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李大钊同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李大钊同志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著名论文，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并同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思想作了坚决的斗争

五四运动时期的毛泽东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建立了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中进行革命活动。他主编的刊物——《湘江评论》，对当时湖南和华南各省反帝反军阀的爱国运动，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五四运动时期的周恩来同志。当时周恩来同志在天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出版了《觉悟》等刊物。这些报刊象利剑，刺向敌人；象火把，点燃了爱国人民的斗争烈火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和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起发表在《晨报》上的《阿Q正传》等作品，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代表作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从红楼向天安门进发

北京学生在街头发表爱国演说

五四运动中的标语、传单和漫画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集会和游行，强烈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参加游行示威的女学生队伍

由于五四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扩大，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参加，迫使反动的北京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学生，撤掉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图为北京高师被捕学生获释返校时的情形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六日，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上，中国学生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图为第一次全国学生联合会全体代表合影

原文标题：发扬“五四”革命精神——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照片剪辑 人民日报1979年5月3日第4版

1980：蔡元培与北京大学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1980年3月5日第4版】

蔡元培先生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先行者。

蔡元培先生早年是清朝翰林院编修，后来参加了光复会、同盟会，投身于推翻帝制的革命活动。在留学德国期间，潜心研究资产阶级哲学、伦理学、美学，接受了进化论观点。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推动北京大学走上改革的道路，在中国的教育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北京大学在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前的北京大学承袭了京师大学堂，是一座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封建学府。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北洋军阀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先生自述：“到上海后，多数友人均劝不可就职，说北大腐败，恐整顿不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去整顿，不妨试一试。”（《自写年谱》手稿）孙中山先生竭力主张去就职，认为有利于向北方传播革命思想。蔡先生自己也认为任北京大学校长并非做官，故决定北上。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蔡元培先生抱着整顿腐败的北京大学的决心，到校视事。

蔡元培先生整顿北大，首先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整顿从文科入手，因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物不少，是北大前进的障碍。他聘请了具有革新思想、因创办《新青年》而颇有名声的陈独秀来北大任文科学长。先后来北大的还有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形成了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营垒。理科方面由当时知名的物理学家、相对论学者夏元瑮任学长，其他学有专长的教授有李仲揆（即李四光）、颜任光、任鸿隽、李书华等。蔡元培先生赴欧美考察期间，在法国，曾邀请居里夫人来北大讲学。居里夫人回答，不能立即成行，拟在将来的某一暑假前往。在德国，由夏元瑮陪同访问了爱因斯坦，并请他来北大讲学。爱因斯坦曾表示愿意在赴日本之后到中国讲学两周。蔡元培先生为表示隆重欢迎，函请全国重要学术机关联名发信，结果辗转费时，致使爱因斯坦收到邀请信时已错过行期。未能到北大讲学，这位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感情的科学家感到“莫大的痛苦”。

在广为延聘具有真才实学的教员的同时，蔡元培先生又裁减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当然阻力很大，有人要控告他，居然还有外国公使找他谈判，扬言：“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先生一笑置之。

经过一番整顿，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面貌一新。据一九一八年统计，教授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多岁。全校二百多名教员中，多数人的思想倾向于革新。北京大学有了朝气。

蔡元培先生还进行了学校领导体制的改革，大力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制。他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在所发布的《大学令》中就规定了大学要设评议会，但后来并未实行。他到北大后身体力行，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评议员组成，校长是评议会的当然议长。评议员从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每五名教授选评议员一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是行政会议。行政会议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和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各系成立教授会，规划本系的教学工作，系主任由教授互选，任期二年。教务长由各系教授会主任推选，任期一年。马寅初、顾孟余、胡适都曾被推选为教务长。

蔡元培先生还对北大的学科和课程的设置进行了改革。加强文、理两科。学生实行“选科制”。本科学生学满八十个单位（每周一学时，学完全年为一单位）即可毕业，其中一半为必修课，一半为选修课。一九二○年二月破例准许女生九人在文科旁听，以后又正式招收女生。这在我国高等教育史上是破天荒的创举，影响所及，各地纷纷仿效，开男女同校、教育平等之新风。

蔡元培先生所进行的整顿和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大学实现从封建学府到近代资产阶级大学的转变。

