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至2001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大潮，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在这一背景下迅速发展，其海外传播也进入新时期。在译介选材方面，随着译者自主选择权的扩大，这一时期的选材内容相比于前一时期更加丰富。“改革”和“开放”主题更是成为向外译介的主旋律。在译介主体方面，国内翻译教育水平的提升促进了翻译力量的壮大，国外也涌现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和蓝诗玲（Julia Lovell）等致力于翻译中国文学的汉学家，他们将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海外，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扮演了媒介角色。

2002年至今，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迎来了繁荣期，选材上体现出多样性和经典性的特点，不少经典文学作品获得翻译或重译，科幻小说在被译介的同时呈现出影视化的趋势，网络小说也通过各类在线阅读平台进入了英语世界读者的视野。译介主体日益丰富，国家机构、海内外民间翻译力量和数字媒体时代下逐渐成熟的众包翻译团队共同发力。随着译介规模不断扩大，体裁类型日益多样化，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受到英语读者的热捧，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探察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译介的国内外影响因素，不仅要关注国内官方组织、出版机构、外宣活动、译者和作者所充当的赞助人角色，还要分析国际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翻译和传播的形式和规模，同时也要讨论国外汉学家如何参与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海外主流媒体如何推介和报道中国文学作品、海外读者认知的变化如何影响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从而厘清国内外官方、社会和个人与中国当代文学翻译和传播的关系。

在新时期，国家政策的支持有力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和二十大对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作了重要论述；国内官方组织推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已与多家国外出版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签订了翻译出版协议；“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也推动了图书翻译，为作者、译者和出版社提供了合作与交流的平台。

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也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与传播。由于国外对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增强、主流媒体报道增多、译者队伍不断扩大，国外读者有机会了解更多中国文化，促使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度逐渐提升。同时，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国际传播环境和条件。

探索不同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与传播的规律，可以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和译介途径入手，梳理作者、译者、原作、译作、出版社、杂志期刊等信息，分析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主要参与者、重要内容和传播途径。

译介主体指赞助人、出版机构和译者等翻译发起人。政府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的重要赞助人，目前来看，国家推动的译介依然是我国对外推广中国文学的主要模式。“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等，在助力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方面，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同时，不同性质的出版机构和译者群也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中国政府资助出版的不少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效果并不理想，需平衡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需求，充分考虑跨文化的文学翻译与传播机制，在文本选择、译者筛选、翻译质量把控和译本传播媒介筛选等层面把好关。

译介内容涉及“译什么”的问题。在以翻译为中介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对目标语社会与源语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诗学、阅读期待和审美需求等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科学筛选译介内容。因此，全面整理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作品、作者信息和原作信息，探明其不同历史时期译介内容的特征与规律，对于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规律具有战略意义。

译介途径是翻译作品走向目标读者的媒介组织和信息载体，是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中国网络文学借助多样化的媒介对外传播，则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新兴译介途径的代表。

在此背景下，搜集国内外涉及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的出版社、杂志期刊、主流媒体和其他译介途径等相关信息，进行精细化分类，探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的过程性变化，对于探索中国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途径具有推动作用。

从左至右：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蓝诗玲（Julia Lovell）

二、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模式与策略

从译出、译入和数字化三个不同的视角切入，有助于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模式与策略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

开展翻译活动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目前国内的对外译介活动大多受官方资助。大部分作家的作品由国内出版社出版，小部分作品由国外出版社出版或者中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如中国知名作家雪漠，虽然已有多部作品被英译，但这些作品大多由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已推出“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2010）及“少数民族作家海外推广计划”（2012）等重要项目，支持中国文学外译。因此，国家政策支持下的“译出行为”需进一步探索，有必要挖掘中国政府支持和资助出版的外译活动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译出行为面临的困境和机遇，探讨译本筛选机制、翻译过程、翻译主体和翻译文本海外传播渠道，促进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

中国当代文学需向主动译出转变。译出行为指“由中国政府、相关机构或译者主导主动进行的中译外行为”，旨在传播自身的优秀文化，与他者开展文化交流，实现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2] 译出行为与译入行为有本质区别。中国的译出行为有着自身的生产、传播和流通方式，是“中国选择”和“中国阐释”的具体表现。然而，“建立在千百年来以引进、译入外来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基础上的译学理念却很难有效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的行为和实践”[3]。

