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鲁迅一样，青少年的冰心巾帼不让须眉，同样有伟大的抱负。

1918年，冰心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就读理科之时，选择的专业是医学。此时的国家积贫积弱，普通大众的医疗条件很差，许多人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人们从身体到精神，都是一副病恹恹的状态。

冰心跟同时代许多有志青年一样，认为学医可以救国救民。因此，读大学时，她攻读医学，希望自己将来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

然而，随着“五四运动”以后，广大青年对国内外形势看得更为透彻和深刻，渐渐意识到：学医救不了中国人，改变大众的精神思想，比单纯地救治他们的身体更有作用。

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激励下，此时期的有志青年立马掉头转向，纷纷走上了 “弃医从文”的道路。

冰心走上“弃医从文”之路后，但她的文学创作并没有及时体现出“战斗号角”的价值。

一是冰心出生在福州市长乐区一个大家族，自小在深宅大院里长大，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没有条件去深入社会，对普通大众的生活，以及当时的社会现状并不了解。

二是此时的冰心不过是20岁出头的姑娘，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看待一些社会问题时显得单纯、幼稚。

鉴于以上两个原因，冰心此时期的创作，包括诗集《繁星·春水》，小说《超人》、《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散文集《寄小读者》等作品，在叙事手法上，通常以第一人称展开故事情节的铺陈，大多描写的是儿女情长，遵循她“爱的哲学”的文学观。这些作品虽然在年轻读者中反响不错，但在同行眼里，却受到了许多批评。

鲁迅先生曾形容冰心是“白莲花”，文章中除了出现一些“悲天悯人”的片段之外，对国家大事只字不提，所描写的内容显得“极小家子气”，没有半点儿那个时代文人的风骨。

此时的鲁迅，已经是国内文坛领袖，他倡导作家在创作中应该把文学跟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教化功能，文学应该像投枪匕首一样，对一切内外敌人的要害能一击必中。

而冰心的创作，就如同大小姐顾影自怜一样，尽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有粉饰现实的嫌疑。

在鲁迅眼里，冰心虽然是经历过“五四运动”洗礼的新青年，但她的思想没有焕然一新，依然保留着旧传统。因为厌恶冰心的文风，因此，鲁迅一直把冰心跟胡适、徐志摩等人划为一派，有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味。

1929年，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傍晚往燕京大学讲演了一点钟，听的人很多。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如今看来，鲁迅对冰心的评价很准确，文坛大家之所以排斥和厌恶冰心，完全是因为冰心早期的作品不仅稚嫩而且显得多少有些无知。她的作品至今被限制在儿童文学一栏，就是最好的明证。

近现代著名才女林徽因对冰心也有很大的意见，几乎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林徽因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名门，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青年时期留学欧美。学业有成后，她跟丈夫梁思成安家在北京东城区的北总布胡同3号。这是一座古色古香、幽静典雅的四合院。

受西方生活的影响，每逢周六下午，林徽因会邀请一些学问大家和社会名流，来家里品茶聊天，切磋学问，由此形成了著名的“文化沙龙”，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文化界非常有影响力。林徽因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开办沙龙的人。

令人纳闷的是，林徽因邀请过许多诗人、作家、学者，一些人还被邀请过多次，却唯独没有邀请过冰心，这让冰心对林徽因一直心存不满。以冰心当时的名气和资历，完全有资格参加这个沙龙。

于是，在1933年，冰心写了一篇数千字的短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在《大公报》上。

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这是在含沙射影地讽刺林徽因，挖苦她有一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毛病。

此时的林徽因正在山西文物局做调查，读到《我们太太的客厅》之后，嘴上虽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哪肯受这种窝囊气。相传，林徽因直接买来一坛山西老陈醋寄给冰心，还附带一张纸条，纸条上写道： 你不过是醋不够吃，我让你醋上加醋，一次性吃个够。

后来，两个才女经常在各自的文字里抨击对方，用各自的才华诠释了什么叫“骂人不带脏字”。

两人之所以相互抨击，说到底是各自的性格完全不同所致。冰心是一个传统的大家闺秀，而林徽因是一个张扬活泼的现代女性，一个是水一个如火，水火从来都是冤家。

不过，比林徽因多活40多年的冰心，在晚年对这些都释然了，曾公开赞美林徽因“人如其名”，两人的恩怨最终在时空的交错里化为乌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