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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分享了国内知名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博士徐凯文教授的专访文章，并发表了一些我的个人看法。

在专访中，徐凯文教授说“青少年心理健康出问题是全社会心态合谋的结果”。其实，对这种表达我持保留意见。因为这会让有精神心理问题、或已经确诊精神心理障碍的青少年产生错误的归因，会以为自己的问题是全社会心态“主动”合谋的结果，强化了他们是受害者的心理，进而将所有责任都推卸给父母和社会。

这种全然的外归因是有很大隐患的，不但会使这部分青少年丧失自我反省能力，还可能因此对父母、甚至身边所有人产生极端的愤怒。这可能令他们继发偏执型、甚至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不过，徐凯文的这种见解至少表达了，他认为部分青少年患抑郁症的主要病因是心理社会因素。

徐凯文教授，图片来源于网络

可主流精神医学认为抑郁症病因不明，目前大部分研究和临床手段都从生物学层面出发，认为发病机制主要与大脑神经系统有关。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徐凯文教授勇于说出与主流精神医学不同的观点，实在难能可贵。他的看法也与我们的临床心理干预发现不谋而合：抑郁症的主要根源是心理社会因素，具体来说是叠加性心理创伤。

这不是徐凯文教授第一次就精神心理障碍发表独特言论了。很多人还记得他在2016年11月发表的演讲《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当时，他发布了一组其统计数据：

在北京大学大一年级的新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有30.4%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

这组数据令人震惊。徐凯文教授也因此提出了“空心病”，认为这是一种“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即明明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创伤，生活和个人条件优越，但内心却无比空洞、迷茫、压抑。

很快，徐凯文教授的发现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很多教育学、心理学及精神医学专家对“空心病”提出了不同看法。

但直到现在，普罗大众仍然难以理解。这群优秀的孩子，他们不缺乏来自社会和家人的赞誉，面前摆着无限的可能和机遇，可为什么还会丢失了人生的意义？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徐凯文教授说所有的药物都对“空心病”无效，传统的心理治疗也疗效不佳，这又是为什么？如果孩子得了这种“空心病”，岂不是没救了？

如果按照徐凯文教授提出的症状特征，那我们在临床心理干预中也遇到不少有“空心病”的孩子。他们是“别人家的孩子”，一度是“学霸”甚至“学神”，但他们内心一潭死水，感受不到人生的积极意义，“自杀”是脑子里经常泛起的念头。

在对这些孩子进行系统化深度心理干预，尤其是利用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寻找其症状背后的心理根源时，我们发现这种“空心”其实是有源头、有迹可循的。

而当取得他们信任和认可，他们愿意打开心扉后，我们又发现一般的、传统的心理治疗对其难以起效是有客观的、深层次原因的。

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临床心理干预的经验中得出，“空心病”有一定的发展规律和预防方法。如果家长们掌握了相关的科学知识和技巧，可以帮助孩子找到那颗热爱生活和人生的“心”，恢复心身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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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凯文教授在那场演讲中介绍了“空心病”的7个特征：

第一，从症状上来讲，“空心病”可能是符合抑郁症诊断的。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但与典型抑郁症不同的是，这些症状表现并不非常严重和突出，甚至外表上看上去跟其他人并无差别。

第二，患有“空心病”的人有强烈的孤独感和无意义感。他们觉得跟这个世界和周围的人似乎没有真正的联系，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虽然他们有的人很在乎非常优秀的成绩和表现，也会因此而努力，但当达到目的后，内心还是空荡荡的、觉得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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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通常人际关系是良好的。甚至会过分在意别人的看法，刻意维持他人眼中的美好“人设”，但与此同时又觉得很辛苦、很疲惫。

第四，对生物治疗不敏感，甚至无效。很多“空心病”个案在国内最好的精神专科医院接受治疗，用了所有的药物，甚至用了多次电休克治疗，但是都没有效果。徐凯文教授也因此认为生物学因素并不是“空心病”的主要因素。

第五，有强烈的自杀意念。这不是因为遇到挫折，而是“我不是那么想要去死，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要活着。我完全不知道我活着的价值意义是什么，每天的生活行尸走肉，如果是这样，还不如早点结束。”

第六，通常，“空心病”的形成已经不是一两天。很多孩子从初中、高中，甚至更早就开始有这样的迷茫，可能他们之前已经有过尝试自杀的行为。

第七，传统心理治疗疗效不佳。徐凯文教授认为，“空心病”难以通过改变负性认知来解决的，甚至也不是探讨他们的原生家庭、早期创伤可以解决的。他发现很多“空心病”的孩子虽然和父母有一些冲突，但整体关系不错，总的来说没有经历过父母离异、早期依恋、早期寄养上的心理创伤。