根据翻译发起人的不同，可将中国文学的翻译模式分为学术翻译、商业翻译、出于政治动机的翻译及个人翻译[4], 也可分为学术出版模式、资助出版模式与商业出版模式[5]。也有学者根据译者群体来划分，将中国文学海外译介模式分为本土译介、海外华人译介和汉学家译介。[6] 就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而言，“译入”视角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主体模式包括海外华人译介和国外汉学家译介。

1949年至今，随着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活跃程度的增强，中国当代文学也越来越多地活跃于世界文学空间。但以海外译者为主体、海外出版社自主选择译介内容的译介模式，仍存在一定不足。海外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极有可能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诠释不足或过度诠释，而海外出版社的翻译选材偏重于关照目标语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因此，有必要同时对“译入”模式和“译出”模式相关的各要素进行深入比较研究，系统揭示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成功与否背后的原因。

此外，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呈现数字化特征。传播学家拉斯韦尔认为成功的传播方式应该包括传播主体（Communicator）、传播信息（Message）、传播媒介（Medium）、传播受众（Receiver）和传播效果（Effect）。[7] 在翻译研究中，该五要素可分别对应为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大要素。目前，虽然已有学者探讨了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众包翻译的技术架构[8]、 翻译过程与产物[9] 和翻译模式[10]， 但是鲜有学者对数字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模式展开研究。鉴于此，今后的研究可从数字化视角出发，讨论其对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的影响，厘清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新形势，以建设符合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多模态资源传播平台。

《猫城记》

Cat Country : A Satirical Novel of China in the 1930s

Lao S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0

三、评析中国当代文学的译者类型与翻译模式

译者及翻译模式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翻译研究从规约性研究转向描写性研究，以及“文化转向”的深化，译文附属于原文的情况得到改变，译文及译者的重要性逐渐凸显。翻译史三要素为翻译家、译作和翻译事件，翻译史研究应该“以人为本”。[11] 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理应充分认识到译者的重要性，更加重视翻译家研究。

深入分析不同译者类型之间的差异，有利于更好地构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译者体系，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其一，对国内成功的翻译家或华人翻译家进行研究，如林语堂、王际真等。他们具有国内和国外的双重生活经验，对两国语言的表达方式、文化背景、思维方式都有深入接触。通过分析他们的社会轨迹，研读其译本可探索其翻译策略背后的原因。其二，对海外著名的翻译家及其译作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探究不同译者的翻译意图、文本解读、翻译观念、翻译策略等内因，同时也关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从意识形态、翻译出版商、赞助者等角度进行挖掘。其三，开展类型文学译者的专题研究，例如密歇根大学出版的老舍科幻小说《猫城记》英译本、刘慈欣的《三体》英译本受到海外读者的关注，有必要探究特定文学类型的译者的作品选择与翻译策略。

与此同时，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译者风格与译作接受也值得关注。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将增强国家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目标，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对外发展交流的重点，国家机构再次掀起中国文学译介热潮。中国作家和作品在西方世界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如莫言及其魔幻现实小说、残雪及其先锋派小说、麦家及其谍战文学、刘慈欣及其科幻文学、金庸及其武侠小说等。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数量的增长以及接受度的逐渐上升得益于译者对源文本的深度理解、以及对两种语言和文化的成功转化。

考察不同类型译者群体或个人的译者风格有利于揭示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主体模式的优点和不足，为译介主体模式研究提供有益启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所涉及的译者类型主要可以分为四种：中国本土译者、海外华人译者、海外译者及中外合作译者。具体来说，可通过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分别从不同类型译者的翻译选材、翻译策略、翻译思想等维度，以历时、动态的多维视角对其翻译风格进行审视和描写。利用大数据时代的语料库对译者风格和翻译策略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和“相关性”研究，对比同一源文本的不同类型译者的英译本，考察不同译者类型的翻译风格。除了基于大量文本的统计数据，还需回归具体文本，进行个案分析，结合译者翻译生涯和文本内外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互动解读。利用翻译社会学的译者惯习视角考察译者的社会轨迹，对不同类型的译者风格成因进行深入分析，探究和解释译者行为背后的成因。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Anthony Pym

