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记者埃里克和一些法国企业家第一次来到中国。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带他们车行两小时，来到一个大工地，周围还有不少庄稼。一位中方助手向法国人解释，“这是浦东，我们的新城区。我们的城市将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口，还可能成为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狂妄自大！”一位法国企业家对埃里克悄悄说道。    十五年后的2005年春节，已是法国第一大经济报纸《回声报》副主编的埃里克，出版了《当中国改变世界》。该书迅速登上法国畅销书排行榜，并成为几大全国性报刊和主要电台的热门话题。该书封底写着，“世界用1／4世纪的时间改变了中国，现在中国在改变世界，今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05年12月，在北京冬日明媚的阳光里，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专访。这位身材魁伟、笑声爽朗的法国人，已是27年工龄的新闻老兵，先后担任《世界报》经济版编辑、驻纽约记者、社论评论员和主编。身为《回声报》副主编的他，仍然笔耕不辍，出版过几部经济类畅销书。这只是他第三次来中国。但敏锐的经济学触觉让他在遥远的法国感受到中国的经济地震。源于记者职业的动人文笔，则让他写就一本深入浅出的著作。    翻开《当中国改变世界》的目录，读者仿佛进入了动物世界。埃里克将亚洲新兴国家比作“飞雁模式”，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比作“与狼共舞”。而中国需求则是饕餮之口，在世界原料市场上掀起大波，重新点燃诸多夕阳工业。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则被比作蚂蚁，“中国制造”将剥夺其他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    “如同一只大象走进了瓷器店”，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说道。20世纪，闯进世界经济瓷器店的只是几只老鼠（日本、韩国等），它们不会造成多大损失。而今天则是一头可能造成惨重损失的大象进入商店。为了给大象腾地方，人们需要对瓷器店进行重新改造。为了让大象找到自己的位置，还需要对它驯化。    埃里克的笔紧紧攥住了世界经济跳动的脉搏。在他看来，经济生活中三个主角——股东、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一直在变化。这也是他的另一本书《疯疯癫癫的资本主义》的主题。    而今天，这一切也越来越为我们熟悉。当美国消费者享受着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时，美国蓝领工人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当中国年轻人大规模抵制日货时，他们可能损害了兄弟姐妹的工作机会。当境外战略投资者参与国有银行改制时，有人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而乐观其成；但他们耳边也不时响起反对之声：“贱卖国资”、“外资威胁金融安全”。    也许，在新的世界冲突中，我们不能仅仅以民族国家来划分敌友，相互对垒的可能是消费者、生产者和股东。同一个人，作为国民和消费者的身份可能发生冲突。   

    经济观察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中国的？    埃里克：1973年，法国有一本书很出名，叫做《当中国觉醒的时候》。作者是在戴高乐政府中担任部长的阿兰·佩尔菲特。我从那时候开始关注中国。如今，佩尔菲特的预言已经应验。    经济观察报：1990年代法国人是怎样看待中国的？    埃里克：1990年代时，法国人知道，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但中国发展不快，在世界上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法国商人、记者都对中国持观望态度。当时我每星期都要主持一个电视节目，访谈对象都是法国企业家。2000年以前，我从未想过要向他们提有关中国的问题，因为人们对于与中国投资合作不感兴趣。    经济观察报：那么现在法国人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呢？    埃里克：现在法国人更关注中国，更愿意了解中国。他们意识到中国最近正在经历变革。我们从中国进口了很多商品。比如圣诞节时很多礼品都标有“中国制造”字样。前一阵子，媒体上出现中欧纺织品争端的报道，其他关于中国的新闻也很多。    经济观察报：您还写了其他几本书，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埃里克：《等待我们的这一世界》主要写全球化的问题。当时有个法国女记者写了一本书，她觉得我们的经济越来越糟，毫无生机，观点非常悲观。我写这本书，就是针对这一观点而来的。我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新时代，要经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好的，不会越来越糟，有很多就业机会。另一本书是《疯疯癫癫的资本主义》，“ZINZIN”在法语里除了疯癫，还有吵吵闹闹的意思。在这本书里，我主要是讲，股东比以前更有权力了，这改变了很多事情，比如人与人的合作方式。在60年代的美国，管理者享有更大的权力，但到八九十年代，股东的权力更大。    经济记者应该报道经济领域里最重要的事情。