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钱都去哪里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狭义上我们认为，一个人赚多少钱，就花或者存多少钱，一个人的存款高低，只取决于他的赚钱能力和花钱速度。

但在宏观上，这个问题就变成了，尽管每年的GDP依然在增长，尽管每年的M2、M1增势喜人，但好像我们会发现，这几年债务问题似乎越来越大，以至于变成了“房间里的大象”，我们假装看不见，但实际上它就在那里，巍然不动。

2021年我国M2广义货币只有238万亿元，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66万亿元，一年增长幅度10%，但2022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仅仅只有3%。

宏观上的钱去哪里了呢？

我们说财富的增长看似取决于货币发行的数量，但实际上决定财富增长的是各类生产要素的提高，例如人力资源、技术和创新等等，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因而理论上当印钞量增加10%的时候，那么对应的消费导致的GDP增长也会相应提高。

但实际上，这其中又有许多纷杂的原因。

印出来的钱既然没有流动到个人的口袋里，那么印出来的钱又去了哪里呢？

奥地利学派对此就有非常明确的认知，那就是过度印钞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在一个经济体印钞的过程中，增发货币的多少以及对货币的流通方向、对产业政策的扶持、甚至是对一个行业的补贴等等，货币在这个过程中对人们的行为都会有极强的误导作用。

举个例子，过去很多地方鼓励搞基建，促进GDP增长和增加就业，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宏观上的货币增量被用于基建投资，这当然是好事情，但如果我们过度关注短期眼下的增长和就业情况，就可能会造成资本的效率利用率低下，长期回报不足的情况。

于是我们就会发现，短期来看GDP上去了，任期考核也达成了，但长期来看，错误的引线早已经埋下，未来的隐患就可能比短期的GDP增长更危险。

短期的货币政策当然是可行的，也是有效的，例如2008年的经济大刺激，我们会看到由于短期内市面上的钱多了，那么人们借钱就更容易了，借钱所需要支付的利息就会下降，利息下降本身就发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未来的商品变得更值钱了。

利息理论告诉我们，利率是衡量人们耐心的一个重要指标，利率越高耐心就越低，利率越低耐心就越高。

于是，过度印钞导致了利率下降，意味着人们觉得未来的前景更明朗，期货在今天看来就越值钱，于是人们就会觉得投资未来是有利可图的。

事实也证明这一点，2008年之后，资产价格大幅上涨，银行利息下降，人们投资未来和基建，由于货币增加了，也推动了房地产的价格持续上涨，连带着刺激经济不断增长。

但这个过程中，水分和泡沫乃至债务也在无形之中增长。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持续性的印钞是容易上瘾的，因为效果立竿见影地好，只要印钞经济就会给你反映，市场就会给你反映，但如果长期这么做，我们就会慢慢感到物价飞涨，原来好挣的钱，今天反而不好挣了，哪怕是挣到了那么多钱，却发现东西越来越贵。

这个时候，货币居多，超过了市场的承受能力，通货膨胀应运而生。

但这依然无法解释我们的钱去哪里了，这背后还有重要的因素我们忽视了，那就是投入和回报比。

换言之，钱花出去了，但换来的回报和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并不高，或者说在短期内看不到更高的回报，这就造成了虽然钱很多，但从上层一步步流通到普通人手里，钱在这个流通的过程中，被“稀释”掉了，亦或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回报。

曹德旺对此就做过非常精辟的总结：

我们的救市方法很实在，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去救市的时候，各地配套资金加码，可能有一两百万都不止，扩大我们的内需，内需去哪里了？房地产。

我们的房地产，这几年你可以想象一下盖多少东西。从09年到去年（2019年）GDP产出是750万亿，但是每年的报表里都有一个说明是，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百分之五十几，那些GDP里面的固定资产投资，隐患的起码400万亿，再加上历史的旧的固定资产，少说五六百万亿，我们去年（2019年）产出才九十几万亿，产出只占投入的百分之十几。

