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及其原因

作者: 曹为平 日期:   2008-04-27 广州街坊论坛

这是拙作《父亲的回忆》中的一段。2007年初在反共右派的天涯网我就说要写这一篇文章，因故在2007年快过去才开始写作，现在即将完工。先发表这一段。

（前面写大跃进中群众热火朝天地投入进去的过程）我1958年 9月才满十二岁，正是秋收时节。报上报道的农村试验田产量越来越高。后来突破了一万斤。十二岁的孩子，又从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当时什么都是热火朝天的，自然信以为真了。后来又是三万斤，我们又是一片惊喜。但不久以后，听到父亲和其他大人们在说，亩产万斤粮是假的，毛主席批评了。说是有人写信攻击他右倾，说你在农业纲要四十条里规定十二年内，粮食南方达到800 斤，北方500 斤，而我们已经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们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倾。但如你们能在十二年里达到我制定的农纲，我就谢天谢地了。这是我亲耳听到父亲他们说的。不仅我父亲，许多人都在说。那是在1959年。浮夸当然是不应该的，在大跃进中越是干劲十足认真做事的人对浮夸风越是痛恨。尤其使父亲和大家气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众中读了一下，一不学习，二不讨论，也不改正。当时还听说，“有人”反对传达毛主席的《党内通讯》，说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没人说“有人”是谁？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了不是别人，正是刘邓他们。最最荒唐的是， “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竟然成了毛主席搞浮夸风的罪证了？？？！！！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彭德怀“出问题”了，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跃进中群众做了那么多事情都错了？这实在使大家无法接受。大人们也感到奇怪，他们都认为“朝廷”里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不明白彭德怀究竟为什么要出来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一个国防部长就这么下来。我就亲耳听到父亲和一些人在议论，他们认为大跃进理所当然是好事，不相信彭德怀会反对大跃进。有的人就到处去寻找原因，全是捕风捉影。我亲耳听到一个人说，在炮轰金门马祖时，彭德怀给台湾的信中开口闭口就称蒋介石是：“你们的领导”，于是认为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错了，认为这是他罢官的原因。现在看来这很可笑，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以彭德怀出面。还有人说，镇压西藏叛乱时彭德怀派出了轰炸机，国外反应强烈，他们认为兴许是这个问题。这也很可笑，我们中国惩办分裂祖国的叛乱，是我们的内政，外国人凭什么干涉？美国到处在轰炸侵略别人，倒有理了？答案很快就来了。我们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在大会上告诉我们，彭德怀的问题是反对刘少奇——刘才当国家主席。上海量具刃具厂也是这样传达的。其他单位也都是这样传达的。传达说，彭德怀在1954年就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做了检讨又不服气，这次又出来反对刘少奇。但都没有中央文件，口口相传下来的。于是大家知道了，彭德怀是因为反对刘少奇下台的。大跃进自然得继续。但后来出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反右倾开始扩大化。还好，由于柯老的领导，上海没有整得人人自危。破坏多少还是有一些，一些领导不谨慎了，弄虚作假更厉害了。父亲厂里领导搞了一个“生产自动线”，工人们称之为“生产自动死”在上海话里“线”和“死”都读做xi。我父亲就很气愤，对领导有了意见，我在家里听他说过，他就称之为“生产自动死”。这些骂“生产自动死”的工人们都不是反对大跃进，父亲大跃进里就很积极，许多工人还是技术革新能手。还是那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香花毒草分得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跃进应该坚决拥护积极参加，什么是弄虚作假应该反对，他们最最清楚。除此以外，1960年还有利润挂帅，当时叫钞票挂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由于大型游标卡尺产值大，利润高，安排厂里生产不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不是服从国家的计划，或者不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计划，而是盲目追求利润。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利润高，为了“先富起来”就“发挥优势”优先生产大型游标卡尺。父亲跟我们说，那年生产的大型游标卡尺可以在全国使用二十年。这些游标卡尺最后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父亲也没说过。但后来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人不管个人安危“以革命的名义”告了他们一个领导（女）的状。该领导把一大批产品廉价处理了。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的先声。而父亲和工人们对于这种“钞票挂帅”的反对也是文化大革命批判“利润挂帅”的先声。如果能够看到这些现象，对后来为什么会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奇怪了。上海还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会上展出大型游标卡尺每把处理价不过六分钱，光盒内衬垫的丝绒就可以做两件旗袍，不知有关领导如此廉价处理是不是为了养育贪官污吏有利可图？如果是的话那么四清运动的必然性也见到了。在上海没有第二家生产游标卡尺的厂，我估计正是父亲厂里盲目生产的。1960年一些当权派决策盲目生产，过一段时间另外一些当权派又盲目地廉价处理。复辟以后，我看到邓小平报上攻击大跃进的文章，把那个时候出现的类似情况都毫无根据地归罪于大跃进。