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红英】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是时间短暂、规模较小的双边冲突，但在印度却成为绝难忘却的耻辱记忆。为什么一场有限战争却在印度成为“羞辱”、“耻辱”甚至“国耻”记忆，并长期干扰着中印关系的健康发展呢？

本文分析印度军方群体的1962年战争记忆，引证的史料主要是参与战争的高级军官自传性记忆。因为，抽象的集体并不能承担记忆任务，记忆还是要由个体实现，“人们可以说，个体通过把自己置于群体的位置来进行回忆，但也可以确信，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的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立足于个人经历和认识，印度军方最初的战争叙事主要是一种失败记忆。随着社会环境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威望，该群体重构了新的战争记忆。虽然印度军方的战争记忆在其国内得到传承并发挥了较大影响，但在印度国内外一直遭受质疑和争议，历史事实而不是权力操纵才是战争记忆的真正基础。

一、苦涩的失败：印度军方最初的1962年战争记忆

在我国史学界，集体记忆被界定为一个具有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回忆，“特定的集体记忆反映着特定群体的价值取向、心态结构、技术水平、认识程度、叙述手段等文化特征”。作为当事方，印度军方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初始记忆是经由直接体验而得的。大量的人员伤亡被俘和接连的战争溃败逃亡，不仅使印军士兵及指挥官陷入恐慌和混乱，还波及到边境地区、本土社会乃至政府高层，并招致印度国内对军队战败的愤怒、嘲弄及追责要求。显然，印度军方初始战争记忆既与战场形势有关，也受到印度国内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中印边境地区，印军不断侵占中国领土和制造流血冲突，迫使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中印边境地区并不存在一条确定的边界线，最初中国试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边界分歧，但1961年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进攻性的“前进政策”，其逻辑是：既然中国不可能对印度发动战争，谁成功建立哨所谁就能提出领土主张，占领就是90%的法律，印度应尽可能地跟上中国和保留象征性哨所。在高层的命令和督促下，印军在中印边境地区增建哨所，甚至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中国领土上修建哨所，还多次开火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

英国伪造的英属印度与中国的划界的“麦克马洪线”。中方多次公开否认，但印度却试图用作侵占中国领土的背书。

1962年9月18日，印度官员公开宣布军队已经接到要将中国军队赶出“印度领土”的指令，10月8日，尼赫鲁的亲信、第四军军长考尔亲临前线指挥“驱逐中国军队”的战斗。印军打死打伤多名中国军人，企图占领克节朗河以北地区。10月10日，中国军队击退印军进攻，但为了不使事态扩大，没有乘胜渡河追击。印军继续在克节朗河以南盘踞，还空运大批作战物资和紧急增援部队，准备再次发动进攻。10月12日，尼赫鲁对媒体声明，已下令印军将中国军队从塔格拉山脊“印度领土”上驱逐出去。10月17日，印军再次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18日晚印度国防部宣布印军已把中国军队“赶回两英里”。10月20日，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边防部队发动了对印自卫反击战。

印军很快遭遇连续挫败。在中印边境东段，中国军队的强大攻势使印军快速失去有利地形，退路和通信联络也被切断，人员大量伤亡。印军第七旅一天内即被中国军队击败，除了少数人负隅顽抗外，大多数人是被俘、投降或四散逃窜。在吉米塘、达旺、色拉等地的印军均不敢坚守，纷纷向南溃逃，中国军队乘胜追击，直抵达旺。10月24日，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三项建议，中国军队在达旺附近集结和休整待命，没有渡河作战。

但印度政府忙于积极备战而不是和谈。10月26日，印度总统宣布全印处于“紧急状态”，印度组成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战争动员，大力增加军火生产，招募新兵和扩充武装部队，加紧向中印边境地区运送武器装备、作战物质并增派部队。11月14日，印军部署完毕后在瓦弄向中国军队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军队多路并进，在对印军形成合围后于18日发起总攻，印度第四军第四师迅速瓦解。中国军队乘胜追击，在中印边境东段推进到传统习惯线附近。与此同时，中印边境西段的中国军队彻底清除印度越境修建的哨所，收复大片被占领土，迫使印军退守列城、楚舒勒等地。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1日，为时一个月的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取得完胜，印军被击毙4885人，包括印军第7旅旅长约翰·达尔维准将等3000余名官兵被俘。

