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恐怕最能理解这个问题。

储蓄的大幅增加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节点，那就是11月份的债市风险。

2022年11月，我国债市迎来一波大幅震荡。

受此冲击的直接影响，三成以上的银行理财产品本周收益为负，甚至破净。

部分债基甚至跌没了三个月的收益。

虽说市场有风险，但这个波动不能简单的这么理解。

之前为了打破刚兑，完善金融市场的风险定价功能，监管单位出台了包括资管新规在内的一系列规定。

这样做的好处是回归市场精神，让风险和收益一一对应，打破了投资者对刚兑的不合理预期；但坏处是大幅提高了银行的资金运营能力要求，提高了销售难度。

非标退出，资金池被扒开，层层嵌套取消，银行要想保住原有固收产品的目标客户，只能向债市转型——这已经是最接近固收诉求的金融市场了。

与此同时，为了维持产品号召力，银行推出了“固收+”的概念——用固收来迎合投资人对固收的怀念，用+来迎合净值化的现实要求。

之后进一步规范，固收+还原为债市产品。

说白了，就是债基。

再说一遍，所谓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的本质就是债基。

债基可不是什么新玩意，但如果你上来跟投资者说债基的话，恐怕没人会想当然的把它和低风险连接起来。

但经过资管新规背景下的宣传，经过固收+的改造，客户自动把银行理财产品打上了低风险的标签。

于是债基和低风险，以及银行理财就挂起钩来。

投资者哪里会想那么深入，他们现在只是认为银行的产品就是低风险的，别管它叫什么名字；而基金保险券商的产品就是高风险。

结果11月份的债市冲击出来之后，直接给投资者打了一闷棍。

合着区区4-5%的银行理财产品也能亏损，合着银行理财产品就是原先的债基呀。

于是大量资金在理财到期之后主动流向存款。

这就造成了2022年居民储蓄大幅上升的结果。

现在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居民的储蓄或者消费意愿。

1、首先是风险。

至少2022年储蓄的增加跟风险有着最直接最显著的关系。

对亲历净值大幅波动的投资者来说，如果4-5%的产品还要承担亏损的风险的话，那么的确不如直接买大额存单省心，至少人家保本保息，而且利率也没差多少——去年11月大额存单差不多在3.5%左右的水平上。

为1%的超额收益，去承受亏损的风险，心脏受不了。

我国非存金融资产和存款大概是对半分。

如果金融市场保持去年的风险特征，那么储蓄今年继续增加毫无压力。

2、其次当然是收入和消费。

消费c和储蓄s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收入y。

用课本上的函数来表示就是：

消费函数： c=c(y)

储蓄： s=y-c

常识告诉我们，收入越高消费越低，储蓄就越高。

所以，收入和消费对储蓄的影响就不赘述了，值得多说一句的是储蓄率的变动。

3、储蓄不光是消费的剩余，更是未来的保障。

所以，对于一个社保不健全的居民来说，他会想方设法降低消费提高储蓄率。

对于一个对未来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有多少储蓄都是不够的。

而我们这个社会恰恰在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存在诸多的后顾之忧，对于劳动者来说，不要说不敢消费，甚至连孩子都不敢生。

似乎唯有如此，才可以尽大可能地回避风险、回避不确定支出的可能。

但这显然是不妥的，是一个合格合理的社会不应该出现的。

所以，对于2022年的储蓄大幅增加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11月风险示范的直接后果；但对于我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高储蓄倾向，却是低社保环境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