据说人民群众积极性大提高生产大增长的大跃进中，生产的都是这类积压品并在最后报废。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真正造成浪费的钞票挂帅，或者说利润挂帅却百般维护，对文化大革命对利润挂帅的批判大肆反攻倒算。其实钞票挂帅根本就不是大跃进造成的，一九五八年还正式批判过钞票挂帅。倒是那个被群众“以革命的名义”搞倒的领导，可以在复辟以后哭诉她是最早的文化大革命的被迫害者。想必复辟后她一定平反了。还是一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于1960年厂里生产继续跃进父亲从来没有意见，他仍然兢兢业业。但利润挂帅一来，白白耗费了工人的心血，他们就不满意了。他们也许不知道左倾、右倾这些叫法，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利润挂帅”，但他们知道不管叫什么，这样做是错的。钞票挂帅，或者说利润挂帅不但工厂有，农村也有。1960年上海蔬菜大丰收，从产量看增长率确实很高，但下半年上海人民的菜篮子就单调了。父亲告诉我们这是“钞票挂帅”的结果。菜市场清一色地都是胡萝卜。原因正是前两年种胡萝卜“来钱多、富得快”，农村就“发挥优势”大家都光种胡萝卜，不种其它蔬菜。结果胡萝卜太多卖不出去价格直线下降，以至于后来一些质量差的还不要钱，菜市场堆在那儿，谁需要就可以去拿。最后还是有许多烂掉。上海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允许农民有一小块自留地，让农民种植自己吃的蔬菜或其它作物，也开放自由市场，农民自留地里的产品有余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出售。农民自己吃菜当然不会光种胡萝卜。随着上海人民生活的单调，于是自由市场里多品种蔬菜价格就飞速上升了。“钞票挂帅”种胡萝卜并没有谋到利益，许多农民出售自留地的蔬菜倒发了小财。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有的农民不再安心集体劳动，而是弃农搞起了长途贩运。对于农民中的这种情况原本应该教育，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不但不教育，不是让农民安心于集体生产，反而鼓动“三自一包”大拆集体生产的台脚，弃农经商之风泛滥了起来。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土地大批地荒芜。这就造成了农业大减产和大饥荒。——说大饥荒是相对于解放后说的，相比之下，解放前年年都是特大饥荒。现在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把饥荒归罪于大跃进。在上海1958年和1959年根本就没有任何饥荒的样子，1960年上半年也没有任何饥荒的样子。浙江大致也一样。1960年我乡下的阿姨到上海来，没有听说，也没有看到有任何饥荒的迹象。人心开朗，没有任何愁眉苦脸，也没有听说生活水平下降。但上海在1960年下半年确实出现了供应紧张，最主要就是蔬菜品种单调。1961年上半年也还仅此而已。有人可能会认为上海得到了国家特别照顾，可浙江农村难道也得到了特别的照顾。1961年浙江杭州在饭馆里吃饭还不收粮票，上海却已经收“就餐券”了，后来改为粮票。所以至少把上海农村和浙江的饥荒归罪于大跃进是毫无根据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1960年浙江省还确实是个大灾年。那年台风十一次登陆，这是历来罕见的，至少解放至今还未有过第二次。全国从黑龙江以下到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一路下来发生了大台风，带来了大暴雨和大洪涝，而以浙江省最为严重。但宁波和我叔父所在的余姚一带没有发生什么大饥荒，甚至没有听他们说台风带来了严重灾害。这不是没有大天灾，而是大跃进发挥集体力量，“人定胜天”和天灾斗争，经过抗灾大大地减轻了台风和洪涝的危害，大跃进减灾抗灾功不可没。倒是“三自一包”风一来，带来了大减产和大饥荒，人祸确实比天灾更厉害。现在的反共疯狗如金辉之流造出了诸如“旱涝相抵，大洪水加大干旱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抗灾减灾有罪，没有成灾就是没有受灾，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遇到灾荒不叫苦，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等等奇谈怪论。只能说明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不择手段地编造。1961年又有一个亲戚到上海，他是来跑单帮的。那时夏天，我们睡地铺，正在地上坐着打牌。从他所说来看，宁波仍然没有任何饥荒迹象。他说现在农村的人都不想种地了，几乎家家户户跑单帮，只有老弱病残不能走的才在家。现在我们是“黑进黑出”。——通过跑单帮赚钱，然后到黑市去买需要的生活资料。父亲问他那么明年怎么办？他也承认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跑单帮，谁不跑谁就吃亏，大家明知这样下去不好，也只有这样办，至于明年，只好到明年再说。不管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怎么说，不管他们如何吹嘘“三自一包”，也不管他们对大规模的弃农经商如何涂脂抹粉。眼最亮、心最明的还是工人农民。他们最最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将造成严重的后果。父亲就知道，就是那位跑单帮的农村亲戚也明白。果然到了第二年，1962年上半年我那亲戚苦不堪言，整个宁波农村苦不堪言，也许整个浙江苦不堪言。正是大规模弃农经商造成了农村土地大批荒芜或者种应付地，自由市场也已没有多少东西可买卖了，跑单帮风自然减缓了下来，已经没法“黑进”了，农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别的地方我不敢多说，但可以肯定，宁波就是跑单帮才造成了饥荒。——这是人祸不是天灾！1960年大台风没有带来饥荒那是大跃进抗灾减灾有大功，没听说1961年宁波有天灾，那就是〇分天灾，十分人祸！不但宁波，1961年江苏、浙江还有上海农村并没有1960年那样的灾害。农业生产却达到了低谷，就是因为他们环绕着上海，弃农经商特别严重，造成了大批的土地荒芜。大规模弃农经商风的经济原因是1960年的钞票挂帅造成了上海等城市人民生活的单调，政治原因则是刘邓路线。下面是上海、浙江、江苏的一些农业统计资料，出自当局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其中不无篡改，但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笔者已经全部下载并且编辑成册，凡需要者可以来信索取。Email：[email protected]

