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文献，沉浸于有关制度演变路径依赖说的争论之中，颇觉有趣。现择其要点，与学界同仁共享。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概念源于技术工程领域，但从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将其引入经济制度演变分析后，便迅速走红，至今已扩散至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等领域，成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制度演变的重要工具。    不同学派对路径依赖有不同的诠释，但其最普适、最一般的含义是说，在一个时间上依次发生的事件序列中，发生于较早时点上的事件对发生于较晚时点上的事件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而先前时点上的偶然事件往往能决定整个事件系列的演变轨迹和基本特征。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历史至关紧要。”    制度演变中的路径依赖性一旦得到广泛认可，在经济发展和制度研究领域中流行的各种“趋同论”（convergence）便开始受到挑战。    例如，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经济增长水平或增长速度趋同论认为，因要素边际收益率递减律的作用，较发达经济体的整体增长速度将趋于减慢，而不发达经济体则会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而经过一定时间后，落后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增长水平上的差距将趋于收敛。但在经验研究中，这一假说未得到具有普遍性的证明。且世界上发达经济体与不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差距也未见普遍缩小，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没能为普遍的、必然的增长水平趋同说提供足够的证据。    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演变路径依赖说则对此现象提供了理论解释。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社会制度的设置和安排是否有助于经济增长，对一个经济体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而那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经济体所以长期落后，往往是因其制度体系中存在着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且长期难以克服。道格拉斯•诺斯在199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就提到，因各国初始条件不同，发展速度各异，一般说来，欠发达国家很难赶上发达国家。    关于经济体制趋同与否的争论也很热闹。早在八十年代就有学者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体制已呈现出“混合经济”的特征，因而不同制度体系中的经济体正在体制上趋同。但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引发了对各国制度特殊性和多样性的关注。人们发现，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而持久的制度差异，即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体制差异，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有着明显的国别特征。为此，相关文献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多样性”（the  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说法。    在企业制度领域，围绕趋同假说的讨论一样引人入胜。如《公司治理：趋同与存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就展现了法学家们围绕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是否趋同的意见交锋。该书第一章开宗明义，以“公司法历史的终结”为题，论证各国的公司治理制度将收敛于以股东利益为中心的模式。导致一些学者得出这类结论的主要根据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将迫使各国企业采用最具效率优势的制度，做不到这一点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出局。但更多的研究者对此存疑。如哈佛法学院的David  Charny教授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及其后果并非单调、线性地指向效率的不断提高，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因素会使竞争的后果变得不确定。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仍可能长期维持低效率制度。哥伦比亚法学院的Curtis  J.  Milhaupt教授也认为，尽管经济全球化可能促使各国企业选择高效率的公司治理模式，但公司治理结构的形成是一种政治性过程。在不同国家里，不同利益集团对公司制度的政治影响力相差很大，因而各国政治决策系统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会各有侧重，世界上的公司治理制度很难趋同。    总的来看，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制度多样性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无视路径依赖性的、缺乏历史惯性视角的制度分析已不再具有理论影响力。    关于制度演变过程所以具有路径依赖性的原因，一般认为有四方面的因素，即“递增回报”、“自我增强”、“正反馈”和“锁定”。“递增回报”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被采用得越多，它所能带来的益处就越大；“自我增强”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本身会带出一批与其互补并增强其作用的行为或因素，而这又会进一步延续和强化该种行为或选择；“正反馈”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的后果会使更多的主体更多地接受这种行为或选择；至于“锁定”则主要是指某种行为或选择一旦被采用，再要想转换为其他行为或选择，将面临高昂的代价。    但问题并未就此完结。路径依赖说的兴起也给制度演变分析带来了新的理论挑战。澳大利亚政治学家Ian  Greener在《政治学》2005年2月号上撰文批评说：“如果历史很重要，那么变革怎么会发生，人类社会怎么打破历史惯性？”美国学者Marc  Schneiberg在2007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指出，路径依赖论在方法上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路径依赖是制度演变中的主要决定因素，制度轨迹的根本转变如何可能？但如果肯定制度轨迹会发生根本转变，则路径依赖说的理论重要性就要大打折扣。    