换言之，徐凯文教授发现传统的认知行为治疗、家庭治疗、创伤疗愈等方法对“空心病”效果也不大。

从以上的列举来看，“空心病”属于一个症状学表述。而从这些核心症状来看，其实“空心病”可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空心病”人群指的就是外在表现非常优秀，但内心空洞的群体。徐凯文教授接触到的、予以研究的基本都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这是他提出“空心病”的样本基础。

而广义上的“空心病”人群可以指基本符合上述症状，但不一定成绩很优秀、表现很突出的群体。在精神心理障碍患者中，符合这样特点的人不在少数，大量处于重度抑郁发作中的患者都可能认为人生根本没有意义。

所以，从某个程度上说，如果从主流精神医学的诊断体系出发的话，“空心病”的症状其实可以对应以下这几个诊断：

重度抑郁症，有典型的情绪症状，并有强烈的自杀倾向；

大众俗称的“微笑型抑郁症”，人际关系良好，刻意维持外在的美好形象，看起来与常人无异；

难治性抑郁症，多种不同机制的抗抑郁药治疗后效果不明显；

还有就是双相障碍。这个中原因有多种，可能因为其服用抗抑郁药而出现“转躁”；也可能是因为又有过大发脾气、砸人毁物的表现；又或者是他们曾为了获取好成绩而拼命学习，甚至学习“上瘾”，进而被一些精神科医生认为这是精力充沛、轻躁狂发作的表现。

以上这些情况都不属于典型的“双相障碍”，甚至不排除是过度诊断。当然，有的患者可能在得到外界夸奖时，确实有过短暂的欣喜若狂、狂妄自大的表现，符合典型的轻躁狂/躁狂发作，属于典型的双相障碍。

也就是说，对于“空心病”群体，并不能说精神科药物治疗是完全无效的。在这些患者重度抑郁发作，自杀念头非常强烈时，药物有助于快速稳定情绪。

而且，即便我们说抗抑郁药对“空心病”有一定的疗效，这也不能说明“空心病”的主要因素是生物学因素。

北京回龙观院长杨甫德曾指出，人的精神活动可被看作“刺激-调节-反馈”的循环。精神疾病的发生往往是整个环路出现了异常，从上游“刺激”带来了中枢神经的变化，再导致下游神经递质的变化。从认知到行为，都有可能出了问题。

换言之，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神经递质浓度异常很可能是“上游刺激”的结果，是病理机制的中间环节，而不是病因。

那么利用药物来调节神经递质浓度，对中间环节施加影响，这确实有利于减缓“刺激-调节-反馈”的恶性循环，从而减缓情绪症状。

但因药物难以触及“上游刺激”这个源头，也就是根源上的心理社会因素，那疗效就自然有限。

“空心病”的群体并不是吃药完全无效，而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药物可以帮助他们缓解某个阶段的情绪波动，但无法填补他们精神上的空虚，更无法解答他们心中的最大困惑：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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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药物无法从根源上解决“空心病”，那很多人自然就想到了：心病还须心药医，“空心病”的问题需要从心理上介入。

可为什么徐凯文教授说，传统的心理治疗也不太行？

说得直白一些，这主要因为两点：传统的心理咨询或治疗流派的理论和技术比较低效，以及目前大部分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达不到引导“空心病”群体的水平。

对于第一个原因，传统的心理咨询或治疗流派的理论和技术比较低效，我们以前已经详细阐述过。

传统的心理治疗流派主要包括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人本主义疗法，其实都是在外显记忆层面进行分析和干预。精神分析疗法不适合青少年患者使用，很有可能恶化亲子关系，恶化病情，这一点我们也已经分析过很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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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认知行为疗法，无论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主要还是从来访者的外显记忆层面入手，寻找他们的不理性认知和信念，又或者引导他们掌握与认知、念头和平共处的方法，从而改善情绪。

应该说，认知行为疗法已经比精神分析高效、科学得多了，但从治疗疾病的角度来看，其仍然需要较长时间，需要花大量时间寻找患者不理性认知，并予以训练。

在这个阶段里，客观上不稳定、不可预测的因素较多，疗效也就容易不稳定，这也是心理治疗被一些传统精神医生质疑、甚至否定的原因之一。

还有，徐凯文教授说，“空心病”群体的原生家庭往往没有大问题，家庭关系整体不错，也没有经历过父母离异、早期依恋、早期寄养上的心理创伤。言下之意，也就是传统的家庭治疗、创伤疗愈也找不到问题。

个人认为，徐凯文教授对于心理创伤、家庭关系、尤其是亲子关系的理解是不够深入的，仍然停留在外显记忆层面。

很多罹患抑郁症、双相障碍的孩子在陈述成长经历时，想不起来有什么重大挫折和创伤。虽然跟父母是有些冲突，也经历过不愉快的事，但都不算严重；又或者这些冲突和负性经历在社会中很常见，说起来也算不了什么。