如果福耀玻璃是这样的产出投入比，可能早就倒闭了。

曹德旺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对过去货币措施的一个很好的总结。

钱去哪里了？

一部分钱被用来投入固定资产投资，例如房地产、基建、地铁等等，一个好的消息是虽然这些东西短期带来的回报很低，但长期来看，不管是基建房地产还是地铁，被修好了，哪怕未来经济风云变幻，我们的基建和住的的条件更好了，出行更便利了，这是不会变的。

但不好的地方就在于，钱花出去了，花出去了很多很多，地方城投债居高不下，这是债务上的问题，而地方推动的投资基建，却没有带来很好的回报率，这就导致了钱花出去了，却没有撬动更大的杠杆。

从数据来看，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其中有45%都投向了公路、铁路、机场和城乡电网，剩余一部分可能进入了楼市、房地产行业。

这几年的经济刺激，大概率走的也是这个模式，这就导致了什么问题，钱没有到普通人身上。

尽管我们的基建更好了，各种交通方式更先进了，但要命的是，很多人的收入依然很低很低。

根据《2021中国统计年鉴》来看，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极低收入人口有5.6亿人，月收入在1000-2000以下的低收入人口有3.1亿人，月收入在2000-5000的中等收入者有3.8亿人。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地铁、动车、公交、电费，一旦定价太高，很多人难以承受，定价过低，又需要持续性的补贴来预防亏损。

今天很多城市，包括一些很发达的一二线城市的地铁规划线路都被叫停了，为什么？

答案就在于此，修的越多，其实亏损就越多，亏损的钱需要谁出呢？答案不言自明。

过去十多年的货币政策，立竿见影，让我们的GDP增速连年新高，但这可能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人均收入并没有提起来，这个问题其实比较严重。

因为常理来说，应该是人们的收入高了以后，各种基建才越来越好，因为人们负担得起，但我们却是反过来的，先把各种基建提高，但由于人均收入过低，导致亏损居多。

今天我们到欧洲各地，看到机场、火车站非常古老，很多人会感到疑惑，欧洲人均收入那么高，但欧洲却依然没有翻新的太高意愿，这背后本来也就说明了一些问题，特朗普时期曾准备大兴基建以刺激美国经济，但在执行层面没有得到国会的认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得不偿失”。

当然，我们和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不同，不能简单地借鉴。

但基建的投入回报比，资金的利用效率，以及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同样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

因为纵观各国的发展经济规律来看，我们必然会从制造业出口为导向，转为第三产业消费为导向，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下降0.2%，远低于3%的GDP增速。

2021年，我国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为54.3%，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15.9%和38.4%；远低于OECD经济体77.3%的平均值，其中政府和居民消费分别为18.3%和59.0%；也远低于72.0%的世界平均水平。

消费水平低，一方面是没钱，另一方面则是不确定性因素太多，阻碍了人们的消费意愿，尤其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弱，这些因素都强化了国人的储蓄习惯，而不是消费习惯。

长远来看，最终钱的流向可能依然会以民生消费为主导，而不是以基建投资为主导，这样可以最大化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刺激经济的有效转化和增长。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基建投资为主导的体系下，寻租空间大，且短期效果也立竿见影，未来如何引导到民生消费上，这不仅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因为基建投资很简单，给钱修就行了，不太需要综合各方意愿和实际情况，但民生消费则不同，一来是寻租空间小，其次是各地收入不同、差异不同，如何刺激人们真正去产生消费行为，这非常考验智慧。

今天的许多现代经济体都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强调用货币去管控经济，针对由此而引发的货币泛滥问题，凯恩斯本人也承认并戏言：“没人能永远活下去。”

他的潜台词可能是，以后的问题以后再说。

今天货币问题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货币问题，这还关乎着每个人对生活的切实感受，钱在什么地方，人就会流动到什么，在今天看来，这依然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真切现象。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