农业　总产值　　 粮食　　　　棉花　　 油料　　糖料　　水产品　　 （亿元）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上海1956 ▲　 3.87 ▲　121.9　　　 3.52　　1.25　　　　 ▲　 3.571957 ▲ ↑4.13　 ↓101.78　　↑4.42　↑2.64　　　　 ▲ ↑4.511958 ▲ ↑5.71　 ↑116.93　▲↑6.03　↑2.91　　　　 ▲ ↑6.271959 ▲ ↑6.61　 ↓110.06　　↓4.69▲↑4.29　　　　 ▲ ↑8.151960 ▲ ↑6.69　 ↑115.65　　↓3.74▲↑5.33　　　　 ▲ ↑9.811961 ▲ ↑6.73　 ↓114.58　　↓3.54▼↓4.37　　　　 ▼ ↓6.891962 ▲ ↑7.61 ▲↑127.87　▼↓2.85　↑4.8　　　　　▲↑11.171963 ▲ ↑7.66 ▲↑140.49　　↑5.21　↓4.37　　　　 ▲↑11.691964 ▲ ↑9.61 ▲↑171.24　▲↑7.81▲↑6.89　　　　 ▲↑12.681965 ▲↑10.61 ▲↑174.42　▲↑8.56▲↑9.28　　　　　 ↓11.851966 ▲↑10.77 ▲↑186.41　▲↑7.82　↑8.06　　　　　　↓9.74江苏 1956　　　33.6　　1081.85　　 10.09　 27.94　　 0.01　　25.891957 ▲↑36.81　↓1063.6　　↑15.01 ↓25.07　 ↑0.02▲↑28.531958 ▲↑38.74　↑1128.45 ▲↑20.54 ↓22.1　▲↑0.96　↓23.731959　 ↓37.35　 ↓992.7　　↓17.13 ↓17.44 ▲↑5.42　↑26.851960　 ↓36.76　 ↓959.8　　↓12.43 ↓13.18　 ↓1.97　↑27.021961 ▼↓35.73 ▼↓903.85　 ↑13.93▼↓7.95　 ↓0.25　↓20.781962 ▲↑40.15　 ↑965.35 ▼↓ 8.21 ↑10.27 ▼↓0.04▼↓19.351963 ▲↑46.77　↑1114.9　　↑18.26 ↑11.33　 ↑0.12　↑21.251964 ▲↑56.62 ▲↑1350.3 ▲↑33.38 ↑22.32　 ↑0.54　↑23.831965 ▲↑57.27 ▲↑1442.75　↑26.44 ↓21.68　 ↓0.41　↑25.111966 ▲↑66.08　 ↑1591.7 ▲↑38.49 ↑24.37　 ↓0.23　↑25.79浙江1956 ▲　25.79　　 751.05　　 1.55　　 8.37　　25.45▲　44.471957 ▲↑26.48 ▲↑765.25 ▲↑4.14　 ↑9.29　↑27.72▲↑45.231958　 ↓26.09 ▲↑789　　▲↑4.63　 ↓7.96　↓19.93▲↑49.061959　 ↓25.68　 ↓779　　▲↑4.9 ▲↑12.53　↑20.71▲↑53.971960 ▼↓23.03　 ↓665　　▲↑5.25　 ↓7.88　 ↓9.66▲↑55.561961　 ↑24.14 ▼↓653.7　　↓3.86 ▼↓3.85 ▼↓7.13▼↓38.81962 ▲↑29.07　 ↑713　　▼↓3.84　 ↑6.42　↑11.69　↑42.961963 ▲↑32.53 ▲↑836.6　▲↑6.4　　↓5.5　 ↑20.57　↑43.951964 ▲↑35.04 ▲↑870.55 ▲↑8.56　↑10.69▲↑32.53　↑51.421965 ▲↑37.46 ▲↑920.9　▲↑10.04 ↑10.72　↓24.16▲↑56.771966 ▲↑40.26 ▲↑1012.45　↑7.59　 ↓8.8　 ↓22.69▲↑64.

注：↑比去年增产，↓比去年减产▲创历史最高水平，▼低谷。缺养猪量，这是邓小平最最忌讳的。因为“十年浩劫”养猪量增长迅猛，复辟以来增长缓慢，甚至徘徊下降。所以最好不公布。