总而言之，这些患者似乎一直都比较平顺，有的甚至父母感情和谐，从小对孩子的教育注重关爱和尊重，孩子一直懂事乖巧，可谓母慈子孝。但孩子就是突然患病了。

如果是抑郁症的话，在过去的精神科里，这种情况往往被称为“内源性抑郁症”，大概意思就是没有外界引发事件，是源于患者“内部”的、生物学层面异常的抑郁症。

但我们经过多年多学科诊疗模式（MDT），尤其是大量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的临床实践发现，这些患者不是没有心理创伤，相反，他们患病的主要根源就是遭受了叠加性的心理创伤和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导致的病理性记忆。在深度催眠下，其大部分创伤得以修复后，疾病症状就大幅度缓解、甚至消失了。

那为什么他们不记得？这主要是这些心理创伤储存在内隐记忆层面，在一般状态下，他们想不起来。

而且，徐凯文教授对于“创伤”的理解仍停留在传统、主流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学层面，认为严重的家庭关系破裂、重大负性事件、天灾人祸等才算得上是创伤。

但其实，大到来自社会、家庭的重大负性事件，小到父母的不理解、打骂，在学校中的挫折，互联网中的不良信息等等，这都可以形成心理创伤。

我们对抑郁症、双相障碍患者实施深度催眠下创伤修复时，所发现的大多是这样的“小创伤”，比如家长无意中的玩笑话、忽视和贬低，老师的不公平对待，同学的孤立和排斥，甚至有来自于文学、影视剧作品、动漫和游戏的恐怖情节等。

所以，在精神心理问题的发生中，这种“小创伤”更加常见，也是主要的根源。它们虽然小，但数量多，且不断叠加，就像“小李飞刀、刀刀见血”，最终令人精神崩溃，罹患疾病。

如果无法深入到患者的内隐记忆层面，无法意识到并精准化地找到这些叠加性心理创伤的话，也就无法找到“空心病”、抑郁症、双相障碍等问题的根源。那自然也无法高效解决。这也是传统心理治疗的一大缺陷。

当然，对于那些成绩优秀的“空心病”孩子来说，他们还可能因表现优异而受到过度夸奖，反复体验到这带来的兴奋感，形成了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便总是忍不住追求这种光环，而不是真正积极的意义。

这是他们刻意维持美好“人设”，并不断自我施压的主要原因。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徐凯文教授说对于“空心病”群体来说，成就似乎是一种瘾和毒品，他们拼命获得成就，但获得并有过短暂的兴奋之后，又陷入迷茫和空虚。不排除部分孩子已经形成了追求完美的强迫型人格。

有的孩子因长期受到过度夸奖，还会形成过高的自我评价，低估现实困难，一度达到轻躁狂发作的状态，这又导致他们容易在现实碰壁，又掉入另一种负性极端思维，完全自我否定，导致重度抑郁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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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技术本身是否足够高效、深入之外，实施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人自身水平和素养也很重要。

患有“空心病”的青少年群体，尤其是学习非常优秀的狭义群体，从小博览群书，见多识广，聪颖过人，学习能力超群；他们又是数字星球时代的“原住民”，在信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中，其所涉猎的领域非常广。

简单地说，虽不能说他们思考后的观点都是理性而全面的，但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知识面和思考深度已经超过了其父母及大部分心理咨询/心理治疗师。有些患者确诊后，还会自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知识，对自己所患的精神心理障碍也有一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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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前提下，一般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几乎难以与这些孩子有效地对话。一旦他们觉得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的思维和认知水平不及自己，回答不了自己的疑惑，观点不科学等，就很容易出现不屑心态，双方信任关系破裂。这时，再高超的心理治疗技巧也难以起效。

还有，很多“空心病”的青少年逻辑思维比较突出，他们可能认定自己的问题属于“难治性抑郁症”或“双相障碍”等精神心理障碍范畴。他们会更加认可有精神科医生背景的心理治疗师或心理干预专家，而不是一般的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

所以，“空心病”对精神心理卫生从业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必须努力学习科学的精神心理知识，积累丰富高效化的临床心理干预经验，并能真正地从患者的角度，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那对于“空心病”来说，最大的、最亟需解决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如果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在哲学方面缺乏涉猎，自己对这个问题就缺乏积极而深入思考，自然很难为“空心病”的孩子解惑除忧。

要回答这个问题，又绕不开这个思考本身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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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父母感到困惑，这些“空心病”的年轻人为什么总在思考人生的意义？他们吃好、穿好，纠结个什么人生意义？

在父母眼里，这些孩子是庸人自扰。说得难听点，是“吃饱了撑的”。很多人因此指责父母，说他们一辈子庸庸碌碌，功利心强，不但自己没有精神追求、人生意义，还阻止孩子去寻找人生意义。