被我军缴获的印军部分武器弹药及飞机

在连续军事溃败和大量人员伤亡之后，印度士兵无心作战，指挥官也士气低落。考尔回忆，第四师违背坚守命令从色拉撤军，半路上又被中国军队伏击，人员死伤较多，撤退更加混乱，许多人趁着夜色四散逃亡。为了逃命，一些士兵放弃了武器、弹药以及无线设备，有的士兵还逃入山中，一路上缺吃少喝、忍饥挨冻。战场溃败特别是前线部队多次违令后撤，也重挫了印度指挥官的作战信心。达旺失守后，考尔即向总理尼赫鲁和国防部长梅农建议请求外国军事援助，瓦弄溃败后考尔更加惊慌失措，要求上级支援物资并建议“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毫不拖延地寻求外国援助”。

因战事吃紧，印军高层紧急商议阿萨姆平原防御计划，东部军区司令森却说没有可用的军队，“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要求停火”，考尔则立即制定了将第四军军部从提斯浦尔撤离的计划。对于前线高级指挥官的恐慌，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大为不解，“……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军界里，惊慌竟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甚至军部的战况报道也是极其耸人听闻的；而且关于惨败的程度，也是大大夸张了……在我看来很明显，自从10月20日，军部和军区司令部的指挥与参谋系统实际上已经瓦解。”

印军战败恐慌迅速波及印度边境地区、本土社会乃至政府领导人。第四师师长普拉沙德回忆，印度东北重镇提斯浦尔呈现一派不安定的景象，一些居民极为惊恐，谣传中国士兵会挖掉俘虏眼睛后立即枪毙。印军撤离提斯浦尔后，“东北边境特区”甚至是阿萨姆邦都被恐慌席卷，出现混乱无序局面和疯狂外逃情况，政府宣布不再对公民的生命和财产负责，地方政府计划炸掉机场和油田，官员在释放囚犯、焚烧文件和销毁纸币后逃走。

千里之外的首都新德里也陷入恐慌，美国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在日记中写道：“昨天是德里极度惊惶的一天，我第一次见证了公众士气的瓦解……坊间到处是各种流言蜚语，其中流传最广的是500个伞兵分队将空降新德里，除了接管城市，一个更引人瞩目的任务是重新安置Ｋ.梅农……中国人据说实际已在提斯浦尔郊区。那天几个人告诉我考尔将军被俘。”军事溃败还让政府领导人震惊和恐慌，尼赫鲁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恳求支援，在信中他惊恐地写道：“随着中国人大举进军，整个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受到严重威胁，除非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这一潮流，否则整个阿萨姆、特里普拉、曼尼普尔以及那加兰也将落入中国人手中。”

在印度国内，出乎意料的溃败还引发了对印军的愤怒和指责，这更加剧了军方的恐慌感受和失败屈辱。多年来，印度高层承诺已经做好了军事准备，冲突前大多数报纸留下的印象是中国人很快会被“赶出”印度领土，考尔接替任务的任命、组建新的集团军及政治层面的英勇讲话，都提高了印度人的速胜期望。战争开始后，事实却是印军不断溃退、中国接连获胜，印度公众对军政官员怒火中烧，直接指责以国防部长梅农为首的高层领导人。因战争准备不足、战斗失败及士兵溃逃等，印度陆军也成为指责对象，公众普遍认为陆军基本上没有对中国进行抵抗。面对激烈指责，印军高官惊恐不安，陆军总部作战处处长帕特利回忆，在战败返回德里途中，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忧郁、焦虑、惊慌、默默流泪，还方寸大乱、举止失措地向年轻下属询问他是否需要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