可以看到，上海、江苏、浙江的农业问题主要是在1961年和1962年。资料中，农业总产值不知道是怎么算的。如上海市1961年粮棉油水产品均减产，不知为什么总产值反而依然创历史最高水平。江苏省，1962年除粮食比1960年略微高以外其余均相差甚远，农业总产值也反而创历史最高水平。1961年浙江省所有的产品产量均比1960年低，总产值反比1960年高。如果说1958年粮棉水产品均创历史最高水平，仅仅油糖减产，总产值就下降了，和1961比这中间显然有猫腻。这只有资改集团才明白。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上海市在柯老领导下，大跃进三年农业很好，粮食产量1958年和1960年均比1957年有很大增长，1959年（气候不明）有所减产，第二年尽管也有严重的台风洪涝却立即回升，可见不是什么大跃进破坏，而是其他的偶然因素。水产品连续三年均创历史最高纪录，油料连续三年增产，有两年创历史最高纪录，增长幅度均很大。只有棉花1960年因台风多雨产量低于1957年仍高于1956（按照对复辟时期农业的说法就叫做第四个高产年），但是1958年不但棉花创历史最高纪录，而且比1957年有极大幅度的增产，高达36.4%，实属特大丰收，1959年产量仍然比1957年高。尽管上海大建设中占了大量土地，大跃进三年粮、油、水产品均比社会主义改造的1955到1957年三年要高，棉花接近。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三年比，那就全都更高了。因此总的来说上海农业就是大跃进的三年。浙江省1958年丰收，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高，1960年虽然遇到大台风和暴雨，仍然比1961年高。棉花连续三年创历史最高水平，包括1960年尽管台风多雨仍创历史最高水平，而且增长幅度很大。水产品也连续三年创历史最高水平。1959年油料创历史最高水平。总的来说1959年只有粮食略有减产，其他均增产，棉、油、水产品都创历史最高水平。大跃进三年里浙江农业情况总的来说是好的。相比之下，江苏省要差一点，1958年秋刘少奇曾到江苏瞎指挥。1958年江苏也是较大的丰收年，粮食比1957年有很大增产，棉花、糖料创历史最高水平。1959年和1960年粮棉油均减产，但比1961年还是要高得多。1959年糖料创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增产幅度大得惊人。不知道是种多了，还是数字错了？如果数字错了，比如实际1.42万吨，那么大跃进三年糖料就可能连年创历史最高水平。水产品也连年增产。最最差的根本不是大跃进，正是搞“三自一包”的1961年和1962年。1961年两省一市粮食普遍减产。上海好得多，但江苏、浙江全是最低谷。江苏倒退十年到1951年以前，浙江倒退九年到1952年以前。和曾希圣“包产到户”的安徽省以及李井泉偷偷搞“三自一包”的四川省比，虽然还不至于跌破解放前的1949年，下降趋势是一样的。1961年上海棉、油、水产品全部减产，而且减产幅度较大。油料、水产品到了低谷。由于1962年上半年是“三自一包”刮得最最严重的时候，上半年决定的棉花产量在1962年仍是减产到了低谷。江苏除了油料略有回升外，棉花、糖料、水产品普遍减产。如果考虑到1960年棉花受到台风暴雨的影响，那么1961年的回升也就不稀罕了。但1962年竟然继续大幅度下降，不到1959年产量的一半，到了极低谷。浙江省棉花、油料、糖料、水产品都减产，而且减产幅度很大，油料、糖料、水产品到了低谷，1962年才回升，夏天决定的1962年棉花也是继续减产到了低谷。1957年浙江省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是459.6万公顷，经过大跃进的大规模建设占地1960年还有452.6万公顷。1961年名义上播种面积440万公顷，已经大幅度下降，实际情况更糟，那是春天早已播下了种，后来种应付田而已。到1962年竟然猛然下降到419万公顷，1963年也仅仅恢复到421万吨公顷，以后逐年上升到1965年为441.3万公顷，1970年才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到463万公顷。这中间虽然原因很复杂，大规模弃农经商显然是主要因素。总之这两省一市在1961年是严重减产年。即使上海也受到“三自一包”的严重影响。青浦县是陈云亲自插手“包产到户”的地方，结果减产，松江县也是这样。其他县也实行了“物质刺激”的评功记分方法。由于柯老坚决刹住“三自一包”的歪风，总的来说上海农业在1961年受的破坏远比其他地方小，1962年迅速好转，粮食和水产品创历史最高水平，浙江回升不及上海，江苏除粮食外谈不上回升。而且，粮食产量不但1961年比不上1960年，1962年也比不上1959年。1960年有干旱又有大台风及暴雨洪涝，1962年上半年只有三自一包。由于受气候的影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不计较单独一年的增产或减产，而是几年一算的。大跃进三年，我们就按照三年一算吧！在1961到1963三年里，浙江省生产了2203.3万吨粮食，比大跃进三年2233万吨少了1.33%，江苏省生产了2984.1万吨粮食，比大跃进三年3080.95万吨少了3.14%，只有上海才超过大跃进三年。即使如此这两省一市还都是靠了1963年才达到这个水平的，不然情况更不妙。毫无疑问，大跃进三年比六一年和六二年情况好得多，农业最糟糕的是“三自一包”的年头。如果按照国际上年平均应该递增2.5%来计算，三年就应该递增7.7%。浙江省这三年和大跃进比应该多收170万吨粮食，实际却少收了30万吨，江苏应该多收230万吨，实际却少收了96万吨。一进一出，这两个省少收了520多万吨粮食。已经有不少人揭示，1962年如果说比1961年好的话，也仅仅是秋粮好，上半年是最最糟糕的时期，那年夏天由于夏收减产，以及工业在下马风下大幅度下降，刘少奇也沉不住气惊呼中国经济崩溃了。可是现在他们居然把局势好转归功于“三自一包”。说成1961年就摆脱了饥荒，说成1958年就是饥荒。我没有找到夏收作物的资料没法比较，但在夏天定局的棉花和油料显然很糟糕。也许正是为了掩盖真相，所以当局拒不透露我国历年的夏粮产量。1962年秋天，毛主席已经开始反击，并且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由于该年秋粮增产幅度较大，毛主席高兴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这句话的来历。安徽、四川的农业也是以1961年最低，这两个省的粮食产量甚至跌破了解放前。是包产到户最最严重的省，也是我国饥荒最最严重的省。邓贼的数据照样说明了问题，这儿不讨论了。1963年才真正全面回升，1964年到1966年形势一年比一年好，甚至连年创历史最高水平。在这些年“三自一包”早就刹住了。不是别的，正是“三自一包”严重地破坏了这两省一市的农业，而尤以大规模地弃农经商为烈，不像安徽、四川以“包产到户”为烈。这两省一市的饥荒主要就是1961年和1962年的“三自一包”造成的，是人祸不是天灾。饥荒最最严重的是1961年到1962年，以1962年上半年为最烈。1963年上半年还是轻度饥荒。1961年秋，我国粮食到了最最困难的时候，上海开始以工种定粮。父亲身体魁梧力气大劳动强度又大，粮食定量由49斤减少到了35斤后，付出的仍是重体力，所以一直感到肚子饿。我们正在长身体也老是感觉到肚子饿。我就饿过肚子，1961年下半年开始饿肚子到1962年上半年最为饥饿。所以上海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既不是中央的正式说法“困难时期”，也不叫“三年自然灾害”。一般就称之为1962年。1963年还没有完全走出饥饿的阴影。——这不奇怪，看看1962年浙江、江苏粮食产量不如1959年就明白了。2007年初我和反共分子、邓修分子、右派分子在一个右派网站大辩论。在我说了浙江宁波发生饥荒的时间和原因后，有人断章取义地作了如下的评论：

