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要提倡”

到1958年7月，河南新乡地区的公共食堂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沁阳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占总人数的90％以上，实现了食堂普及化；博爱、修武等县也实现了乡乡社社有食堂。但是，食堂开办之初，还是有不少社员对这种事实上的大锅饭心存疑虑。

1958年7月11日，中共河南省妇联新乡专区办事处党组在一份《关于农村举办全民食堂向地委的报告》中说，在办食堂开始之时，较普遍地存在如下几种思想：贫农、下中农和青年人积极拥护；富裕中农则在试试看，如果不好就散摊，他们怕降低生活，怕不自由；老年人怕人多事多不好办，担心婚丧嫁娶、人来客往怎么办，怕天阴下雨刮风吃饭不方便；妇女担心食堂办不长，怕垮台；劳力多的怕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能多劳多得按劳取酬，担心平时不好好劳动的懒汉一嘴插到大锅里一样吃；较懒的人有吃大堆的思想，总说“吃着，说着，总不会叫饿着”；勤俭持家的农户怕入食堂后把粮食拿出来，食堂办不好把粮食也搭上了；有的干部怕办食堂粮食超过指标，并且觉得办食堂麻烦。

这份报告反映出来的农村群众和干部对开办公共食堂的顾虑，并不只是新乡一地的个别现象。公共食堂的出现并不完全是新生事物，在互助组、初级社时期就在农村出现过，但那时都是农忙食堂，极少有常年食堂，而且参不参加食堂，群众完全是自愿的。但是全民食堂的开办，社员不但要全家去食堂吃饭，而且常年吃大锅饭，这必将给群众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群众所担心的，集中起来，一是生活不习惯，二是老弱产妇、病人不能照顾，三是搞平均主义。虽说公共食堂一出现，各级组织就作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来大力推广，宣传种种优越性，但群众的顾虑却是有事实根据的。

任何一个地方公共食堂的开办，群众对此不外乎是这几种态度：一是积极拥护，二是表示反对，三是观望。1958年的《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发表了一篇关于京郊四季青蔬菜生产合作社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据调查报告介绍：

积极拥护赞成办食堂的是贫农、下中农、单身汉、小孩多而劳动力少者，还有妇女，特别是青壮年妇女，以及口粮标准低的缺粮户。这些人迫切要求摆脱许多家务劳动，以便积极参加生产，同时也好改善生活。

表示反对的，首先是富裕中农，以及有额外收入的家庭。他们在家里伙食吃得好，怕参加公共食堂后，降低了原有的生活水平。有的人甚至先在家里杀鸡买肉，大吃几餐后，才参加公共食堂。其次是懒汉，这些人主要是怕办公共食堂后被动员出来干活。

另有30％左右的人对办食堂持观望态度，他们在等待，盘算着在哪里吃饭省钱，如果在公共食堂吃饭比在家里省钱的话，则愿意加入，否则不加入。

这份调查中提及社员对开办公共食堂的态度，大体反映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农民对办公共食堂出现的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本来是很正常的，但在当时却被上升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把办食堂看做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愿加入食堂则被视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就此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所谓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早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高潮时就开始了，当时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农村出现的退社风潮，集中批判的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农村的地主、富农阶级均已消灭，富裕中农就被看成了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此时，对公共食堂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相当多的农户是富裕中农，所以将入不入公共食堂作为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似乎也是情理中的事了。

自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出现之后，对于鸣放、辩论，并不是说什么言论、什么思想都可以放出来，都可以平等讨论或自由辩论。所谓大辩论，实际上是大批判。鸣放的目的，其实也是要把各种错误（姑且这样认为）的思想和议论引出，供随后的批判之用，颇有点“引蛇出洞”，以便“聚而歼之”的味道。所以，围绕公共食堂展开的“四大”，目的也就在于解除办公共食堂的思想阻力。一旦将吃饭方式这样的生活问题也上升到了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高度，这种大辩论的结果实际在辩论之初就已经确定。走资本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顶沉重的政治帽子。在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广大农民也深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怕。这种可怕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他们对资本主义有什么切实的感受，而是一旦沾上资本主义的边，就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有可能由此招来批判和斗争。1952年“五反”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已是一个很臭的名称。如此一来，即使有社员对公共食堂有疑虑，有担心，不愿加入，也身不由己，卷入了公共食堂的大潮之中。

