出礼堂路上，于漪与学生交流报告的内容。一位学生说：“老师，这个报告好什么呀？他讲了150个‘这个’，其他我什么都没听到。”说着，他把练习簿打开给于漪看，上面画满了用来计数的“正”字。于漪的心被深深触动了。“作报告的语言尚且如此要紧，那么教学语言呢？自己有没有常讲的口头禅，影响到学生的听课效果呢？”她暗暗反省自己，决心花大力气改进自己的教学语言。

于漪认为，作为教师，先得把课上好，让学生喜欢，因此，她给自己定的教学目标就是“一清如水”，把课讲得清清楚楚。

第一次备鲁迅先生的小说《药》这一课，小说第一段开头这样写：“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华老栓忽然坐起来，擦着火柴，点上遍身油腻的灯盏，茶馆的两间屋子里，便弥漫了青白的光。”

读到“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这句时，于漪被卡住了。“着”字有四个读音，在这儿该怎么读呢？读轻声zhe，句子压不住；读第二声zháo，后面应该有个“了”，读起来更顺畅。于漪翻阅了好些资料，始终抓不到准确的读音。于漪继续查找，最后在鲁迅作品英译本中找到“all was asleep”，而不是“sleep”，于漪这才吃准读第二声zháo。

于漪备课小到为了弄清一个字的读音，大到为了讲清楚一篇文章的主旨，她往往要比别人多花几倍的时间，查找阅读作者的时代背景和生平事迹，甚至还要读上几篇、几十篇文章来佐证，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一次改革：教师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一晃几年过去了，于漪对于语文教学的门径似乎找到了些道道，但有个问题越来越让她不安：课堂上看似学习气氛很浓，但学生成绩进步并不明显，尤其是作文成绩不平衡，有的学生很少长进。有位课堂上从不发言的男同学轻轻地告诉于漪：“老师，我喜欢上语文课，您讲得很好，可惜我不会！”说完歉意地低下了头。

“教课，学生没学会，我这个教师‘合’什么‘格’？自认为讲得一清二楚，为什么学生不会呢？”于漪的心被搅动了。

她在教学心得里这样写道：“其实在教学中，学习者是第一要素，没有学习者就没有教学。”于是，她调整自己的教学目标：“胸中有书，目中有人”。“胸中有书”就是对教材要做到烂熟于心；“目中有人”就是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理解他们的接受能力、追求向往。她开始了对教学模式改革的探索实践。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于漪为自己探索总结了“望、问、听、阅”四字教学方法。“望”，是在课内课外与学生接触中察言观色；“问”，是作口头和书面的询问；“听”，是聆听学生的朗读、背诵、说话、讲演；“阅”，是批阅学生各种语文作业及其他书写材料。以此记录学生日常表现的变化。

她找到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教师讲、学生听的这种“线型往复”教学结构的弊端，即：永远有一部分学生是旁观者、旁听者。于漪清醒地立下决心：“一清如水”非改不可，改革首先“从教的立场”改为“学的立场”。

就在此时，“教育要革命”的春风吹拂，上海育才中学教育改革的经验给了于漪极大启发。她上语文课，逐渐尝试建立一种网络式、辐射型教学模式。就是将教师的教作用于全班所有的学生，而所有的学生学习信息可以即时反馈给老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相互作用，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把教师与每一个学生都组织在这样一个网络中，让每一个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一个偶然的机会，于漪的改革尝试被市教育局教研室杨质彬知道了。那是一次高中语文教师讨论教学改革的座谈会上，于漪发言引起了杨质彬的关注，会议结束时，她对于漪说：“以后我会常来听你的课，事前我不通知，你就像平时一样教就行。”

没过多久，杨质彬果然出现在于漪的课堂里。杨质彬不仅每周来几次听课，还来到教师办公室一本本地翻阅学生作文。随之，市教育局又有更多的同志去听于漪的课，其中包括市教育局一位副局长。

在全市浓郁的教学改革气氛中，年轻的于漪被推上了公开课讲台。于漪第一次在全市上公开课的课文是毛主席著作《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课上下来，学生反映良好。校领导要求于漪接着上公开课，自己的班教完了，继续借班上课。

后来，于漪的公开课越来越受关注与欢迎，走向全市10个区10个县。据不完全统计，于漪上的公开课逾2000节。1978年，于漪被评为我国第一批特级教师。

一场反思：孩子们为什么要学语文？

时间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升学考试指挥棒对语文教育的“指挥”力度越来越大，影响所及，甚至到小学低年级。面对应试教育的种种“标准化”试题，语文教育愈益“工具化”，失去了它应有的鲜活水分与生机。于漪忧心地指出，操纵这个指挥棒的是只无形的手，那就是语文教育的观念。她开始深入地思考语言与语文的文化内涵。

