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沈刚】

中国历史上出现国家政权的治理形式，大概可追溯自夏朝的部落联盟阶段，历经商周之变，至西周建立分封制而初具规模。周人把君主德行视作天命转移的依据，确立嫡长子继承在内的宗法伦理政治秩序，制定礼乐作为核心价值的外在规范形式。周天子以享有天命自居，暗含了周政权为天下唯一共主的宣示。

随着秦王嬴政指派大军席卷天下，自称始皇帝，以秦制作为大一统政权的基本框架，这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方法论，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曲折前进，及至清政权的覆亡。

“大一统”中国的运营系统存在了两千余年，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前提。其一，东亚地区地理板块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其二，农业文明为其主要区域生产方式的内部环境。即汉民族为代表的农耕族群是这一区域的主体。

皇帝制度诞生后，古代中国的治理体系经历了定型、完善到成熟、固化的过程。其中西汉政权中期，将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列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王道的价值观和法家霸道的方法论，通过察举制将儒生引入组织体系，再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司法机构控制兵役、徭役和赋税，“大一统”王朝的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首次高度统一，国家政权运营系统模型获得了稳定的结构。

皇帝排行榜：“暴君”、“大帝”还是“内圣外王”？

共有八位杰出的帝王，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秦汉时期的秦始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隋唐两宋时期的隋文帝、唐太宗和宋太祖，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明太祖和康熙帝。其中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和明太祖，分别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帝国治理制度的奠定者，而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又分别完善了这些制度，并且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秦汉帝国阶段。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是皇帝制度的发明者，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的统治策略推至天下。国家以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进行有效的资源动员。他没有釆纳部分儒生效法周天子分封诸侯的建议，从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汉武帝刘彻开拓疆土，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国家的核心价值，通过察举、征辟等选才制度，把平民儒生引入组织体制。他创立了决策性的内廷牵制外朝，这成为历代统治者巩固君主专制权威的基本操作。

汉光武帝刘秀真正实践了以儒家教化凝聚人心，他要求体制内的文法吏学习儒家经术，儒生掌握吏治专业，促进了两者融合而成士大夫政治群体。在光武帝的主导下，士人、民众构建起忠于儒家精神、汉政权品牌和皇帝本人的三位一体信仰体系，发展为国家治理的巨大向心力量。

东汉儒生讲经画像石

隋唐帝国及两宋、辽金对立阶段。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的局面，全面恢复汉制，确立了中央三省六部、地方州县两级的组织体制。他开创的以个人才学而不是以门第取才的科举考试制度，深刻影响了唐宋明清各代运营系统的政治结构。唐太宗李世民被北方各族尊推为天可汗，创立了帝制时期最为开放、最为自由的运营系统。他通过加强谏官、封驳等程序性制度措施，自我约束和管理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为太子留下《帝范》十二篇，强调皇帝个人的君德修行，这成为后世帝王模仿的榜样。

宋太祖赵匡胤釆取抑武重文、强干弱支的组织体制原则，弥补了隋唐运营系统的某些制度性缺陷。他规定不杀上书言事之人，对于民间的文化、经济活动不予干涉，为儒学的复兴以及平民士大夫势力崛起，创造了客观的条件。

元明清帝国阶段，明太祖朱元璋将科举考试内容局限于忠君的朱子理学八股文上，公开廷杖大臣，剥夺士大夫以道统自居的优越感。他废除了丞相制度，有计划地屠杀功臣，设立锦衣卫监视臣民。一方面实行兵民合一低成本资源动员的卫所制度，一方面对大多数农民实行轻徭薄赋和免租的政策，将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发展到君主独大的形式。清圣祖康熙帝落实了对台湾、外蒙和西藏等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他在实施君主一个独裁统治策略的同时，一定程度推行了儒家价值的仁政，即一方面镇压不同的意见和思想，一方面尽量保证顺民能有饭吃的底线。

比较有意思的是，秦始皇、汉武帝、隋文帝和明太祖，四位帝制时期建立制度最具影响的帝王，都被传统史家评价为不折不扣的“暴君”——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穷兵黩武，隋文帝刻薄寡恩，明太祖杀戮功臣…… 四位所谓的暴君中，秦始皇、隋文帝和明太祖分别是大一统王朝的创立者，秦始皇和汉武帝被后世称为“大帝”，他们在统一国家、开疆拓土和建立制度的作为，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在说明，在帝国的条件和逻辑下，建立制度和统一国家、开疆拓土情况相同，从来都是胜利者以暴力压迫的方式完成。

汉武帝刘彻开拓疆土，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国家的核心价值

另一方面，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清康熙帝，四位完善制度、倡导文治的帝王，又被认为是“内圣外王”的最高统治者。即把儒家的价值和法家的方法完美地结合起来，在不改变暴力压迫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争取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满足民众最基础的生存需求——汉光武帝善待功臣，偃武修文；唐太宗以民为本，虚心纳谏；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优待各方势力；康熙帝饱读儒家经典，为政宽容……

这四位帝王中，汉光武帝、宋太祖重建或新创了统一的王朝，唐太宗和康熙帝被称为大帝。如果根据国家运营系统平衡的程度，以及最高统治者的能力、品德和治理业绩，对于皇帝制度下的四百余位君主综合打分，他们应该可列入最高分的前四位。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创立的运营模式，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经典案例。

大一统王朝的历代开国皇帝，除了上述的秦始皇、汉光武帝、隋文帝、宋太祖和明太祖之外，唐高祖李渊的光环被儿子唐太宗盖过，清太祖努尔哈赤局限东北一地，必须一提的还有汉高祖刘邦、晋武帝司马炎和元世祖忽必烈。

汉高祖本人在制度的开创性上并无特别的贡献，但他却是连接秦始皇和汉武帝之间最关键的人物。汉高祖保留了秦代的皇帝制度，选择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之后又清除异姓诸侯王，意味着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再无回头的可能。晋武帝一心追求儒家王道的合法性，忽视法家严刑峻法的方法论，对宗室、外戚、功臣和士族等各种势力过于优容，对少数民族地方势力失于防范，确认缺乏统驭能力的接班人，是造成魏晋南北朝阶段治理体系崩溃的责任人之一。

元世祖忽必烈是第一位以少数民族身份统一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仅能列为过渡性的人物。他以武力和因俗而治的原则进行统治，治国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继续扩张和敛财的早期目标，既实行某些汉制、又保留蒙古旧制，表现出蒙汉相杂的冲突和混乱。

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