Routledge

2014

四、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

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整体上是循序渐进的。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大量引进外国文学，读者得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然而，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学却知之甚少，其主流文学市场难觅中国文学作品的身影。加之西方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长期掌握国际舆论话语权，其价值观和强势文化理念对外传播，海外各国对我国的文化认知普遍存在先入为主的偏差，导致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并未充分转化成文化软实力。

改革开放后，国家推出“熊猫丛书”计划，主动将中国文学作品译介至海外，但所取得的海外声誉却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丛书的译者大多为中国本土译者，对英美文化和海外读者的阅读趣味的理解有所欠缺，加之国外读者戴着有色眼镜阅读，认为中国译者受到国家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并未将作品原本面貌呈现出来，不是海外读者真正想了解的中国，因此，这种主动译介的效果不太理想。1980年后，海外译者的主动译介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传播的主力军。

2000年以后，在国家各种传播工程的助力下，大批优秀中国文学作品被推广至全球多个国家，覆盖五六十个语种。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效果逐步得到提升，成功塑造了中国文学的崭新形象，进而通过文学这一媒介构建国家形象，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影响力与关注度。同时，民间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组织作为大众传播主体，通过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进一步传播。而海外汉学家的加入，使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蔚为大观，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渐趋佳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海外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中国作家的作品，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刘慈欣、残雪、阎连科和阿来等。从语种数量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语种保持增加趋势。其中，英、法、德相对占比较高，这是由于欧洲及北美经济较发达，文化体系与文学发展传统较为完善。而日、俄、韩等译介语种的出现则是出于地缘亲近性，各邻国与中国保持良好的文化交流与联系，形成共享文化圈。

文学作品海外译介语种的增加、作家的海外获奖为中国文学赢得了国际声誉，提升了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各国的关注度。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不同作家的作品或者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具有差异性。例如，麦家的《解密》英译本出版后，在海外迅速走红，销售业绩惊人，获得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12] 刘慈欣的《三体》英译本斩获了具有科幻文学界奥斯卡之称的“雨果奖”，登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同时也开创了有史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译作馆藏数量最多的历史记录，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13]相比之下，大多数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接受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国外的馆藏量和读者阅读量并不乐观，其关注者也多为高校学者和科研人员，似乎并未进入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通读者中。其中亚马逊网站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译本销量仍较低，读者评价网站Goodreads关于中国文学作品的评论也为数不多，这与国内繁荣的文学市场形成鲜明反差。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这既与文学作品的外译模式、跨文化认同、译介渠道、海外市场宣传等因素相关，也与海外读者的阅读接受和审美需求密不可分。

中国文学出版社“熊猫丛书”部分书影

五、中国当代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的提升路径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国家推出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一定成效，民间力量也促进了文学作品“走出去”。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传播业已形成相当规模，但尚未真正融入海外各国的文学系统。要实现中国文学作品有效地“走进去”，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首先，就译介主体与译介内容而言，中国当代文学译介，需要作者和译者的共同努力。海外汉学家的加入使中国文学“走出去”呈迅速发展态势，然而能够从事汉译外的外国译者数量并不多，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化可能存在理解偏差，中国本土译介模式有其自身缺陷。两种译介模式都存在不足，较为理想的方式为中外合作译介模式，以西方汉学家为译介主体，中国本土译者辅助的形式，取长补短，形成合力，可发挥最大优势。

其次，在译介受众方面，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需重视读者的阅读兴趣与审美偏好。通过检索WORLDCAT、Index Translationum、Lexis Nexis和Translation Data等权威数据库，同时结合海外各国国家图书馆及出版社馆藏图书进行调研，摸清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及译本的馆藏量，构建面向海外各国的中国当代文学英译表，汇总、整理并完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英语译本语料库，针对译作进行宏微观对比，分析汉英语言特点，可提升研究高度，拓展研究广度；利用问卷调查、田野调查等方法探究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作品在英语国家的接受情况（购买、借阅、评论、引用等），对中国当代文学传播路径、传播特征、受众评价及反馈进行轨迹式循环模式分析研究，促进中国当代文学在创作上、传播上更好地适应国际环境，实现有效传播。