尤为重要的是蔡元培先生提倡思想自由，鼓吹科学文明，为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提供了活动的舞台，使北京大学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思想自由是对抗文化专制主义的，兼容并包是鼓励新派人物在封建主义的文化堡垒里争夺地盘。实行这个方针为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由于蔡元培先生的提倡与推动，北大的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盛极一时。文、理、法各科几乎每周都举办学术讲座，专家学者各显神通。各种社团纷纷成立，著名的有：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进德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地质研究会、国民杂志社、新潮社、国故月刊社、孔子研究会、雄辩会、数理学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技击会、音乐研究会等。蔡元培先生自任新闻研究会会长。当时的北大分新、旧两派。这些活动和社团中，贯穿着新派和旧派的斗争。新派人物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为主。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杂志社从上海迁来北京。北大的新派与《新青年》结合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壮大了声势。他们喊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倡白话文，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战旗，对封建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批判和猛烈的攻击。陈独秀在回击社会上对新文化运动的责难时，表示了拥护“德”（民主）“赛”（科学）两先生的坚决态度，说：“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与上述革新营垒相对立，以梁漱溟、刘师培、辜鸿铭（拖着长辫子的皇权主义者）等人为主要代表组成了北大的旧派，孔子研究会、国故月刊社是他们的阵地。旧派竭力反对科学和民主，为封建礼教的崩溃哀鸣不已。一九一九年三月桐城派古文家、封建文化的卫道士林纾带头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扑。他在《公言报》上发表了给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大宣传新文化。他还指使落后学生散播陈独秀、钱玄同等被政府逮捕、被驱逐出北大的谣言。在此同时，北洋军阀政府又指使议员在国会提出所谓弹劾教育部（实即弹劾蔡元培）的议案，为武力镇压新文化运动、镇压北京大学作舆论上的准备，一时间，全国掀起一阵波澜，北大校内人心浮动，新文化运动面临被扼杀的危险。四月一日，蔡元培先生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尹函》，驳斥林纾，并进一步申述“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李大钊也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在蔡元培、李大钊的推动下，全国新派奋起指斥旧派，声援北大。当时成都《川报》的一读者写道：“我对北京大学的感情，近来极好，心目中总觉得这是现在中国唯一的曙光，其中容纳各派的学说和思想，空气新鲜得很。”在全国的声援下，蔡元培先生采取断然措施：先是在报上发表声明，为驱逐陈独秀、钱玄同事辟谣；后来又出一布告，对于那个投靠林纾、制造谣言又不知悔改的学生，令其退学。在这次新旧思潮的激战中，北大和全国的新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为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鼓舞了士气。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内容。蔡元培先生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也是有利的。北京大学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大最早（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同志。一九一八年冬，李大钊组织了“马客士（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大出现了一批努力学习、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其中就有毛泽东同志。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道：“当我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领导之下，我就很快地发展，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斯诺：《西行漫记》）“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迅猛发展。一九二○年十二月，由李大钊、费觉天、郭锡良、邬祥褆等九人发起，公开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在此同时，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何孟雄、范鸿劼等十九人发起秘密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也完全公开了。这两个研究会成立时，都经过蔡元培先生同意在《北大日刊》上登了《通告》、《启示》。蔡先生还同意“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在北大会议厅开成立大会，并应邀参加，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研究会成立后，需要活动场所，蔡先生又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研究会规定每星期六晚举行一次讨论会，每月举行一次演讲会。第一次公开演讲是李大钊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研究会还举行不定期的辩论会。有一次辩论的题目是《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参加辩论会的除北大师生外，还有北京其他高等学校的代表。经过几天辩论，最后请李大钊同志作总结。这次辩论和总结引起许多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此后，“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增加到六十多人。从一九二○年起，李大钊在北大史学系、经济系、法律系和政治系，先后正式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和讲座。这是在我国大学里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的最早记录。由于客观形势的推动，由于李大钊、邓中夏等同志的努力，“五四”运动前后，在北大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分散的、秘密的行动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一股强劲的思想激流。在北大的讲坛上、刊物中、社团里，都能闻到它的气息，感到它的存在。在当时反动派到处防范、侦缉“过激主义”、“过激党”的社会条件下，北大居然能成为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的绿洲，这是与蔡元培先生的开明方针和保护态度分不开的。他说过，如北大“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也不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蔡元培先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允许“过激之论”存在，这就是坚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

