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过去的三天里，因为“99公益日”，你的朋友圈可能已经被各式各样公益项目刷屏了。你有没有想过，如何正确评价腾讯公益的乐捐平台及“99公益日”？

在一次关于互联网公益的小型研讨会上，我问了这个问题。或许是出于逆向思维的考虑，大家的答案大多是“有待进一步观察”或“应该警惕资本的力量”之类，最正面的回答也只不过是一句“挺好的”。

多少有些意外，因为自己完全不能赞同这些评价。我给出自己的观点：“伟大”。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价一点都不为过。

做出这一评价，需要从中国公益的制度背景说起。在《慈善法》今年出台以前，中国一直将社会组织划分为三个类型：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其中，基金会又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只有公募基金会才能采取在大街上设置捐款箱、在报纸或电视上登广告等方式对社会公众筹款。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只能被动接受捐赠，不能直接“公募”。要想“公募”，必须找到公募基金会合作。

有没有觉得“公募”是一种特别高大上的权利？

那就对了。因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大多数公募基金会都是带有官方背景的。但吊诡的事情发生了：中国慈善排行榜办公室2011年的调查发现，几乎所有公募基金会至少70%的善款都来自于企业（企业家）的捐赠，除了极少数几家公募基金会在动员公众捐款方面取得不错成绩，绝大部分的公募基金会来自公众个人捐款的数额相对较少。这与美国的公益捐赠大约80%来自公众个人形成鲜明的反差。

也就是说，享有“公募”特权的中国基金会并没有充分行使这一特权。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很多，但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此的分析恐怕是最为深刻的：“多数公募基金会则与政府业务部门是利益共同体。公募基金会资金的使用主要都是通过政府系统，为政府拾遗补阙。与国外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个人不同，目前中国的慈善捐赠主要来自企业，企业一般喜欢给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捐款，而不是选择草根组织。这就形成了政府、官办慈善和企业捐赠人的利益‘铁三角’。”

广大最需要资金支持的草根组织被排除在这个利益“铁三角”之外。为此，徐永光曾不只一次大声疾呼：如果基金会不跟草根组织合作，共同建设我们的公益行业，那么这个行业没有前途。

2008年汶川地震唤起国人的公益热情之后，徐永光曾理想地以为“基金会与草根NGO合作的时代来了”，但四五年过去了，他发现现实坚硬地几乎没有理想生长的土壤。因为愿意对草根组织开放、与草根组织合作共享公募权实在不多。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的统计，能够真正做到与草根组织共享公募权的不过30家。请原谅我的冗长：

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上海仁德基金会、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阿拉善SEE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深圳市社会公益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南昌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广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都市锦江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深圳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深圳市志愿服务基金会、深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江苏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吉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宁波市善园公益基金会。

之所以坚持列出这30家基金会的名字，是因为在中国1560家公募基金会中，这些基金会占比仅为0.019%。

由此可见，要打破那个利益“铁三角”，突破固有的路径依赖，可谓难上加难。

直到互联网平台的崛起，带来了改变的可能。基金会中心网副总裁程刚说，公募基金会开始主动寻求与草根组织的联合，增加项目的多样性，草根组织也借此突破公募权缺失的局限，增强了自己的动员能力。

根据《公益时报》报道，2015年多家基金会反映，由于经济下行的压力，企业捐赠意愿有所下降，不如以往捐赠力度大。但与此相反，多家基金会的公众筹款比例大幅上升。这与风生水起的“互联网+公益”密不可分。几乎所有公募基金会网络筹款都取得了好成绩。2015年，多个互联网公益平台齐发力，腾讯“99公益日”更是制造了一次公益节日——205万爱心网友捐款1.279亿元，创下国内互联网的募捐记录。腾讯基金会9999万配捐额的撬动作用功不可没。今年“99公益日”期间，腾讯基金会提供的配捐金额再追加1个亿，总额达到1亿9999万，带动了超过3亿元的捐款。

徐永光说：“腾讯公益日，没有修改法律，无需政府授权，借助互联网实现了公益行业的权利再分配；一批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机构开始与优秀的草根NGO合作，共享公募权，在共享中实现共赢发展。”“在互联网公益的强大力量面前，有体制背景的慈善机构如果固守行政化阵地、仍然依靠政府权力获取资源，这样的好日子可能来日无多了。”

公募为什么这么重要？对于公募基金会来说，来自于公众募款的比例可以反映出其被公众的认可度，这一比例越高，基金会的生命力就越强。对公众而言，可以通过捐款行使自己的选择权，支持那些透明度高、效率高的公益项目。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在“某美美”事件前的2010年，全国某会系统共接受捐赠款物99亿元，2011年受该事件直接影响锐减至28.67亿元，2012年略有回升至36.61万元，2013年降至32.02亿元，2014年继续下降至26.43亿元，可谓一蹶不振。

与之相反的例子是，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2年曾因年报中一个小数点的错误，虽然后来审计表明这只是一个“会计报表编制差错”，与所谓洗钱绝然无关，但毕竟遭受“48亿元资金神秘消失、涉嫌洗钱”这样严重的质疑，所以还是被舆论穷追猛打。而神奇的是，中华儿慈会的捐款不降反升——从平均每天20多万元，激增至平均每天40多万元，捐款主要来自个人。徐永光认为，这恰恰得益于中华儿慈会的开放与共享：“中华儿慈会的资源开放，对于那些缺少资源的草根NGO来说是雪中送炭；反过来，数百家草根NGO对儿慈会的支持，则赋予儿慈会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因为数百家草根NGO的背后是数万、数十万支持者群体，他们都力挺儿慈会。”

其实早在20年前，徐永光就曾尝试为“草根组织筹款难”寻找出路。他当时把美国“联合之路”的联合劝募方式引入中国。所谓联合劝募，是指通过一个专责募款的机构，有效地集结社会资源，为广大公益组织共同筹款再进行分配，并且代替捐赠人监督善款的使用情况。美国的经验已经表明，这样的方式可以大大缓解草根组织的资金困境。

由于前面提到的制度背景，联合之路必须与一家享有公募权的慈善机构合作，才能在中国开展联合劝募。于是，他们从二十年前就开始和一家国字头的慈善机构接触，双方甚至签署了“合作伙伴协议”，然而至今没有什么成果。

我曾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后来才了解到，联合之路把这个合作当成进入中国的门票，可这张门票他们攥了十几年，也没能进入中国，但他们仍一直不更换合作对象，因为他们不敢把门票扔掉。

可悲的是，随着互联网募捐平台的崛起，草根组织筹款的便利大大提高，联合之路似乎已经没有进入中国的必要了。中国的互联网平台已经后发先至，超越了美国联合之路始终无法突破的与公众直接沟通的障碍。但被耽误的，何止是二十年时间，还有无数草根组织的生存。我不敢想象，多少草根组织因此而彷徨，挣扎，甚至死去……

或许你已经明白，我之所以说腾讯公益很伟大，“99公益日”很伟大，不是出于我对腾讯公司的爱，而是出于我对中国公益的痛与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