再次，在译介途径方面，需同时开拓多媒介渠道。海外出版商可与中国作家和译者进行合作，首先由译者进行翻译，译本在各个国家出版后，可充分利用网络、电视和数字媒体等媒介进行推广宣传，也可举办图书博览会、书品展、分享会等与读者进行交流。例如，张艺谋根据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而成的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意大利“大卫奖”最佳外语片奖等奖项，这种电影“文学资本”既推动着中国影视业发展，也极大地带动了当代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

最后，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与有效“走进去”仍需官方机构的大力支持与引导。具体而言，可从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方式和传播路径等方面入手，充分调动政府、民间组织、媒体等国内外各方力量，探究融合多维力量的文学作品外译模式，形成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合力，通过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传播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

《文学中的模糊语言与翻译

——以〈达•芬奇密码〉中英文本比较研究为例》

邵璐

商务印书馆

2011

注 释

[1] 参见何明星：《前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文图书出版发行编年史（1949-1976）》（上），学习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刘洪涛：《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回顾与前瞻》，《南方文坛》2021年第2期。

[2] 参见许多、许钧：《中国典籍对外传播中的“译出行为”及批评探索——兼评〈杨宪益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19年第5期。

[3] 参见谢天振：《新时代语境期待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中国翻译》2012年第1期。

[4] Bonnie S. McDougall. 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 . 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1.

[5] 参见季进、王晓伟：《论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可能与未来——以贾平凹〈高兴〉的英译本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6] 参见吕敏宏：《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小说评论》2011年第5期。

[7] Harold D. Lasswell.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 New York: Institute for Religious and Social Studies, 1948.

[8] 参见邵璐：《人工智能驱动下的众包翻译技术架构展望》，《中国翻译》2019年第4期。

[9] 参见邵璐、曹艺馨：《语篇·非语篇·言资源：众包翻译的过程与产物》，《外国语》2020年第3期。

[10] 参见胡安江：《数字化时代的“众包”翻译模式及其相关问题探讨》，《外语教学》2017年第3期。

[11] Pym, Anthony: 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12] 参见朱振武：《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13] 参见吴赟、何敏：《〈三体〉在美国的译介之旅：语境、主体与策略》，《外国语》2019年第1期。

《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6期｜目录

名家三棱镜·黄咏梅

黄咏梅｜拍案，惊奇还是叫好？

张燕玲｜偏偏喜欢你：人与文的人间烟火——黄咏梅印象

荆亚平｜小说的“后视”法与情感“放倒”术——黄咏梅小说论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研究

邵 璐｜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框架、思路与方法

李平艳｜多模态封面翻译研究——以英译贾平凹小说为例

乔 艳｜贾平凹长篇小说英译的现状与变化（2011-2021）

梁余晶｜ “零距离”英译中国当代诗歌：问题与实践

张伟劼｜从中国科幻到世界文学——《三体》在西班牙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网络文学研究

陈 艳｜女性易装与文学想象——论女性向网络小说中的女扮男装叙事

贾 想｜沉浸体验、英雄叙事与虚拟物体系——论男频小说的RPG化

孔德罡｜传统网文未曾实现的超文本文学形态——从《主播女孩重度依赖》浅谈当代网络“直播文学”

新作快评

刘志权｜ “秦岭”写作与中国本土小说之路——贾平凹《秦岭记》片论

丛治辰｜洋装岂止是洋装 上海背后是中国——论禹风《大裁缝》

思潮与现象

李德南｜期刊栏目主持人制的问题与方法——以《花城》杂志“花城关注”栏目为中心的考察

曾令存｜“对话”与文学史的“边缘化写作”——对舒晋瑜作家访谈的考察

张淑云｜当代文学精神图谱的建构——论舒晋瑜的作家访谈录

作家作品论

王文胜｜从几个关键词谈叶兆言抗日叙事中的创伤记忆

周红莉｜王彬彬散文的两副面孔

姜 肖｜“无穷的远方”与诗学的归途——李修文散文论

余红艳｜时代人心与多元诗性叙述——论罗伟章《谁在敲门》

扬子江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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