这的确点到了路径依赖概念的一大缺陷，即路径依赖说只强调初始条件或早期因素对后续制度轨迹的决定性影响，因而带有过强的历史决定论倾向。机械地诉诸路径依赖说，无法解释重大的制度转变和新路径的产生。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制度及其演变轨迹的根本转变并不罕见。尤其是，在九十年代的极短时间里，东中欧一批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便从社会主义模式激变为资本主义模式，似乎很难仅靠路径依赖说来圆满解释。    这样的问题意识推动着研究者们超越单纯历史视角，关注起路径转换（path  changing）和路径创造（path  generation）来，由此也产生了一批新颖的制度演变解说。2005年，德国学者Bernhard  Ebbinghaus在一篇题为“路径依赖能解释制度变迁吗？”的论文中认为，“过去塑造未来”（the  past  shapes  the  future）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踩踏路径’（trodden  path）方式，另一种是‘分岔路径’（branching  pathways）方式。前一类路径的形成毫无计划，是某种行为在大量个体中自发扩散和重复的结果；而后一类路径的形成要依赖行为主体在关键时点从若干不同可用路径中做出的选择。Bernhard  Ebbinghaus认为，基于第一种路径形成说的分析，决定论倾向过强，无法解释复杂的制度变迁；基于第二种路径形成说的分析，相当灵活，适于分析各种形式的制度演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Paul  Pierson的阐述更形象。他认为，所谓路径依赖，如同爬树，上树者在攀援过程中会遇到许多不同的枝干和分枝；他虽然可以从一个枝干转到另一个枝干上去，但这样做的代价很高。因而一般情况下，上树者会沿着其一开始选择的那个枝干顺势攀援，并不轻易转换枝干。    可以看出，这样的路径转换说并不否定先前的路径选择对后续路径的重要影响，但它将行为主体在制度形成或制度演变过程中的选择活动纳入了理论框架。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制度演变轨迹不再仅仅受制于历史惯性，它同时也要受行为主体理性选择的影响。由此而来，机械的历史决定论得到克服，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成为制度演变过程中符合理论逻辑的必然特征。即使已经稳固下来的制度体系或制度路径，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发生难以预料的重大转变。    而美国社会学家Marc  Schneiberg发表于2007年的一篇论文则提出了一种更独特的制度演变假说。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和制度路径中，除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体系和路径外，还会混杂着各种异质的另类制度碎片或元素。这些非主流的制度碎片或元素由历史上未赢得主导地位的制度模式或演变路径残留下来。它们对主流制度路径或主导制度体系来讲，是杂质，毫无用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异质的制度碎片却可能成为构建新制度或新路径的资源和“建筑砌块”。由于不同社会的历史不同，其制度系统中内含的另类制度碎片也就不同，从而不同社会在面临内外冲击时基于历史遗留物所做出的制度反应也会差异很大。因此，Marc  Schneiberg指出，这里显然存在着路径依赖性，但这种路径依赖性不是指延续和巩固既有的主导制度路径，而是指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另类制度元素或制度碎片，经过新条件下的某种复兴、重组或改造，形成取代既有主导制度的新制度。Marc  Schneiberg称这一制度演变理论为“关于制度变迁和新路径创立的‘构成型另类选项’说”（a  ‘structured  alternatives’  perspective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new  path  creation）。Marc  Schneiberg强调，基于这样的理论框架，制度变迁和新路径的形成可以出自多重动力和源泉，历史惯性、内生嬗变、外源冲击和制度移植等等，都可能左右制度演变的未来轨迹。    而Marie-Laure  Djelic和Sigrid  Quack发表于《理论与社会》2007年4月号上的“克服路径依赖：开放系统中的路径创造”一文还进一步提出，各国的制度系统正日趋开放并相互影响，因而在研究制度演变和路径创新时，应从开放系统的角度关注跨国制度框架内国别性路径转换与跨国性路径创新之间的共演化互动关系（co-evolutionary  interaction  between  national  path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national  path  creation）。    可以看出，在这些新的制度演变分析框架中，历史仍然至关重要，但已不是唯一因素。这类制度变迁解释将行为主体的理性选择纳入了分析，从而有可能将制度演变过程当作一个政治过程来处理。这样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对东中欧国家中制度转型机制的分析和阐释。如两位德国学者（Jürgen  Beyer  and  Jan  Wielgohs）在2001年的一篇论文（On  the  Limits  of  Path  Dependency  Approaches  for  Explaining  Postsocialist  Institution  Building）中指出，东中欧各国在转型上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很相似，但它们采用的转型战略却相差很大，这说明各国政治领导层在改革中做出了不同的战略选择。但这种战略差异并不都源于意识形态立场或政治倾向，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靠“新自由主义”设计蓝图来导入市场经济制度的。在这些国家里，可供决策者挑选的制度选项或战略手段均上承各国的历史遗产——各国在社会主义时代和前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路径。因此，这些国家中的新制度建设并非制度真空中的独创,而是对多种既有制度元素的拼凑、改造和重组。它们更类似于某种适应性调整，而不是建筑学意义上的新建。就此而言，东中欧各国的制度转型体现了路径依赖性，但这种路径依赖并不表现为原制度路径的延续，而表现为历史上的制度遗产对新制度建设或新路径选择所施加的制约。而新的制度路径一旦成形，可供制度选择的政治“窗口期”就随之消失。由此，已定位的路径将趋于持续，并左右后续改革阶段的趋向和成效。    所谓制度路径，其实是指制度的演变轨迹。若制度不变，固执于一点，则无制度路径可言。从路径依赖说到路径转换或路径创造说的发展，不是否定历史惯性对制度演变的重要性，而是刷新了对历史因素如何影响制度演变过程的认识。这种认识深化是当代社会科学各领域交互影响和彼此渗透的结果。    制度及其演变高度复杂，相应的理论也必然是复杂的。单因素的、一根筋的决定论因果解释难以服人。白马非马，普适天下的制度只存在于书本中，现实中的制度形态无不具有国别特征。历史无从割裂，无中生不出有来，实际存在的制度都是其先前史上制度的衍生。制度源于人类理性，人本身复杂而多变，制度也必然常变常新。总之，凡制度演变，都是历史惯性、环境约束和人类理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尊重历史，认清环境，顺应时代，果敢、谨慎地调整和变革不利的制度以增进人类福利，应是每一代人都能争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