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及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都不是偶然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五四”运动的前提。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的蔡元培先生，对“五四”运动表示同情和支持是很自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巴黎和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北洋军阀政府投降卖国的丑恶嘴脸。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只有依靠人民的斗争，才能拯救祖国的危亡。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当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开时，中国人民的愤怒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大一部分爱国师生在西斋举行会议，决定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斗争。五月三日蔡元培先生获悉北洋军阀政府已发出密电，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蔡先生当即召集北大学生代表，告此消息。当晚，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全校学生大会，高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工业专门、法政专门等校学生代表也应邀参加。会上，慷慨激昂，气氛悲壮，议决：定于次日即五月四日协同其他兄弟学校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五月四日下午各校学生五千人在天安门集会，后来又向曹汝霖住宅进发，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反动政府对学生运动进行了镇压，抓走三十二人，其中北大学生二十人。五月六日，蔡元培先生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学生。七日，获释。由于这一正义行动，蔡元培先生愈益为北大师生所敬重。

蔡元培先生离开北大是在一九二三年初。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军阀政府任命“早已见恶于国人”的无耻政客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在北大学生会的倡议下，北京学联发表宣言，拒绝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开展了一场直接针对军阀政府的驱彭斗争。蔡元培先生先是发表《不合作宣言》，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七月决定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他在辞呈中说：“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先生去后，北大师生掀起了大规模的驱彭挽蔡运动。由于对当时的黑暗政治不满，他终于没有返回北大。

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以至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是改革的先驱，起了进步的作用。今天，时代不同了。我们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合格的人才。蔡元培先生虽然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但他所提供的经验仍有值得借鉴之处。特别是他所坚持的思想自由的原则，历史的实践证明，这是符合教育和科学的发展规律的。从打破封建文化的顽固堡垒到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又前进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个过程就是在思想自由的条件下实现的。一个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环境，总是有利于革新战胜守旧，真理战胜谬误，民主战胜专制，科学战胜迷信。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就是总结了一切历史经验，指导教育和科学顺利发展的方针。用行政手段压制教育和科学方面的不同意见，只会堵塞前进道路。纪念蔡元培先生的一个积极意义就是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党的“双百”方针，为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而努力奋斗。（作者周培源系北京大学原校长）

原文标题：蔡元培与北京大学（《人民日报》1980年3月5日第4版）

1981：“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1981年3月22日第2版】

２０日夜。北京大学校园沸腾了。

深夜，广播里传出了好消息：中国男子排球队在争夺世界杯排球赛亚洲区预赛的关键一战中，先输两局，奋起直追，扳回三局，终以三比二战胜南朝鲜队，取得参加世界杯排球赛的资格。

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欢跃雀跳，十一座宿舍楼的四千多名学生不约而同拥出房门。顿时，在楼群间的空地上，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祖国万岁！”

“中国万岁！”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向我国排球健儿致敬！”

人们热情飞扬，心里乐开了花。有的一个劲儿地敲起了手鼓、响铃；有的找来废木棍和别的什么燃起了火炬。

突然间，有幢楼的三层窗口还有人挂出了大幅标语，赫赫然四个大字：“中国万岁”。可爱的青年们，翘首欢呼，热烈鼓掌。

不知是谁提议：“我们游行吧！”

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以红旗为先导，从学生宿舍开始向未名湖进发。口号声和鼓声划破了夜空，熊熊火炬映红了湖水……。

游行队伍回到宿舍区，有一个同学提议：“我们一起来唱国歌吧！”

这时，三十八号楼三层窗口传出了嘹亮的铜号声，吹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前奏。

国歌，人们唱了一遍又一遍，唱了好几遍。庄严的歌声在校园回荡，青年们的心中洋溢着对祖国的伟大的爱。

中华正在振兴，祖国正在崛起。

中华体育健儿近日连连为祖国争光，他们在一系列国际比赛中所表现的精神风貌和高超技艺多么激动人心啊！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这是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北大学生的喊声。

这是十亿人民的共同心声。（文/新华社记者 毕靖 徐光耀）

原文标题：“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人民日报1981年3月22日第2版

1982：马寅初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1982年5月23日第2版】

首都各界人士向马寅初同志遗体告别。新华社记者摄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马寅初同志的遗体，今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火化。马寅初同志的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室，一部分将由家属安放到马寅初同志的原籍浙江嵊县。根据马寅初同志遗愿和家属的要求，不开追悼会。

