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都有太多的经济事件与人物值得记录,2004年也不例外。以下是 《全球财经观察》认为:

　　宏观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保证了经济稳定增长,但也对一些地方经济造成影响;

　　人民币：利率9年来第一次升高,显示货币政策运用已经获得认可,并且为未来的人民币

　　产权争论：一次关于产权的大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企改革政策,国务院国资委年终时宣布大企业MBO停止;

　　中国股市：股市在“国九条”刺激下经过短暂上扬即徘徊在1300点,再次显示股民对股市信心尽失;

　　德隆倒塌、联想并购：德隆帝国的倒塌与联想的海外并购,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将分化而走向两条道路;

　　房地产、汽车：房地产业与汽车产业一个继续高涨,一个一路下跌,情况何其不同;

　　徐明革命：由徐明领导的“足球革命”最终以足协与俱乐部双赢收场;

　　中国-东盟：中国与东盟之间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中国和平崛起写下最完美的注脚。

　　第一篇：

　　人民币：货币政策开始关注价格型工具

　　文| 刘乾坤(《全球财经观察》首席观察员)

　　中国9年来第一次上调人民币利率，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全面从数量控制型的计划经济体向价格控制型的市场经济体转变

　　价格改革成为风暴的中心，这已经是16年前的事情了；而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再次成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焦点则要分别追溯到7年前和9年前。人民币价格及其形成机制的调整，只有放到这样一个历史框架中，才能为2004年的人民币风暴和未来的改革找到观察的坐标体系。

　　对于人民币来说，2004年是一个值得回忆的年份。这一年，尽管人民币对内对外价格充满着诸多相互混乱，甚至是矛盾的信息，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人民币价格不仅是中国和世界经济转型的风暴中心，而且，成为下一阶段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2004年10月28日， 中国9年来第一次上调人民币利率，以及全面启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不仅是中国自身经济周期的反应，更是中国经济全面从数量控制型的计划经济体向价格控制型的市场经济体的历史性转变；几乎与此同时，人民币面临的内外升值压力也在2004年底到达历史最高点。对于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和因美元持续贬值而陷于尴尬境地的世界金融体系来说，人民币汇率的改革方向是解读他们脆弱程度和未来走向的最好的参照系。

　　1987年启动、1988年达到顶点的价格闯关因为消费价格(CPI)飙升21%――迄今为止的历史最高点――而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16年的持续改革，尤其是1994年重新大规模启动的改革进程，使得人民币对内和对外价格成为仅有的几项仍然没有足够市场化的价格体系之一――价格改革最后的藩篱，也成为整个价格体系扭曲、结构改革长期止步不前的罪魁祸首。

　　片面加大资金供给，而不注重结构改革和金融改革，只会加大信贷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压力。正是长期的低利率政策，而不是此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中国保持了近十年的9%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不受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从根源上讲，开始于2003年，到2004年初达到顶点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样不是因为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或者地方的投资扩张导致的。

　　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就是长期低利率的受益者，总是对利率等价格信号最不敏感的各级政府和各地的国有企业，而不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因为资金成本低廉，金融改革滞后，大量贷款流向了效率低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企业和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最后则沉淀为数额惊人的不良贷款。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来说，仅仅意味着不良资产的再次剥离而已，而对于国家来说，则必须再次为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买单，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中国经济因此在过去若干年内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长期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偏重于使用数量型工具，而较少运用价格型工具。其中既有传导机制的问题，也涉及政策偏好的问题，这反映了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所留下的烙印。”现任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年初的一次讲演中一语道破人民币价格信号在经济改革中的可怜地位。从2004年初升级的宏观调控同样忽视了利率、汇率等价格型工具，而偏重于贷款和外汇管制等数量型工具，直到2004年年底，利率工具才登台亮相，不仅第一次上调利率，而且，改变利率浮动上限，一举打破1998年即提上议事日程的利率自由化改革的僵局。

　　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看来，这一切，显而易见――货币政策的效果压倒财政政策的效果。货币主义者的观点是，只要是新增货币，那么无论这些新增货币是由政府还是由私人来花费，都可以周期性地刺激经济。但政府通过借债来增加财政支出，就未必可以刺激经济了。这取决于政府的借债实际上排挤了多少私人支出。中国在实施低利率和积极财政政策的10年间，正是对私人支出――投资和消费的大量排挤过程。