在农村公共食堂开办之初，还没有做到“放开肚皮吃饭”，多数食堂有定量限制。食堂比较普及的河南新乡地区，食堂吃饭有这几种办法：第一种是按国家粮食供应标准，以人定量发给本人，每月10天或15天预支一次，由社员自己掌握，全家可以相互调剂。第二种是按照国家粮食供应标准，拿出大部分以人定量，分别计算出每户每天应得的馍和汤，其余少部分按每月劳动日平均分配。第三种是按各户的人数以人定量，采取中间不动，肚大肚小的加以调剂，调整后平均分配，不够的可以多买。这第四种是不定量，在食堂尽管吃，但不准带走。第四种只有极个别的食堂在执行，实际上开了后来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先河。新乡地区办食堂以来，一般吃饭标准是每人每天在1斤2两至1斤半，最少的14两，有的食堂在农忙时吃到了每人每天2斤。伙食标准一般是每月5至7元。全地区绝大部分食堂实行饭票制，票额有1分、2分、5分、7分、1角，由社、队统一印发给各户，凭票在食堂吃饭。

人民公社化之前，全国不少地方就相继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共食堂，报刊上对此也有过零星的介绍。1958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步兵学校曹尊标的《“十月”农业社的食堂》一文，这是中央大报最早一篇关于公共食堂的报道，尽管此前《人民日报》在报道中也提到过农村食堂，但没有详细的内容。这篇报道不仅介绍了南京郊区十月农业社食堂的开办经过，而且以访谈的形式介绍了食堂的好处。不过，这个食堂与后来人民公社时期的食堂是有区别的。首先是吃饭多少有限制，食堂按每人的计划量发给社员粮票，如果吃超支了，要在工分中扣除，除了应得的基本口粮外，社员还有工分粮票。社员休假、生病，或者不想在食堂吃，可以拿粮票把粮食换回去，所以社员吃不吃食堂还是自由的。其次是食堂吃菜要钱，菜价从1分到5分不等，食堂有一张“饭菜一览表”，社员想吃什么，就把自己的姓名牌挂在菜单下的木板上，由食堂去做，到时用饭票、菜票去买，社员自留地的菜也可以作价卖给食堂。这实际上有些类似于机关和厂矿企业的职工食堂。

1958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农业社办食堂一箭双雕》的报道，内称，最近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部分地区的农业社，在农业生产大跃进，劳畜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社员根据自愿参加的原则，经过试点举办公共食堂，受到群众欢迎。这篇几百字的报道，用了一半的篇幅介绍了福建安溪县委合作部总结的公共食堂的八大好处，例如：吃饭时间一致了，社员出工、开会和学习都不再互相等待了，可以节省出许多劳力用于生产；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解决了单身汉无人做饭的困难；计划用粮，不吃过头粮；改善了卫生状况；等等。这是《人民日报》首次将食堂的优越性见诸报端。作为全国最权威的报刊对公共食堂的推介，对各地公共食堂的开办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则报道配发的短评，更是倾向明显，短评说，“公共食堂的好处很多，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增加了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时间。大量的妇女可以从繁琐的柴米油盐中解放出来，投入生产劳动。单身汉的生产劳动时间，也因为有了食堂而可以增加。一般劳动者吃饭时间一致了，就可以省得在生产时你等我，我等你，耽误时间。另一方面，是对改善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家庭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大有好处。从前在做饭和吃饭问题上发生的争吵将大大减少，人们的团结将日益加强。人们的智慧从个体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必须向集体事业和文化、政治方面发展。这对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也必能产生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也纷纷创办起来。至1958年6月中旬，湖北省荆州地区参加食堂的有107万户，占全区农户的80.4％。广西石龙县（今象州县）至7月2日，全县建立集体食堂26655个，实现了村村食堂化。7月初，北京市郊区以生产队为单位，已办食堂1849个。公社化前，湖南全省的农业社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洞庭湖滨的常德专区有9103个农业社，办起了8万多个公共食堂。武冈、邵阳、新宁、桂东四个县，加入食堂的农户达85909户。另据1958年8月19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已建立公共食堂31万多个，参加食堂的群众占全省总人口的71％；辽宁已办农村公共食堂18000多个；青海省农业区24万多农户，全部参加了公共食堂。由此可见，公共食堂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启动前已在各地农村普遍兴起。○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