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也就是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有过直接“交手”，美国对中国采取严密的国际孤立和封锁。1969年1月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最初仍保持对华强硬态度，直到中国和苏联爆发边境冲突后，美国才抓住机会开始实质性调整对华政策。

从目前已经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看，这个过程实际上充满波折，历史的细节尤其能反映出50年前中美关系的“解冻”着实不易。从1969年到1979年，中美关系从最初“解冻”到实现“建交”，也走过了10年的漫长历程。

过去40年来，中美关系充满起起伏伏，爬过一道道坎，才走到今天。英国政治家丘吉尔曾言，“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峻、复杂挑战之际，有必要重新审视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原点，从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美国从应对“中国威胁”着眼调整对华政策

虽然尼克松最终成为“打开中国大门”的美国总统，但他从青年时代就是有名的“反共斗士”。20世纪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当年不到四十岁的尼克松担任自己的副手。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应对共产主义渗透在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炙手可热和广泛关注的问题”。

此外，尼克松还是“蒋介石政权”的好朋友，并访问过台湾。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他严词抨击美国国务院的“亲共者”背叛了国家利益，艾奇逊国务卿“丢掉了我们的中国”。尼克松问题研究专家爱姆布罗斯（Stephen E. Ambrose）认为，“他的激进可以补充艾森豪威尔的温和形象；他的亲蒋反共得到院外援华集团的首肯”。

需要辨明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从一开始并没有什么“联华制苏”的大战略，其缓和对华关系的构想实际上建立在强烈的“中国威胁”认知基础之上。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杂志发表题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文章。他突出强调了中国的“威胁性”，力促美国人意识到“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当前以及将来的危险”，并提出美国从越南撤军后，亚洲须建立包括“日本、韩国、台湾、泰国”等在内的“地区军事集团”应对中国这一“亚洲迫在眉睫的威胁”。不过，尼克松也非常有创见地提出，从长远看，不能把中国拒之于国际社会之外，任其“培植狂热，生发仇恨且威胁邻国”；但在短期内，“坚定的抑制，不予回应并进行创造性的反制”才是应对中国之策。

可见，当时中国在尼克松的眼中首先是一种威胁，为了应对进而消除这种威胁，美国才需要改变对华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中国威胁”认知基础上的政策逻辑。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他对中国仍旧保持一种强硬的政治姿态。1月27日，尼克松召开首次记者招待会，他明确表示不对美中关系的近期改善抱有希望，还着重强调自己对共产主义体制的厌恶，并赞扬“中华民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美国需要维护与台湾的紧密关系。

此外，苏联因素在尼克松的对华政策考虑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果不在美国对苏关系的框架中看待美中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外交决策者在改善对华关系上的政策选择。实际上，对于尼克松而言，应对苏联挑战才是当时美国对外关系的核心内容，而从“越战”泥沼中能够体面地抽身，则是美国外交最急迫的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问题的重要性也许并不太大。故而，当尼克松要求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思考美国对华政策时，基辛格还曾表现出不解和不满。

1969年2月，尼克松指示基辛格，通过“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机制要求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讨论对华政策问题，目标之一是搞清“美国对华政策和其他利益相关的大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关系”。这当然包括苏联对华关系。

对于实现美苏缓和，尼克松曾提出，要创造真正的缓和，美苏关系就应建立在牢固的“相互利益”上，不能指望飘渺的“缓和精神”。可以说，遏制中国威胁是当时美苏之间的“相互利益”之一。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二战后，苏联的亚洲政策最初是希望填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但后来却越发专注于如何遏制中国在亚洲不断扩展的影响力。

当时，尼克松政府的一份“国家情报评估”称，已经成为“拥核国”的中国在亚洲显示出“扩张野心”，那些亚洲盟国的领导人对中国的“核讹诈”、“核冒险”感到高度紧张。1969年3月中旬，美国宣布建立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卫兵”计划，尼克松明确宣称，此举就是为了防范来自中国的“突然袭击”。实际上，那时美国的外交圈子中的确有一股“非常强烈的情绪”，支持“美苏缓和，甚至苏联、欧洲和美国结成一条线，共同对抗中国”。

不难看出，从一开始，尼克松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更多受到美苏关系的牵制，美国担心对华接近会破坏美苏缓和。

二、美国对苏联打“中国牌”

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两国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出现这样的事件，令整个国际社会颇感意外。2日，中苏先是在珍宝岛地区发生冲突，后在14日，双方军事人员再次“交火”。美国情报官员认为，冲突发生在对中国更有利的地点，因而挑衅方很可能是中国，但中国挑起冲突的目的是为了威慑苏联，苏联当时已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强大军力。

当时，苏联方面为了阻止中国和美国接近，多次向美方强调在结束越南战争、遏制中国威胁方面的苏美“相互利益”。然而，吊诡的是，恰恰正是苏联领导人的这种紧张感，让美国决策层发现了对苏联打“中国牌”的可能性。

3月11日，时任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iy F. Dobrynin）情绪激动地向基辛格抱怨，“中国现在是所有人的麻烦”，并仔细描述了“中国人血淋淋的暴行”。而基辛格的反应则是“礼貌倾听，不做评论”。多勃雷宁希望知道基辛格如何看待这场中苏冲突，他直截了当地问道，“美国是否有意利用苏联的困难”。基辛格回复称，“美国不会介入这场苏中之间的争端，……总统也不是使那种卑鄙手段的小人”。

然而，两人会谈刚一结束，基辛格便向尼克松汇报了会谈内容，并着重描述了多勃雷宁的激动情绪。在电话里，尼克松马上意识到中苏冲突会影响在越南的战事，虽然他并未提及这场冲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但却意味深长地表示，“有时那些突发事件会在日后变得很有用处——谁知道呢”。

尼克松选择了谨慎观望的态度。4月，尼克松让美国驻苏联大使比姆（Jacob D. Beam）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传话，“美国并不想看到（苏中）两方冲突，而且一定不会利用它们当前的困难关系”。

然而，苏联却不断表现出自身对“中国威胁”的紧张感，尼克松政府也越来越觉得有可乘之机。5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分析人员索南费尔德（Helmut Sonnenfeldt）判定，中国问题已成为苏联的心腹大患，几乎影响了苏联对外关系的各个方面，苏联在远东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代价非常之大。

6月初，苏联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大会。在基辛格看来，这场被推迟了六年才召开的会议，仅是为苏联提供了“攻击中国领导人的戏剧化的论坛”，勃列日涅夫“用充满愤恨的冗长谩骂攻击中国”，破天荒地“详述了中国对苏联构成的军事威胁”，指责“中国不仅仅是背叛者，还是苏联公开的敌人”。

6月13日，多勃雷宁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坚决否认中国是苏联的所谓“盟友”，并宣称中国如今已经成为苏联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苏联对“中国威胁”的过分夸大以及它的情绪化反应，最终让自己在苏美外交博弈中“失分”。6月26日，基辛格在写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称，“为了使苏联让步或者牵制它的行动，我们可以使苏联和中国相互争斗，以便谋利”。

后来，尼克松指示美国官员，“必须找出一种可以增加（苏联）这种忧惧的方法”。他还向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格林（Marshall Green）明确表示，美国可以通过采取“对华主动”令苏联感到不安，从而促使苏联改善与美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