马寅初同志患病期间和逝世以后，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曾前往医院和他的住宅看望马老和慰问了他的家属。

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彭真、邓颖超以及李维汉、胡子昂同志今天向马寅初同志的家属表示慰问。

今天下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向马寅初同志遗体告别的仪式。前来告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乌兰夫、彭冲、习仲勋、胡乔木、姚依林、许德珩、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朱学范、薄一波，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刘澜涛、康克清、季方、胡愈之、王昆仑、程子华、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董其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委员，副秘书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在京的部分常务委员、委员、副秘书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杨静仁、何东昌、卜明、张龙翔，以及马寅初同志的家属和生前友好，共400多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大学名誉校长马寅初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诤友、坚强不屈的民主战士、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

在抗日战争中，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民族危机的深重，挺身而出，写文章、作讲演，大声疾呼，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和通货膨胀，反对出卖民族利益和独裁统治。由于他的爱国和正义行为，他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被监禁到集中营，长达数年之久。出狱后，他继续大声疾呼“打倒官僚资本”；号召抗兵抗粮，痛斥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种种行径。

抗日胜利后，他不畏强暴，不顾安危，积极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他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后，1947年5月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集会请他讲演，他不顾特务机关放出加害于他的流言，写下遗言，如约到会讲演，表现了一个民主战士的铮铮铁骨，鼓舞了青年的斗争精神。

马寅初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地认识和靠近了中国共产党，走向革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得到了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正如他自己说过的自1939年开始“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马寅初同志拥护党的领导，关心和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爱戴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然而，他的这一切，不是表现在简单地“听话”、“跟着走”，而是以一个学者特有的专长，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言献策，是中国共产党难得的真挚的诤友。五十年代中期，他提出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按比例发展的经济理论。他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是个极大的负担”，他主张“实行计划生育”“推迟结婚年龄”。他认为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不能片面地强调重工业，必须同时积极发展轻工业，积极发展农业，主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主张充分利用价值规律等等。他以赤诚之心，针砭时弊，但当时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对待。在康生、陈伯达的策划鼓动下，开展了对马寅初同志的“批判”，把正确的说成为错误的，把学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给他戴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国的马尔萨斯”“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帽子和罪名。这位当时年近八十的老人，为了国家和党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了探求科学真理，在痛苦和委屈中，一方面不慑服权威，不惜个人名利，“孤军作战”，另方面，他不得不辞去北大校长职务，随后也离开了人大常委会。对学术问题，他敢于坚持自己认定的真理，舌战名家，不曾却阵，为我国学术争鸣创一代新风，为后来学人树光辉榜样。在此后长达20年的默默无闻的生活中，马寅初同志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大事。六十年代他曾上书中央领导同志，对学习毛泽东思想，防止个人崇拜等问题，坦率陈辞。

党的三中全会后，在中央的直接关怀下，马寅初同志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肯定了他的“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的经济理论，都是正确的，推翻了强加于他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辞，恢复了他的职务和名誉。去年为马老举行了百岁寿辰的活动。马寅初同志生前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快慰和衷心的感谢。

马寅初同志在教育园地辛勤耕耘了60多年，桃李满天下。解放后，他热心党的教育事业，一再强调办教育要“学习新思想，确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全体师生只有在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上，才能团结无间，精诚互助，培养出切合实际要求的专门技术人才。”他维护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对那种不要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潮曾据理批驳。当他再任北大名誉校长时，他笑容满面地说，具有光荣传统的北京大学，今后要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四化做出新贡献。

原文标题：人大常委委员、我党真挚诤友、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 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马寅初同志遗体告别（《人民日报》1982年5月23日第2版）

1983：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隆重举行

【原文刊载于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0日 第1版】

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由薄一波主持，彭真宣读烈士碑文，胡耀邦等参加了典礼。新华社记者摄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9日电 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方面人士共500多人，参加了落成典礼。

胡耀邦、彭真、薄一波、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杨尚昆、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胡乔木、秦基伟、邓力群、陈丕显、胡启立、郝建秀等，参加了落成典礼。