　　至少浙江宁波1960年没有什么饥荒？　　那你知道不知道1960年浙江省温岭市农村饿死多少人吗？当时的闺女是给口饭吃就嫁了。

我的文章很长，他就只引了这么一句话，没看过我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会以为我根本就不承认浙江发生过饥荒，又好像我根本否定存在过浮夸风和共产风一样。其实我不过说明事实真相——宁波的饥荒主要是1961年大规模弃农经商造成的，最最困苦的时候是1962年。我很怀疑这是一个反共分子的“马甲”（辩论不赢别人，另外注册一个化名上贴）但当时我还是给他做如下的回答：

　　你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说宁波是三自一包造成大规模弃农经商带来了饥荒，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在宁波前有个“至少”你没有看到吗？全国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全部知道？我知道河南的信阳事件是刘（少奇）的党羽搞的这还不够吗？我说了那么多四川的李井泉南充的卫广平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而且邓贼复辟为他们翻案时我还坚持说他们搞浮夸风和共产风不该翻案，你没有看到吗？现在不是我必须对你说的“至少”以外的事情发表意见，而是你该回答我：1.宁波的弃农经商造成土地荒芜，是不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三自一包是不是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是不是人祸？2.文化大革命批判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李井泉、卫广平等人对不对？应不应该？河南造反派批判刘的党羽应不应该？3.邓贼复辟为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李井泉、卫广平等人翻案，是不是证明了正是刘邓（搞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们是不是有罪？如果他们有罪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路线又错在那儿？不要回避！

结果此人就是回避了，不再在网上出现。这儿我还只是防御，其实我还可以进攻，完全可以问他：

　　我大概可以相信在温岭发生过闺女给口饭吃就嫁了，但我怎么知道一定就是你说的1960年，而不是1962年呢？1959年根据邓小平的数字，粮食只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58年略微减产，虽不是最高年产量，也还是“第二个高产年”，怎么可能在1960年造成饥荒呢？1961年浙江的粮食产量是最低谷，1962年也比1959年低得多，怎么可能不在1962年造成最最困难的时期呢？我在地图里找到，温岭属于温州地区，众所周知，温州历来是资本主义倾向最最严重的地区，也从来是弃农经商最严重的地区，我怎么知道温岭的饥荒不是弃农经商造成的呢？就是发生在1960年，我又怎么知道不是比宁波更早就发生了弃农经商的恶浪并在1960年就造成了饥荒了呢？（弃农经商和包产到户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已有苗头。他们利用毛主席纠正五风作借口，并且造成了破坏，这就是应该纠正的右倾。反右倾不能扩大化，但是不是说不存在、无危害、绝对不该反。）