这样的解读是不理性的。这些父母不但有自己的人生意义，他们的人生意义还非常明确而强烈：一定要让孩子有好工作，好生活，出人头地，再建立美好的家庭。

可问题是，这些父母的人生意义与现在的社会环境、孩子的真实想法发生了巨大冲突。

对于60后、70后父母来说，他们成长过程中经常吃不饱、穿不暖，生存需求还没有得以解决。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优越的生活条件就是最大的幸福。

可现在90后、00后的孩子一出生就不存在生存难题，不但吃得饱、穿得暖，物质还过剩。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类会诉诸于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图片来源于网络

换言之，现在青少年儿童、年轻人更加在意的是精神需求，他们希望得到父母的情感关注、支持和理解，希望自己的想法得到尊重，更希望能从事喜欢的领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那如果父母在孩子小时候就开始将父母的人生意义强加给他们，又或者不懂得引导孩子建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话，孩子就很容易空练就了一身本领，但不知路在何方。

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中间因素。很多本来就有精神心理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在大学前就开始接触哲学书籍，涉猎哲学大师们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

哲学本来不是坏东西。可是这些青少年往往遭受过叠加性的心理创伤，性格比较敏感多疑，很容易从负面的角度去理解哲学含义。最后，也就很容易对“人生的意义”持有质疑态度，甚至得出“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结论。

那既然人生没有意义，学习也就没有意义。“我干嘛还要活着，干嘛要学习？”这是很多青少年、年轻抑郁症患者自杀的原因之一。

所以，基于以上我们对“空心病”的理解和发现，在治疗这些患者时，除了修复他们症状背后的病理性记忆（包括叠加性心理创伤和病理性正性情绪体验）之外，还要督促他们的父母一定要有针对性地、深刻地自我反省、改变及提升，建立真正亲密的亲子关系。

从这个角度上看，家庭治疗对于“空心病”是非常有必要的。只不过要在精准化地找到患者内隐记忆层面的病理性记忆、并高效化修复的基础上进行。

而真正亲密的亲子关系并不能停留于表面的和气，而要孩子和父母建立高效的沟通模式，孩子愿意向父母倾诉，父母也能对孩子共情、倾听和积极引导，甚至成为孩子的良师益友。徐凯文教授所认为的亲子关系“整体不错”，这是表面的、肤浅的。

而在对患者的人格、三观进行重塑，引导他们进行人生规划时，必然就要涉及“人生的意义”这个问题。

我们会向其解释，他们之前认为“人生没有意义”是不理性、不客观的，是其大量的病理性记忆下的产物。

那什么样的人生意义才是理性而客观的？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答案，千古年来的哲学家为了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我个人就比较认同国内著名哲学家周国平的观点：一个人如果能看到人生的全景和界限，他便能够产生一种超脱的心情。

周国平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具备两个“我”：精神上的“大我”，以及现实中的“小我”。

“小我”日复一日为了生计而奔波，时间长了，难免会疲惫，迷茫，不知意义何在。此时，若“大我”能站在一生的高度，去引导“小我”不为当下所困，才能活得更加理性、超脱。

按我自己理解，用“现实中的小我”来看待问题时，是空间思维，只着眼于当下；而用“精神中的大我”来看待问题时，是时间思维，具有更宏观和长远的视觉，看得清方向和趋势，也就容易跳出当下的困境。

当然，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哲学家的话语，作出不同的解读。关键是能否产生积极的指导意义。

除非是真正成为一名哲学家，否则对于每个个体而言，更重要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具体而独特的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因人而异了。很多青少年患者问过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在很久之前就想明白了，我甚至将其升级为我此生的使命！

我作为一名精神心理从业人员，我的人生意义就是在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领域不断探索，最终愿景是把“晴日心身医疗”打造成为多学科诊疗模式（MDT）下的、全世界心身障碍治疗水平最高的医疗机构！成为全世界青少年心身障碍者高效化康复的医疗目的地！让父母在掌握科学精神心理学知识和家庭教育规律后，更多的青少年能够享受优质的家庭教育，心身健康成长！

这个人生目标带来的人生意义很有价值，也很具体，它一直引领着我克服当下的困难和困惑，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我希望“空心病”的青少年、年轻人最终能够也能拥有具体化的属于自己独特的人生意义，甚至人生的使命，并抱着“积极努力，顺其自然”的坦然心态，积极奋斗，谱写出有价值的、精彩的人生。

所以，不管是难治性抑郁症、双相障碍、微笑型抑郁症，还是“空心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都只是一种标签、一组症状。只有深入到青少年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群体的心理根源，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帮助青少年群体、乃至整个社会心身健康地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