李大钊烈士的亲属李葆华等也参加了落成典礼。

李大钊烈士陵园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于今年2月20日开始修建的。

松柏青翠的李大钊烈士陵园，坐落在北京香山万安公墓内，陵园占地面积约2,200平方米。园门的上方悬挂着“李大钊烈士陵园”匾额。进入园门内，迎面是李大钊烈士的汉白玉全身立雕像。雕像后是李大钊烈士墓和李大钊夫人赵纫兰墓。墓后有一座宽４米、高２米的青花岗石纪念碑。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书写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碑的背面是中共中央为李大钊烈士撰写的碑文。

上午十时，薄一波宣布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开始，全场向李大钊烈士默哀致敬。

在肃穆的气氛中，彭真宣读李大钊烈士碑文。

落成典礼后，胡耀邦、彭真、薄一波等同志和各界人士一起，参观了设在陵园内的李大钊烈士革命事迹陈列室。陈列室里的图片、文字材料，介绍了李大钊烈士生平事迹，还陈列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缅怀李大钊烈士的题词。

参加落成典礼的还有：王平、王首道、肖克、陈锡联、段君毅、黄火青、程子华、胡厥文、许德珩、彭冲、王任重、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周谷城、严济慈、黄华、洪学智、郑天翔、杨易辰、杨静仁、康克清、胡子昂、王昆仑、钱昌照、董其武、陈再道、包尔汉、叶圣陶、屈武。

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占祥，也参加了落成典礼。

附：李大钊烈士碑文 《人民日报》1983-10-30 第1版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七岁起在乡塾读书，一九○五年入永平府中学，一九○七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激发了爱国热忱，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开始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官僚的统治只是加深了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一九一三年，含愤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亡国条件后，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向国内寄发《警告全国父老书》。这时，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六年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他在《青春》一文中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他积极抨击以孔子为偶像的旧礼教、旧道德，向当时抬出孔子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反动势力展开猛烈的斗争。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大钊同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发表了许多热情地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与资产阶级改良派胡适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他在一九一八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兼任经济学教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这年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并于次年主编《晨报副刊》。同时，他还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刊《国民》和《新潮》。随着大钊同志等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一九二○年三月，大钊同志在北京先后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过他的影响。大钊同志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是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大钊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底，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在他领导下，北方党组织派出许多同志在冀、鲁、豫、晋、陕、内蒙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开展了党、团工作，先后发动了开滦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著名斗争。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九二五年在孙中山先生北上时和逝世时，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北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北方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他积极地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北京的组织。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他努力为南方的革命运动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他坚决支持当时主要在南方一些农村蓬勃兴起、同时也开始波及北方的农民运动，并著文论述开展农民运动和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注意在军队中扩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对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参加北伐起了重要作用。大钊同志作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学者和革命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尊崇，名重当世，这是他能卓有成效地开展多方面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人民在天安门举行反对日本等国要求大沽口撤防的大会，并到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竟遭到段政府的血腥屠杀。大钊同志在惨案发生后，继续领导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北方组织坚持斗争。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次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逮捕了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大钊同志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英勇不屈。四月二十八日，凶残卑怯的敌人不顾广大舆论的反对，将大钊同志和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劼、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共二十位革命者（其中多数是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一齐绞杀。大钊同志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三十八周岁。

李大钊同志的灵柩多年停放在宣武门外的一个庙宇内。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他的家属和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为大钊同志举行葬礼，将灵柩安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大批学生、工人、市民群众冒着白色恐怖参加葬礼，形成一次壮烈的示威运动，许多参加者为此而被捕，甚至被杀害。

在全国解放前，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由鲁迅先生作序，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直到一九五九年，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李大钊选集》。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李大钊诗文选集》。

李大钊同志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前途无限忠诚。他为在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大钊同志和其他无数先烈光荣地倒下去了，但是他们的牺牲没有使中国革命停止，相反，中国革命在牺牲者的血泊中继续前进，直至获得伟大的胜利。作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钊同志的业绩将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追怀和崇敬。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发扬他伟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精神，中共中央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将他和他的夫人赵纫兰同志（一八八三年——一九三三年）的灵柩移葬于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九月

原文标题：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烈士陵园落成典礼隆重举行（《人民日报》1983年10月30日 第1版）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