　　人民币对外价格――汇率――是最后几个仍然有待改革的价格体系之一。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一个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作为10年来经济增长引擎之一的出口高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甚至超过国内居民消费和投资。长达10年的经济增长，并没有换来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同步改革，以至于当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的时候，人民币还远远没有形成可以作为币值调整基础的市场机制――究竟要不要升值，或者升值多少，完全取决于经验或者压力，而不是市场。

　　与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同的是，这时的中国，GDP、外汇储备、外贸总额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已经分别超过14000亿美元、5000亿美元、1万亿美元和500亿美元，赫然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第二大外汇储备国、第三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资直接投资目的地。

　　保持坚挺的人民币汇率曾经是1997年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至向全世界蔓延的最后一道屏障；时至今日，人民币汇率再次成为因美元贬值而变得极度脆弱的世界金融体系和艰难复苏的世界经济的最后一把钥匙。

　　背景：央行加息

　　10月28日央行宣布将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5.31%提高到5.58%，将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1.98%提高到2.2%

　　第二篇：

　　宏观调控：一次规模空前的博弈

　　文｜张衍阁(《全球财经观察》宏观记者)

　　相较于前几次宏观调控中中央政府的令行禁止，今年围绕宏观调控出现的争议乃是中国社会的进步，而随后央行的加息则意味着宏观调控开始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上来

　　戴国芳的钢铁帝国梦想在4月19日那天付之东流。随之流去的，还有常州市政府要奏响的“沿江开发最强音”。而正在此时，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第五次宏观调控的号角吹响。宏观调控，最终成了2004年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最强音。

　　原谅我们又一次提到了铁本。今年春夏之交，它不幸沦为本次宏观调控祭出的第一个牺牲品。事实上，我们根本无法绕开它，这家钢铁企业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以至于几乎所有围绕本次宏观调控的博弈都能在它的遭遇中找到自己的折射。

　　以“铁本事件”为基调的本次宏观调控引发了前所未有的争议。无论是对经济是否过热的判断，还是调控时机的选择；无论是调控手段的运用，还是调控覆盖的行业和地域，都遭到了极大的质疑，并且引发了众多利益主体之间的纷争。

　　围绕宏观调控纷争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投资者与中央银行之间，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规模空前的博弈。

　　本次宏观调控是否针对民营企业？因为人们看到在铁本和宁波建龙被整肃的同时，宝钢、武钢等特大型国企却大上其项目；是否针对地方政府？因为很多被取缔的项目都是经过地方政府批准的，而且有众多官员在此次宏观调控中翻身落马；是否过多运用了行政手段，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亮红灯”还是“踩刹车”(无论是“急刹车”还是“点刹车”)？因为几乎在每个整肃案件背后，细心的人们总是能注意到那只看得见的手。

　　“终于加息”，这是一家著名的财经媒体在10月28日央行宣布将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5.31%提高到5.58%，将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从1.98%提高到2.2%后，编写报道时用的大字标题。

　　这实际上部分地反映出了市场各方对国家改变宏观调控方式的强烈期待。而在此之前，此次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7%，比一季度回落15.3个百分点；一些过热行业的投资增幅明显回落，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增幅分别比一季度回落65.5个和43.4个百分点，铝业投资由一季度增长39.3%转为下降6.5%。而同时，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93144亿元，同比增长9.5%，比上年同期加快0.6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17%。

　　于是，央行此番加息，被普遍解读为新一轮宏观调控的开始。即对前期宏观调控的成果加以巩固，同时又可以消除导致经济过热的体制性缺陷。与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为主要政策线索、带有明显的行政色彩的前期宏观调控引起的争议不同，央行此番加息消息一出，即引来了一片赞誉之声。人们认为，此番加息意味着宏观调控开始回到市场化改革的轨道上来。

　　针对导致经济过热的体制性缺陷，进行相应的改革，是促进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根本途径。在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央银行理应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角，尤其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央行货币政策的作用非其他手段所能比拟。可惜自去年中期央行开始加强宏观调控，货币政策的作用被各个环节的阻力所削弱。这甚至部分成了中央政府后来加强宏观调控的理由。

　　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复杂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诉求，使得本次宏观调控的难度空前加大。

　　我们宁愿相信，相较于前几次宏观调控中中央政府的令行禁止，今年出现的这种争议本身，乃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只有在各方不断的利益博弈中，市场规则才有诞生的条件。如何使博弈制度化、规范化，乃是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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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铁本事件

　　今年扰乱国家宏观经济秩序的典型个案，是第一个顶风违规投资被祭旗的首级。国家税务总局专案组经过历时两个多月的调查，认定江苏铁本公司等3家企业偷税2.94亿元。戴国芳等人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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