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童孟侯著《上海犯罪现场调查——东方神探阎法医传奇》

1999年4月15日16时04分，一架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不久的大韩航空MD-11F型货机突然向下俯冲，并坠毁在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莘西南路沁春园新村旁的一处工地上，飞机粉碎性解体，失事地点为东经121°22′16"，北纬31°06′，机上3名机组成员无一生还，另造成现场居民5人死亡、42人受伤、近千户居民房屋受损（事故详情请看本厂长英尺和米都搞不明白的懵逼机组，记上海莘庄4.15大韩航空货机空难一文）。

此事震动极大，国外舆论一时间大传“韩国货机在上海爆炸后坠毁”，各路媒体也是各种添油加醋。因此中央命令上海市委、市政府必须尽快查清事实真相，调查的第一步就是要确认大韩航空坠毁货机的3名机组成员的身份，这份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刑科所法医室的法医们头上。

由于得知韩国方面要派其法医界的权威——时任韩国航空宇宙医学院院长李光镛亲自带队前来上海，与中方共同确认三名韩国机组成员的身份。于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刘云耕局长亲自给市局刑侦总队刑科所下了命令“请刑科所对4.15飞机失事机组人员身份予以确认，并制定文书报市局。要尽快、规范，切切”，同时特别点了法医室主任阎建军的名：“阎法医必须要上（刘云耕局长也是‘有刑案、找阎法’的铁杆支持者）。”

在赶去现场的路上，坐在车里闭目养神的阎建军脑子里思考着几个问题：

1、这架飞机上是不是只有3个飞行员，会不会还有第4个人？

2、这架飞机上的3个飞行员是不是就是这3个飞行员？会不会是另外3个飞行员？

3、飞行员的遗体上会不会有伤口？会有什么样的伤口？枪伤？工具打击伤？掐伤？还是刀伤？如果确实有伤口，是死前造成的还是死后造成的？

事实证明，他还是想得太过简单了，阎建军并非航空专业人士，所以他的脑子里只有遗体的形象，但是由于飞机摔得粉身碎骨，所以当他带队抵达坠机现场时，映入眼帘的一片狼藉还是出乎他的预料：天下着雨，飞机的残片，货物的残片以，人体的残骸以及日用品、行李箱被散落的到处都是。对其他的杂物阎建军置若罔闻，他一门心思在寻找已经摔得支离破碎、七零八落的飞行员遗体残肢。

两个小时后，刚从韩国汉城飞来的韩国航空宇宙医学院院长李光镛带着他的团队风尘仆仆地来到现场，随后也投入到寻找飞行员遗体的工作中。两拨人语言不通，也没有翻译，要交流的时候只能依靠韩国人蹩脚的中文手脚并用的比划，或者干脆用笔谈。毕竟在韩国，有点地位的文化人还是能看得懂几个汉字的。

通过5个小时的搜寻，中韩双方的法医们搜集到了3名飞行员的部分残体，阎建军的团队提取了残体的血样后经血型化验，确认3人的血型分别是O型、B型和B型，且血液中没有酒精以及毒品的成分。

然而，韩方法医对此却极为不满，认为中国法医在“捣糨糊”，因为根据大韩航空方面提供的坠毁货机上的3名机组成员的文件：机长洪性实的血型为O型，副驾驶朴本锡的血型为A型，空中机械师朴炳基的血型为B型。

两相对比，意味着副驾驶朴本锡凭空消失了，而又多出来一个血型为B型的“副驾驶”。如果是真的，这可是一个大大的“乌龙”。双方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以至于辨认工作一时间难以继续下去。

作为中方法医的带队人，阎建军当然不能允许韩国人这样污蔑中国刑警和中国法医，一边朝李光镛比划一边用中文说：“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李光镛闹了好半天才通过汉字搞明白阎建军在说什么，然后脸更是涨得通红，情绪激动地用韩语“叽里呱啦思密达”地嚷嚷了一通，然后由助手用汉字写了下来。中方法医拿着这段写得语法错误百出的汉字看了三遍才大致明白什么意思：“我们的航空公司都有飞行员的详细信息资料，谁驾驶的飞机，叫什么名字，血型是什么，牙齿状况如何，发型发式，体重多少，身高多少，事无巨细都一笔一笔地写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搞错？肯定不会搞错的！”

阎建军斩钉截铁地回答：“绝对不会错，一个O型两个B型，三个飞行员里头没有一个的血型是A型的。”

韩国法医当然不服，要求由他们再对残肢提取血样作血型化验，结果化验下来三份血型依然是O型、B型和B型。这下韩国法医都傻了眼，李光镛此刻依然不认为是大韩航空公司方面的飞行员资料卡出了问题，他认为可能是一名“北面来的”特工通过某种方式接近并干掉了真正的副驾驶朴本锡，然后取而代之，然后在上海蓄意制造了这起自杀式的坠机事故。或者更加夸张一点：这个“北面来的”人偷偷登上了这架货机，成为飞机上的第四个人，然后趁着飞机在空中对3名机组成员实施了暴力并导致飞机的坠毁。

