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校名因何而来，历史上有什么变化，也许并非人人都能知道。其实，南开初创之时，并不称为南开，而是几易其名的。

大家知道，南开学校源自严氏家馆。1898年天津学界耆宿严修(字范孙)礼聘刚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来家馆教授其子侄西学，尽管当时的严氏家馆并未改变中国的传统教育模式，但严馆内学生可以领略西学知识，确实开了近代天津、乃至中国新式教育的先河。从历史角度看，位于天津西北城角文昌宫以西的严氏宅邸确为日后南开学校的发祥地。

张伯苓执鞭严氏家馆后，其新颖的教育方法和实用的教育内容逐渐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1901年天津著名商业“八大家”之“益德王”(王奎章、王益孙父子)家，也聘请张伯苓任教。当日严馆、王馆有学生十余人，张伯苓上午授课于严馆，下午授课于王馆，用他自己的话讲那一段时期是“南开之胚胎时期”。

1904年初，在天津主持“新政”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委严修以直隶学校司督办一职，授其擘画新式教育。同年8月，严修、张伯苓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后，即将严氏家馆和王益孙家馆合并，招收新生，并于当年10月17日正式成立中学。校舍仍在严宅偏院，当时校名初称“私立中学堂”，学校建筑费用、用具费用，以及常年经费分别由严王两家捐助。张伯苓出任学堂监督，学校除监督、教员领取薪金外，其余均为义务。一个学期过后，学校各项工作渐渐步入正轨，是年冬，校名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1905年年终，学校再次更名为“私立第一中学堂”，至此学校三易其名。

1906年天津邑绅郑菊如以天津西南水闸旁空地十余亩捐助学校，因此地位于德国人汉纳根(Hanneken)开设的大广地皮公司界内，起初德人不肯相让。后经张伯苓与其几经交涉，遂将郑氏所捐之地换成电车公司旁边一块空地；这片地位于天津城西南的开洼地带，向有“南开洼”之称。经过这一番周折后，学校在此起建校舍。1907年秋，由严宅迁入新校舍，学校因所在地名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这是学校称“南开”之始。学校迁到新校址后，校舍得到扩充，生员增加，私人捐助也有所提高，学校继续扩充发展。

令人感兴趣的是，一向以私立名校著称的南开学校亦曾一度改称公立。1911年前后，由于当时政权更易，使得学校的私人捐助锐减，学校日常开支难于维持。鉴于南开学校经费紧张的困状，当时的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将天津客籍学堂、长芦中学堂归并南开，并将客籍学堂经费每年2800余元、长芦中学堂经费每年银8000两归南开支用；此时幸得公款维持的南开学校，遂校名改为“公立南开中学堂”。不过，南开这段公立时期并不很长。民国后，政治和社会秩序渐趋稳定，南开所获私人捐助再次得以增加，学校发展加快。到1917年，“中学日形发达，学生满千人”，南开学校从此进入了发展时期。1918年张伯苓赴美考察大学教育，1919年严修、张伯苓等人筹建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成立后，张伯苓等人又先后于1923年成立南开女中，1928年设立南开小学，1936年创办重庆南渝中学(1938年改称重庆南开中学)。到新中国成立前，南开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完整的系列学府，包括大学部、中学部、小学部，分布于天津、重庆等地，各部都是南开“大家庭”中的一员，都为南开教育创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文选自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编《最忆是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作者 王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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