追根溯源，中国语文的设科早在光绪年间。当时设科的宗旨为实用，教学的方法就是训练。一百多年来，主导语文教学的一直就是工具的训练。但是于漪认为，语文教学是母语教学。母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汉语言文字包含着民族精神、民族情结、思维方法。

她在1988年发表的《素质·能力·智力》一文中写道：“语文教学根据学科的特点，须引导学生在素质、能力、智力等方面扎下深根。现代人应该是文明人，有良好的习惯，有奋发的精神，有追求真知的旺盛求知欲，有克服困难的意志与毅力。这些素质均可通过严格的语言训练进行培养……语文教学之所以能在学生素质、能力和智力方面发挥重要的培育作用，首先是由语文学科的性质决定的。”

此文，于漪明确提出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统一”的基本特点。

上世纪90年代，于漪又从“思想性”进一步深化为“人文性”。她认为，中小学语文课选的文章，不乏宇宙人生、世态人情、人生感悟，高尚的人格、思想的结晶、优美的情操，但是为什么语文课没有感动学生？“魂没有了啊！”魂是什么？于漪说：语言文学不仅仅是思想，还有道德、情操、审美，包括语言的音韵美到内涵美。

于漪教学生诵读古诗词，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解释层面，更着意表现诗词的思维方式，追求给学生以思想情怀之启迪。

于漪认为，一篇好文章，一首好诗，必然是作者情动于衷，言溢于表的产物。既然是佳作，总离不开思想深邃，感情真挚，语言优美，富于表现力等。语文教学就是要牢牢把握思想的精华，启发学生深思，带领学生走出课文，走出课堂，走向充满人文气息的广阔天地。

2018年12月18日，于漪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得“基础教育改革的优秀教师代表”称号。2019年9月29日，她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也是基础教育领域唯一的获奖者。

一生挑战：她就是“教师”

1985年，于漪被任命为第二师范学校校长。她面对的挑战不仅仅是角色的转换，而是接手一个“百废待兴”的乱摊子，教学秩序极不正常。“师范学校，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基础教育的教师，这种状况不改善，何谈提高教学质量？”想到师范学校的责任，于漪心急如焚。治理乱校，她首先抓住育人。

“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于漪常说，师范生的合格与否不是某个人的事，而是会影响一大批孩子的成长。因此，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合格的“格”不是依据教师的主观意愿，感情好恶。育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教师是学校的第一财富，于漪着力抓青年教师培养。她在繁忙的行政管理事务中挤出大部分时间去听青年教师的课，听后分析讨论，帮助他们专业发展。

学校有一位从外区调来的语文老师，专攻书法。然而，学校不缺乏教毛笔字、书法好的教师。学校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培养书法家，而是需要培养写一手规范、美观板书的小学教师。于漪和这位教师商量，开辟一条硬笔书法的新途径，研究书写规律，在短短的几年内，让师范生通过一定的训练，写一手规范的粉笔字。

60多年的教师生涯，于漪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带教了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

1991年，当时还在江西工作的程红兵给于漪写了封求教信。“于老师是中国中学语言教学名家”，写的时候程红兵有几分忐忑。没想到，没多久就收到了于老师的回信，这让他激动不已，至今都记得于老师对自己的殷切勉励。

1995年，程红兵从江西调上海工作，于漪知道后，托人捎信给他，“请到我家来坐坐”。激动兴奋之余，程红兵又担心起来，平生不善言谈，见到名人生怕遇无话之尴尬。令程红兵没想到的是，于漪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在讨论语文教学的相关问题时，于漪耐心细致娓娓道来，还不时地问：“你看呢？你怎么想？”

程红兵成为于漪的关门弟子后，于漪遇到重要的教研活动都会带上程红兵，提供学习与锻炼的机会。1996年，35岁的程红兵成为上海市最年轻的特级教师。

于漪认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教育的成长需要做强教师的团队。为此，她甘当青年教师的垫脚石。

1983年元旦刚过，于漪带教的李熹要为全区初一语文教师分析课文《听潮》。突然患病住院的于漪知道后，特意让儿子为李熹送去一张纸条和一份《听潮》材料。她告诉李熹，选入教材的《听潮》已对原文作了删改，主题也与原文不同，希望按教材内容对教师进行辅导。几十年过去了，李熹一直珍藏着于漪的这张纸条。

如今，92岁高龄的于漪始终没有停止对教育的探索，竭尽全力地关注中国教育的变化和发展。她说：“如果下辈子还叫我选择职业，我仍然选择这永远光辉灿烂、青枝绿叶的教育事业。”

杂志编辑：李红

新媒体编辑：一茶、陆闻天

排版：一茶

原标题：《“只愿来生还做教师”：她用一辈子诠释“老师”两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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