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派Daily 原创

作者 | 杨成纯

主编 | 栾鹤

日前，欧盟理事会就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相关规则达成协议，将基于碳含量向进口商品征税，计划明年启动实施，2026年全面执行，这将是全球首个“碳关税”。

据了解，CBAM实际上并非欧盟“首创”，在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之初，其就是各方讨论的议题之一。该机制是指在国内实施严格的气候政策基础上，要求进口或出口的高碳产品缴纳或退还相应的税费或碳配额。

欧盟推行碳关税的目的是什么？

“一方面，是作为解决碳泄露问题的工作，助力实现欧盟气候减排目标；另一方面，通过这样的机制，把欧盟本地及进口商品拉到同一碳排的基础上，进而再进行商业竞争。”港华智慧能源有限公司(01083.HK)高级副总裁张劲柏博士对极派Daily表示。

01

碳关税：贸易保护绿色壁垒争议

“从诞生开始，针对CBAM的讨论和争辩就不绝于耳，甚至被很多机构或者媒体认为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 张劲柏说。

欧盟委员会经济复苏计划建议此前指出，实施CBAM每年将为欧盟带来50亿-140亿欧元的额外收入。

碳关税的税基是碳排放量，CBAM按照国际惯例，按化石燃料消耗量折算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计税依据。

据了解，CBAM的实施将开始于水泥、钢铁、化肥、铝业、电力等领域，2023年，将会有更多行业被纳入这一体系，欧盟规定各成员国的进口商必须申报其进口商品的碳排放量。

到2026年，CBAM若全面运行，欧盟各国的进口商必须每年申报上一年度进口的具体商品数量及碳排放量，欧盟将综合以申报数量来调整CBAM证书的购买和发放。

“碳关税”对中国出口企业将有哪些影响？

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称，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制造可能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可能因此下滑21%。

张劲柏分析，“对于外贸出口型企业来说，这必然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削弱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出口量有可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这将倒逼中国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强低碳技术的攻关，尽可能降低“碳关税”等“碳壁垒”带来的影响。

另一个途径是打造零碳产业园区，借助零碳产业园这一双碳转型的实践“基点”，培育绿色新工业体系，提高中国产品突破未来碳关税壁垒的绿色竞争力。

截至2021年底，港华智慧能源在内地布局逾110个再生能源项目，落实发展32个零碳智慧园区。港华智慧能源的母公司是中华煤气集团（00003.HK），今年是其成立160周年，是香港最大公共事业型企业；港华智慧能源即为其内地业务运行实体，是全国五大城市燃气企业之一。

02

碳足迹：阿喀琉斯之踵

除了即将来临的碳关税， 张劲柏认为，“以碳足迹为例，欧盟的碳足迹标准，已严重影响中国优势产业的出口，包括高科技能源行业。”

碳足迹是指某个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各种温室气体排放，从原材料到生产（或提供服务）、分销、使用和处置/再生利用等所有阶段的碳排放。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关于碳足迹的两会提案，第一条就是“加快我国电池碳足迹方法论研究。同时与欧盟积极沟通，建立合作交流机制，推动中欧电池产品碳足迹方法论的协调与互认。”

窘境是，碳足迹的诸多标准，都是欧盟“一言堂”，但主要生产又在中国，尤其是光伏和动力电池领域。光伏行业，中国占到全球产能的70%，动力电池占到45%。

“运动员”实力出众，“裁判权”却旁落。2020年12月，欧盟出台电池法规草案，规定所有进入欧盟市场的电池都必须公开其碳足迹信息，并进行碳足迹分级，对碳足迹较高的电池实施准入限制。

据了解，中国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国家碳足迹数据库，电力排放因子更是全线采用欧盟数据。在欧盟数据库中，我国电力排放因子高达1155g/kwh，远高于美国的736、英国的673、德国的666和韩国的629。

“仅此一项数据，就使得中国几乎所有相关产品在出口欧盟的竞争中受到负面的影响”，张劲柏说道：“欧盟因此对我国产品强制叠加多重碳税，形成绿色壁垒，而欧盟又是我国光伏组件，储能电池重要的海外出口市场，这导致我国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

中国的电力排放因子真的高到如此离谱吗？实际上，如果按华中或南方电网的排放数据，那数据和欧美是不相上下的。但欧盟规则，是按全国整体排放来计算，我国区域跨度大，不同区域电力水平较为参差，只能无奈吃亏——产品如此优秀，却让小小的电力排放因子成为了阿喀琉斯之踵。

不止是碳足迹，国际间碳排放互认、国际碳信用开发等方面，我国出口产品，都面临着类似风险。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哑巴亏”，就要改变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参考他人标准的思维方式，在碳相关的规则制定权上，一争高下。

目前，在太阳能，电网、输配电等领域，中国在规则制定上话语权正在不断增强，加之强大的产品实力做后盾，制定出更加中国的碳标准。

03

碳交易：现实之选

碳关税的本质就是碳税，碳税也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一种市场化碳减排手段，通过增加碳排放成本，倒逼高碳企业使用更多清洁能源，主动减排。

碳税主要针对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行业，诸如煤电、石化化工、钢铁等。与我国正在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一样，二者均是重要的碳减排工具。

碳交易市场是企业减排、提高生态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中国碳交易市场由碳排放配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和金融工具组成。

碳配额，是政府依照不同行业的现状和标准，制定出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上限，再授权或出售给企业，有限额规定的排放许可证。在规定期限内，企业排放超出许可上限，就要在碳交易市场上购买排放配额；反之，可出售多余配额。

碳排放交易从2011年开始在北京、上海等地试点交易，2021年7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CCETE）正式成立，交易中心在上海，登记中心为武汉，交易方式包括挂牌协议转让、大宗协议转让以及单向竞价。

“截止2022年4月1日 ，全国碳配额累计成交总量为1.9亿吨，总额达82.1亿元”，张劲柏介绍道。

据了解，虽然全国碳市场将逐步纳入更多行业，但从当前设定来看，年度排放达到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合能耗1万吨标准煤以上的企业才进入。

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对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CCER的来源主要包括：新能源（水电、光伏、风电等等）、林业碳汇，以及甲烷利用。

相比碳配额交易需要在不同企业之间流动，CCER则是企业在内部进行自我抵消。这两者，一内一外，共同构成了整体减排的基础。

2012年，CCER项目开始被纳入碳交易体系，但在2017年3月后关闭了交易。张劲柏认为暂停开放的主要原因在于：签发量过大，造成“通胀”，导致交易价格被压低，对减少碳排放的约束力下降。

直到2020 年 12 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试行）》才明确将 CCER重新纳入碳交易市场。

相比较为完善的CCER和碳配额，我国的碳交易金融工具还处在萌芽阶段。

张劲柏介绍，在相对成熟的欧洲碳市场中，广泛被使用的金融产品包括碳质押、碳期货、碳期权和谈掉期等等，这对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多样化以及稳定性有重要辅助作用。

例如福建三明市去年推出的“碳票”，就带有强烈的金融工具属性。购买碳票的企业可以用碳票来抵押贷款。这让碳资产的应用空间进一步拓展。

绿电交易也是未来重点交易方向之一。企业通过电力交易的方式购买新能源电量。“绿电认证”，将对其产品和企业形象带来质的提升 。”

*题图及配图来源于视觉中国，人物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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