而股东权力的扩张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最重要的经济现象。现在，中国经济的复苏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我应该把这个信息传达给读者。这也是我写《当中国改变世界》的原因。    经济观察报：日本经济学家赤松提出所谓的飞雁模式，描述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的顺序。从日本到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今天是中国大陆。和其他经济体的起飞相比，中国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埃里克：有三个因素使中国与众不同。首先，中国是个大国，有13亿人口。这很重要，因为在经济学里，量的差别足以造成质变。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与韩国、日本都不同。你们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但现在中国还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透明度、权力制衡。中国正在向这种体制努力。第三，中国正处在一个网络与喷气式飞机的时代。信息、人才、资本、技术传播得非常快。50年前这些事都是不可想像的。这就是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之处。你们在25年内实现了欧洲50年的发展，速度惊人。你们从国际经济中获益远比我们多得多。你们的经济非常开放，比日本开放很多。这使得在中国投资比在日本投资容易得多。    所以，我说中国是一架已经起航的飞机。和其他飞机不同，这架飞机装载着最庞大的乘客，有着独特的发动机（政府强大有力、制衡势力还在萌芽阶段，而资本正拼命榨取“剩余价值”）。而且，飞机赶上了最好的起飞时间（在网络、喷气式飞机和WTO的时代）。        经济观察报：中国似乎也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经济的认识？    埃里克：五年前，在美国流行这样的说法：传统工业已经完结，我们应该停止在传统工业投资，转向新兴产业。中国经济的崛起，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传统工业的重要性。我刚在飞机上看到一本杂志说，去年股市上业绩最好的股票都在传统工业。原因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源，产生大量需求，比如石油、天然气。现在中国是世界市场的大买家，这带动了价格的上涨。    这是传统工业对新经济的报复。我不是说新经济会就此停步，只是传统工业会再发展。在法国我们一度认为钢铁工业已经死亡，但现在钢铁工业又重新发展起来。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对原材料的需求。现在资源价格的上涨，也是因为中国发展速度过快。将来原油市场会发生冲突，对资源的争夺会更加激烈，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间。他们是全球的大买家，这会导致政治问题。世界各个地区都会发生这种竞争。    中国的崛起，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而对生产者来说是个坏消息。消费者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商品。在美国，沃尔玛超市的便宜商品都来自中国。问题是，从中国进口就意味着停止本国的生产。美国的制造业状况很不好。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平衡，在股东和雇员之间。一个国家只消费不生产是不可能的。    经济观察报：您似乎对中国未来的态度很乐观？    埃里克：我不是中国专家，我不会说中文。我也不会冒充自己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我是一个经济学家，研究世界经济问题。我觉得情势是乐观的，但问题会有很多，如资源和环境，但不会阻碍中国前进的脚步。2008奥运会对于中国是很重要的机会，中国可以借此向世界证明，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强国。日本在1964年举办了奥运会，他们以这个机会向世人展示日本。我想中国也会如此。     经济观察报：在您看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有什么样的关系？    埃里克：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奖的经济学家曾说，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制度是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市场经济制度没有民主支持，这个市场经济不会成功。公民需要享有各种自由，这是必要的。我觉得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民主的支持。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不能肯定。    套用中国的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中国在19世纪时是经济强国，但近代中国落后了，现在中国经济再一次崛起了。几个世纪前中国就有悠久的文明、先进的科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就是我反复说的中国的特殊性，与日本、韩国不同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