李光镛表示他需要联系韩国驻上海领事馆，向韩国国内核实。于是血型的事情暂时先放一放。而是继续寻找飞行员的残体，然后确认他们身上有无外力打击造成的伤痕，另外还要确定这三个人的年龄。

不久，阎建军和李光镛两个人在一块农田里发现了一块属于人体胸部的残肢，助手们立即小心翼翼地将其包好取出了农田，捧到了阎建军和李光镛跟前。阎建军蹲下身，从存放工具的箱子中取出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在这块残肢的肋软骨上熟练地切下了薄薄的一片，然后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整个过程只用了一分钟。

“这块尸块的主人年龄为34岁，上下不会相差一岁。”

李光镛一脸懵逼地看着阎建军的所作所为，而在他得知阎建军说的是什么意思后表现出极大的吃惊，因为他手头掌握的3名飞行员的档案里，副驾驶朴本锡的年龄是35岁不到，正好在阎建军所估算的年龄段之中。而且如果阎建军的估算准确的话，那么之前他们认为的“北面来的”人冒名顶替朴本锡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此时翻译姗姗来迟地赶到，双方终于可以不用手舞足蹈地相互比划了。

“阎先生，您（此时李光镛不自觉地在话语中用上了‘您’）怎么会知道？您就这样切下一片肋软骨就能知道他的年龄了？不会吧？”

阎建军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然后指了指其他几个跟着一起出现场的中方法医：“我的同事们都会分析肋软骨，通过它来推断死者的年龄，现在这个在上海每一个法医都会做。”

李光镛依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阎建军又用同样的方法准确地从寻获的躯干残体上推算出另外两名飞行员的年龄分别为54岁（洪性实）和48岁（朴炳基）时，这种不可思议转化为了目瞪口呆，因为在韩国这是闻所未闻的年龄鉴别法。

当夜连夜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阎建军代表刑科所法医室向与会的中韩双方领导和专家汇报了他们法医的勘查结论：

1、现场发现的尸体残肢只属于3名飞机机组成员，没有第四个人。

2、飞行员身上没有枪伤、刀伤、掐痕和工具造成的损伤，也没有任何搏斗的迹象。

3、飞行员的血液中没有酒精和有毒物质成分。

4、三名飞行员的年龄分别确定为54岁、35岁和48岁，这点与飞行员的履历档案记载吻合。

5、结合尸检所见等情况综合分析，虽然副驾驶朴本锡的血型B型与大韩航空方面提供的朴本锡血型A型不符，但本鉴定仍认为该死者身份系副驾驶朴本锡。

以上内容被写入了中方出具的《尸块检验报告》（99）沪公刑技法检字的297号文件。

同时，痕迹专家陈连康代表刑科所发言：在飞机残骸和飞行员尸块上总共提取了13个样品，经过气相色谱、液相色谱、气相色谱/质谱、扫描电镜能谱以及化学方法检验，全部13份样品均未检验出炸药残留成分。根据现场散落的飞机残骸、机内装载物品以及建筑物受损情况的综合分析，均符合巨大冲击力由中心现场向东南方向作用所形成，不是飞机空中爆炸所致，也没有发现炸药残留物。

分析会散会后，李光镛院长诚挚地向阎建军道了歉，并且通过翻译虚心询问：“阎先生，您怎么会有这个技术（指的是肋软骨测龄法），我们的教科书里都没有。”

阎建军的徒弟马开军抢着向翻译说：“请你告诉李院长，这是‘阎氏肋软骨说’，是中国的阎建军法医独特的研究发现。”

李光镛心服口服地竖起了大拇指，然后真诚邀请阎建军去韩国讲学。

4月16日一早，韩国驻华大使馆照会中国公安部特派员，表示他们给出的朴本锡血型是A型的文件是错误的，朴本锡的血型经核实确实是B型，并对韩方工作出现如此的疏漏表示诚挚的歉意。

三个小时后，上海市公安局收到了韩国驻上海总领馆领事文昌富的一份照会，内容如下：

“尊敬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阁下，关于朴本锡副驾驶的血型问题，我方提供的资料记载为A型，但与家属确认的结果是B型，朴本锡的家属朴一锡表示同意贵方的身份确认结果。另外，根据大韩航空方面的解释，提供给贵方的资料中记载的血型（A型）并不是根据实际的检验结果，而是根据朴本锡本人的陈述记载的，所以应该是错误的，我方对此表示诚挚歉意。上述内容敬请参考，再一次对您的鼎力协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大韩民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文昌富”

中国法医在大韩航空莘庄4.15坠机事故中的工作圆满完成。

经过中韩两国长达两年的调查，该空难是由于大韩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看错了高度表所致，但已经和阎建军没有关系了。

2006年，世界著名的美国华裔司法鉴定专家、也有“华人神探”之称的李昌钰来上海访问，特地和已经退居二线的阎建军讨论了大韩航空4.15莘庄空难的现场勘查细节。李昌钰尤其对阎建军独创的“阎氏肋软骨说”表示叹服，说“用肋软骨来判断年龄，证实了在缺少耻骨联合面、牙齿等典型检材时，肋软骨的重要价值”，并对阎建军在现场的敏捷思路和过人的胆识表示由衷的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