由于当时不能明确断定这是一个老反共分子以新的马甲出现上贴，所以对他客气，没有写上这些话。1962年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那个亲戚不得不向上海的亲友求援，父亲也帮了一些忙。不是说浮夸风和共产风没有破坏，但不是最最主要的破坏，至少上海和浙江是如此。江苏有刘少奇的直接插手或需另当别论，也不及“三自一包”的破坏力大，不然1961到1963三年不会比大跃进三年少生产那么多粮食。自然灾害也是存在的，如谁一定要称之为“风调雨顺的三年”那对他也没办法。但1961年灾害要小得多，1962年倒真正风调雨顺，问题主要就出在这一时期，至少这两省一市是如此。前面说过，父亲也是最最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对于农民大规模弃农经商，他当然不赞成。但他倒不怪农民。面临着当时的饥荒，父亲说：“毛主席是对的，党的政策是对的，都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父亲这话对了前面一半，后半部分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决不仅仅下面的小干部，当时父亲不知道，在上层就有人代表地主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刘邓路线。现在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都把饥荒归罪于大跃进，把浮夸风与共产风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等同起来，又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毛主席。可是父亲在1959年初亲耳听到也亲口说到过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事实胜于雄辩，无论谁怎么巧言令色，怎么可能说得动他？他又不是那种出于政治需要故意歪曲和捏造谎言、否定事实的人。1980年当局强制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鼓励弃农经商。在江浙一带农民中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我和上海郊区的农民谈过，他们都说包产到户后苦了。当时宁波的亲戚到上海来都说在农村农民们（其实已经是农业工人和社队企业的工人）说：“这样搞，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会来的。”父亲也这样认为。倒是我认为没有那么快。因为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办了大量的化肥厂、农药厂、农机厂，学大寨办了大量的水利，国家粮库和社队仓库也存了大量的粮食，我也听说了我国已经培育出杂交水稻等一系列优良品种，这些当然都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我还知道我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济状况远不是文革以前可以比的，有足够的外汇已经可以大量进口粮食了，因此我明白，毛主席留下的丰厚家底可以供当局这些败家子败一段时间了。现在三农危机连当局也已经不能不承认了。2008年1月下雪并不算很大，我们四川南充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都积过几寸的雪，这次雪根本就没有积起来，贵州在我们南面，即使地势比较高雪比我们南充大，也应该比那些年头小，可是有的地方居然中断了几天交通就断了粮。这不是个别地方，其他还有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有断粮或几乎断粮。这是一月份，不是青黄不接的三、四月。可见这些地方的粮食仓库里早已空了，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外面运粮食来吃。许多断粮的地方还是农村。本来农村至少应该有当年的粮食储存吃到夏收，三四月份断粮就叫做青黄不接，就是农业严重歉收的标志，却早在一月或更早就没有了。全靠外运粮食过日子，来一车吃一车，停几天交通就是断粮，说明这些地方秋收以后没有好久就已经把收的粮食吃完了。不但谈不上什么储备粮，连周转粮都没有，而且雪花飘到处都是如此，所以如果那一天全国性的大饥荒突然来临，那是一点不奇怪的。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目前没有饥荒，但大饥荒将会突然来临的，就是不知道在哪一年。总之要到毛主席的老本吃完，没有能力进口粮食后，大饥荒就会在哪一天早上突然来临。对于农民大规模弃农经商，父亲当然也不赞成。但他倒不怪农民。相反他对于贬低攻击农民的论调很反感。1960年我第一次正式下乡。到了上海郊区的农村只看到到处是风车，都是大跃进的成就。我们就在农村食堂搭的伙。不能说食堂很好，但上海农村的食堂实行定量吃饭、节约归己是我们亲眼目睹的。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很不错。1961年下乡就不一样了。食堂已经散了，风车也没有看到，农民也和1960年下乡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看到的一是农民们天天吵架，每天都在为争工分而吵架，二是每个农民以及他们的儿女们身上都背着一个棉花袋，走到那儿就拿到那儿，见稻子就拿稻子，见棉花就拿棉花。出工时每到休息时间，大家一面吵工分一面拿，比如收黄豆，手中不停地剥黄豆，剥下后就往自己的棉花口袋里装。同学们都很不理解，下乡前不是叫我们学习农民阶级的优秀品质的吗？难道这就是农民的优秀品质？许多人得出结论——农民自私、落后。我虽然没有说也不能解释，至少在后来同意了他们的说法。这一说法是在学校上语文课和政治课时从刘少奇那儿批发来的。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里说：“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由于农民长期附着在土地上进行散漫的、独立的、简单的、自给的、彼此不大互相协作的生产，和他们简单的独立的生活样式，以及他们对于地租劳役的负担等，就养成农民的散漫性、保守性、狭隘性、落后性，对于财产的私有观念，对于封建主的反抗性及政治上的平等要求等等。这就是农民阶级的特性。”后来居然没有把这篇大作收进《刘少奇选集》。我们实际上完全接受了刘少奇的这些说法。父亲就不一样。1962年，有一次我在家里和我哥一起说到农民时，我们说：“那是因为农民自私”。父亲听后大为光火，把我们狠狠地训了一顿，并说：“如果说那是农民自私，那么工人也自私。”当时我们也不理解。1963年我们又一次下乡，这次农民再也不像1961年那样每人背个棉花袋，见到什么拿什么了，也不再为工分整天吵架了，劳动积极性也显然比1961年高。同样的农民，为什么1960年和1963年都不为工分吵架，也不再“大家拿”了，而1961年就如此呢？如果说这是因为农民自私落后，那么众所周知，后来，中国出了一句话人人都知道，并且传播到国外，那就是“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那可是同样发生在工厂里的，这正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如果说那是农民自私，那么工人也自私。”我在学校里根本就不能认识到这一些，一直到1970年进了工厂后经过几年，才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可以断定，1961年那次下乡，看到的农民争工分，根源在于推行工分挂帅。至于“大家拿”那是当时那个公社的干部里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这是农民群众和官僚主义者作斗争的低级形式，它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革命。复辟后，全国所以会出现一个“大家拿”也正是如此，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官僚主义者阶级、垄断资产阶级和社会风气不正，贪污腐败成灾，总之是对于重新压在自己头上的剥削阶级反抗的低级形式。自作清高，指责工人农民落后、自私的人，至少是不懂得工人农民，受到刘少奇一类骗子“群众落后论”的影响，1962年我就不懂得这一些。