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56年到1976年，中国怎么了？

1949年建国之初，中国的经济层面有这样一组数据：1亿户小农经济，并且由于长时间的社会动荡，经济脆弱，民生凋敝，生产水平和前代相比，仍是二牛抬犁的状况（在现在的山区农村，这种情况仍比较普遍），工业基础只是起步。全民唯一可以自豪的是：我们是自己的主人，我们满腔热情，我们信心满满。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摆在中央领导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如何强国？民族开始了痛苦的探索历程。

从1951年到1956年，中国在恢复生产与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完成了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从1956年开始，中国进入迷茫、混乱、躁动的20年，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二十年又可划分为1956年到1966年、1966年到1976年两个“10年”。

其中第一个“10年”的主题是“人胜天”，基本特点是不顾客观规律的蛮干、胡吹，大跃进、浮夸风，放卫星、发火箭、三年赶英五年超过美。全国都吹，情形和“皇帝的新装”很近似，谁不吹就成了那个“孩子”。

第二个“10年”，主题是“斗”，基本特点是无法也无天，古人、经典、领导人、知识分子，地主和商人出身的人，只要不是一穷二白的底层农民和工人，都在批斗之列，连迷信千百年的神灵都斗，工人农民互相也斗。只要有斗的风向，瞬间就会形成斗的潮流，中华大地上，只有一个人不在斗之列，而是斗的依据，就是毛主席。

那么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会走这样的二十年？

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49年建国到1956年这段时期说起，就经济现实来看，这一段时期应该是对当时中国经济各业（主流还是自给自足农业）的修复与发展，并同时发展与建设新生行业。在各业得以恢复和发展之后，中国陷入了迷茫，高层也迷茫了。

按照世界的发展轨迹，当时中国经济应该改革开放，发展现代之多元立体交互的网状经济——市场经济，并进行制度改革，同时继往开来构建新时代思想与科学体系。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中国到底怎么走接下来的路，包括毛泽东主席。

以毛泽东主席敏锐的历史感知，他或许觉得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面临“历史周期律”重演的关键时刻，就是历朝历代建国，经济可以在较短的休养生息和发展之后达到一个顶峰，但随后国家会逐渐衰落并消亡，中国的历史更替均逃不出这一规律。

为什么中国会重复历史周期律，核心原因是经济与制度决定的。中国传统经济是以农业主、以家庭为单元的自给自足经济，在此无数自给自足经济单元之上，架构中央集权政权。理想的中央集权社会之民间是“耕者有其田”，没有地主兼并势力或者很少，政府层面没有专权阶层，更不会出现专权阶层与兼并势力勾结的情况。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与皇权单线联系，中间由皇权的执行阶层维持联系。这样的社会结构，一旦中央财富饱和，与自给自足经济单元的联系就会弱化，并且在这过程中，越来越多的民众失去土地和生产基础、兼并势力形成，而权力结构层面的专权阶层也会形成，土地兼并势力与专权阶层变相纠缠，互相依赖和支持——有些专权阶层本身就是兼并者，整个中央集权社会结构就会被逐渐瓦解。

兼并势力和专权者的出现，在中央集权社会是不可阻止的，朝代更替的实质就是兼并势力与专权者兴起，导致民不聊生、政权逐渐走向瓦解，后起的朝代基本就是在消灭兼并势力与专权者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当财富达到顶峰之时，兼并势力与专权者就又会形成，朝代就这样轮回。

关于兼并势力和专权阶层为什么会周期性出现，核心原因是中央集权的政权被动承受财富，对于经济层面的人力、物力变化情况从来不能做到有效管控，比如某个县大旱很多人饿死、另外的人流离失所，有些人会乘机掌握大量土地，但中央的税收情况却不会随而变化，于是很多人就不得不脱离政府的管理体系，而租种地主的土地，给地主缴租，地主与掌权者勾结，政府所得就要减少，越来越多的财富与人力脱离政府体系，社会越来越乱，政府力量越来越衰弱，社会就面临解构。

从中央层面来说，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形成滞留，中央就开始消极应对民间经济，管控也越来越模糊，等到财富耗费殆尽，想要重新与民间建立联系的时候，已经不再可能，于是只能消亡。中央集权社会的财富从来不曾被有效投资以形成良性循环。

毛泽东主席在1956年应该感觉到中国可能会陷入又一轮历史周期，应该的做法是，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让人力和物力各自优化集中、公平竞争，从而让财富不断递增，但这些必须学习西方才可以，在当时学习西方，那纯粹没有可能性，相反，因为西方存在，中国在情绪上更要另做一套，还要快速超越欧美，中国在经济与社会规律面前越来越偏离正规。

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谁也不知道中国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走，毛泽东主席将希望寄托在“积极性”、“干劲”之上，他认为只要有理想，大干特干，就一定会实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基础正在于此。

或许正是这一原因，使得他默许全国放卫星，放火箭，一向实事求是的他认为不能伤害人民积极性，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在这过程中，他祭起他突破历史周期律的第一法宝“民主”（当年在延安时期，他回答黄炎培如何摆脱历史周期律时所说）。毛泽东主席依赖人民的团结与积极性建立了新中国，他深信再次依靠人民的积极性与“民主”也可以摆脱历史周期律，让中国实现质的飞跃。

由于忽视了基本的经济规律，也忽视了民主的基本基础——市场经济（人们只有实际参与市场与社会的物质生活，才会也必然会要求社会权力，众人的社会权力要求折衷，统一执行，就是民主），所以中国不仅搞乱了经济也搞乱了民主（人民的生活方式与基本观念都不具备民主的要求）。

在1956年-1966年这10年的努力过后，中国经济不增反降，毛主席认为人民思想实现还未转化，需要深度洗礼，于是中国进入了“文革”，在思想上卸掉一切包袱，破除一切束缚，发展到攻击一切，从而将盲动的范围与“无序度”增大，造成整个国家的“十年浩劫”。

56年——66年，中国陷入经济层面的盲动，66年——76年，又将盲动的范围扩大到思想文化领域。此后的两年，是面对盲动之后的一片狼藉而归总教训、理性反思的时间。关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及经济现代化的问题，在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终于逐渐回到冷静、客观的立场上来（以传统自给自足生活观念支持的“社会主义”激情趋向衰落）予以面对，开始在重视经济现实的基础上，逐渐正视经济规律，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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