而有的人本身就是一些贪污盗窃、腐败反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些人会谴责和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并指出工人农民这些做法是对他们剥削压迫的反抗吗？他们的特点就在于实行剥削阶级专政，他们不是首先检查自己而是把矛头指向人民群众。不是提出什么“精神文明”、“从我做起”吗？他们不允许人民群众反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不准人民群众革命，不准从他们这一小撮剥削者的头上开始革起，却要人民群众“从我做起”，好为他们一小撮剥削者、寄生虫的利益去卖命。1962年毛主席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3年四清已经也开始了，即使四清还没有清到的地方，贪官污吏和走资派也已经感到冬天的威胁了。虽然工分挂帅、官僚主义、多吃多占和贪污盗窃的根子还没有挖掉，已经处于下风了，至少不得不收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人民群众中的革命情绪的大爆发。在文化大革命批判刘少奇的“群众落后论”时，有一次我对父亲说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指责农民群众“保守的、狭隘的、落后的、自私的”时，父亲说：“以前还有一个说法，甚至说农民是反动的。”就这么一句，没有多的了，但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那时我已经知道，说农民“反动的”是在解放初，可见父亲把这一说法一直记到文化大革命，记了十几年。我不明白的是，父亲历来没有种过田，从来不是农民，不仅如此，我们曹家虽然从来住在农村，几代人都是在城市里工作。父亲怎么会那么理解农民？后来我知道所谓农民“反动的”，那是对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歪曲。马克思主义刚出来时，对于农民还不能够明确地分析为富农、中农和贫农，实际意思是很分明的。《共产党宣言》中所谓“反动的”是指那些要保留农村分散落后面貌的农民，而行将转到工人阶级一边来的农民则是革命的。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马克思已经明确地把农民分为农民的塞文与农民的万第。前者力求摆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力求联合城市并且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后者想巩固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愚蠢地巩固旧制度。这在后来被列宁明确地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毛主席更进一步地发展了这一阶级划分。而刘少奇之流则是歪曲利用马克思主义把农民阶级整个地打成反动的。其实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针对拉萨尔所说的“反动的一帮”，马克思就明确地说：“这也是荒谬的”，并且反问，难道能够说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是反动的一帮吗？农民确实是分散的，但剥削阶级的压迫使得他们的阶级利益越来越一致，以至于团结起来一致推翻反动封建皇朝的统治。这个时候农民就既不是分散的也不是狭隘的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几十万农民分成大小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几千人，就好像几十万颗定时炸弹在同一天爆炸，并最终埋葬了东汉皇朝。这样的革命伟业即使西欧无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做出来过。在研究历史时，针对有人说“农民阶级不是领导阶级，农民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法”——这也是沿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我回答道：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农民阶级确实不是领导阶级，也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哪一次不是农民阶级领导的？哪一次革命的领袖不是农民或公认的农民代表？农民阶级确实不代表以大机器生产为标志的生产力，但历史上中国的农民革命没有一次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大革命。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新生产方式尽管还不是机器生产，在当时却是先进的生产方式。这些又有哪一次不是农民阶级创造的？以唐朝为例，均田制就是隋末农民起义后所实行的，这是后世公认的先进的生产方式，也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先进生产方式。杨广最先制定出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但没有一次农民起义就不能推广。有人说：“毛泽东不过是农民起义领袖。”我回答道：“对农民起义领袖要尊敬。”历史上农民领袖的水平是相当高的。许多人原来没有机会读书，革命几年就读起书来了。甚至在自然科学上也有造诣。比如张献忠会做当时的最高数学几何、代数，会外语，还知道哥白尼。至于毛主席其水平之高，世界上哪个国家的领导人不佩服？他们可以反对他、不赞成他，就是不能不佩服他。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农民阶级也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的革命军队首先就是穿上军装的农民，朝鲜战场上主要就是中国的农民打败了美国兵。农民阶级也是极乐意从事机器生产的，他们虽然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却是先进生产方式的积极拥护者。解放后不但大多数农民拥护农业机械化，许多农民还成了新的农业机械的研究者和发明者，以及农业新品种的积极研制者。在大跃进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特别突出。正因为如此，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当然首先也主要是贫下中农。农民中，对小农经济最最拥护、最最反对农业机械化的不是别的，正是富农阶级。一切反动阶级都是如此。后来，我国不但农业集体化被破坏了，农业机械化也被严重地破坏了，农业机械生产量大幅度下降，已经装备农民的农业机械也被大批摧毁。我们四川南充附近的农村1976年已经拖拉机在耕地了，还用了喷灌，社队企业也已经起步。许多大山里的农村也建立了农机站。我们农业机械厂的产品供不应求，并且正准备大批量生产拖拉机。可是一复辟，拖拉机锈蚀在路边，喷灌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社队企业被称为“小生产方式”而摧毁。甚至连牛也没有了，厂里许多农村职工要在农忙时节请探亲假回去用人力拉犁，我们厂生产的农业机械在1977年还脱销，1978年就大批积压起来，工厂进入了困境，本来要建成拖拉机厂的，这时就难以为继了。六十年代初我们看到农村的“大家拿”正是由于农村中出现了新的地主阶级和旧地主企图复辟的结果，是农民阶级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阶级斗争的低级形态。这一阶段的斗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阶级的状况，也有一定的消极性。但却是农民阶级对于压迫他们的新生的地主阶级和企图复辟的旧地主阶级，作斗争的不可避免的阶段。新旧地主阶级的背后正是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正是走资派，正是刘邓代表的路线。对农民要教育，教育他们和新老地主、和走资派的斗争必须走上高级阶段，但不能自作高明在一旁对农民指手画脚。农民阶级其实是很能懂得这个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时，宁波的农民们说：“这下好了，烂污都拆到刘少奇头上了。”正是这一认识的反应。毛主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个人，而是批判他代表的这条走资路线，也就是为了打倒一个新的已经腐朽的剥削阶级，他不过是这一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甚至当为文化大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副统帅要克己复礼时，毛主席也不惜和他反目。我父亲和一些工人、农民们原来所以会说出：“毛主席是对的，党的政策是对的，都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 那是不了解上层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使得大家知道了上层的斗争，知道事情绝不仅仅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知道上层有最大的走资派，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工人、农民们很清楚，这决等于中下层干部个个都是好东西了。大家都明白，有的中下层干部决不仅仅是刘邓路线的执行者，甚至不仅仅是积极的推行者，还是刘邓路线的发明者和创造者，许多坏事不但是他们干的，还是他们首先想出来的，是他们出于阶级利益的需要。刘少奇不过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刘邓等上层人物所以要代表中下层的新生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新老地主阶级，各人有各人的原因。有的是因为 “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自己也想当个剥削阶级分子，有的出于某种个人野心，既然要篡权就要拉拢各种势力壮大自己的力量，这样他们恰恰拉拢了这些人。因为正是中下层的新的剥削阶级分子，以及企图翻天的旧的剥削者，具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上层领导和政治路线的需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改造那些人，尽可能地孤立这一剥削阶级中死不改悔的一小撮，必须团结大多数，对走资派能挽救的尽量挽救，结果就是把所有的账都算在刘少奇的身上了。以至于出现“这下好了，烂污都拆到刘少奇头上了。”从情理上来说对刘少奇也确实很不公正。刘少奇确实有些冤枉。大家知道走资派是处理最最轻的罪行，如果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他本来也不会彻底打倒的，政治局常委不能当了，教育后另外安排工作的机会还是有的。二号走资派做得一点不比他少，不是到江西去体验一下生活后，做个“永不翻案”的保证就出来了？当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被揭露出来从而彻底打倒后，当时许多中下层走资派不是认真改悔，而是把自己犯下的一切罪孽全都往垮台的刘少奇身上一推，自己就没事，骨子里也没有改变，照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照样要剥削压迫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对造反群众的仇恨始终不变，人民群众对他们不满意是完全有道理的。就是对刘少奇，他们也毫无信义和道德可言。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能够把自己的罪孽都算在积极代表自己的主子头上呢？刘少奇代表他们辛辛苦苦地为他们谋利益，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结果，确实有点冤枉。何况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还辛辛苦苦地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出来保他们，到头来他们不感谢，反把他当成了替罪羊。所以毛主席一再强调，文化大革命不是仅仅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是要打倒他们这条路线。只要改悔了，可以出来工作，坚持执行这条路线的就不能出来。“永不翻案”出来后，一旦权在手就自食其言大刮右倾翻案风时，毛主席就理所当然地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革命时期（九大以前）有人提出如果刘少奇不好，罢他的官就是了，为什么要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式，毛主席的回答也是这样。仅仅打倒刘少奇太容易了，也是最最不解决问题的，甚至火候不到还会造成破坏作用。比如1958年毛主席力纠五风时，1959年庐山会议上，拿出刘少奇、邓小平大刮五风的罪证后，只要措施严厉点就可以打倒他们了，但无疑将对当时的工农业生产和大规模建设带来冲击，野心勃勃的彭德怀将篡权。七千人大会上抓住刘邓的罪行也可以打到他们，但是毛主席为了团结大多数追随过他们的干部度过困难，甚至还主动替他们承担责任。1964年毛主席只要拿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刘少奇的“白区正确路线代表”的桂冠就打得粉碎了，就是因为解决不了路线问题，所以毛主席不过吓唬他一下终于没有拿出来。毛主席早就看得很明白，上层的斗争有下面的社会基础存在，解放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大建设大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和已经打倒的旧的剥削阶级，地、富、反、右中的不甘心失败者联手，企图把社会主义社会蜕变成新的剥削阶级的社会，对工农的压迫出现了，最极端的就是打骂农民和克扣农民的伙食，对工农的剥削也出现了，除了“合法”的特权以外还有不合法的贪污盗窃。这样毛主席就发动了四清运动，这一运动最初就是适合农民群众的要求，从清查社队的账目开始的。

……（这中间说父亲在四清中说劉鄧桃园经验迫害的经国）

大多数四清工作队员还是拥护毛主席路线的，《二十三条》的通过和发表，不但挽救了不少受迫害者，也挽救了不少四清工作队员。但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阶级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刘邓等人没有改邪归正，后来还是会出现父亲单位那样的“大四清”。文化革命我们到了工厂惊奇地发现“桃园经验”和形左实右路线还是那么顽固地继续着。确实，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光靠四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仅仅靠自上而下的清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会走向反面。隋文帝、朱元璋严厉打击贪官污吏不但受到了许多人骂，也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隋朝还走向反面而灭亡。很简单，党内的无产阶级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派，既然作为当权派自然有权，就会打着你的四清旗号整无产阶级，整好的干部和广大的工农群众。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社会的黑暗面。

埋葬帝国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曹为平 跨千纪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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