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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3月22日，美国的《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题为“Until the Harvest Is Reaped（等待收成）”的文章，里面详细报道了1942年秋中国河南大饥荒的惨烈，一时间，舆论一片哗然。文章的作者是美国人西奥多·哈罗德·怀特。

西奥多·哈罗德·怀特，中文名白修德，1915年出生于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自幼家境贫苦，靠奖学金读完了哈佛大学历史系，后来转入该校东方研究所学习中国历史。1938年大学毕业后，他幸运地获得了一笔旅行奖金，便来到亚洲。1939年4月，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受了中国国民政府新闻处的聘请，来到重庆，负责新闻部的专栏。不久，他辞去这份工作，当上了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

白修德

1942年10月，他看到一些来自郑州、洛阳传教士的信件，得知了河南正在发生大饥荒，便根据这些信件的内容，写了一篇题为《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寄回美国发表。这是对河南灾情较早的报道，但是并没有引起足够大的反响。而随着寒冬的来临，河南的饥荒像燎原的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

1943年2月末，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越来越多，白修德决定亲自前往河南获取灾情的一手资料。他和《泰晤士报》的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道，沿陇海铁路经宝鸡、过西安前往河南省会洛阳，一路上的看到的景象令他难以想象。火车道旁到处都是拖家带口、扶老携幼的灾民，他们面露菜色，成群结队的沿着铁路向西前进，偶尔会遇上一两具尸体，大多是从运难民的列车上掉下来摔死的。

等他到了洛阳以后，眼前的景象让他有种仿佛置身人间炼狱的感觉。火车站里到处弥漫着屎尿和尸体的恶臭味，难民们像堆垛的柴火一样挤在装难民的闷罐车内等待着向西行驶。到处都是乞讨的灾民，他们鸠形鹄面，神形枯槁，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一片。路边的榆树都被剥光了树皮，因为树皮磨成面做成食物可以缓解一时的饥饿。通往乡下的路边偶尔能看到几具尸体，他们基本上都是饿死的，没有人收尸，路边的野狗靠着啃咬他们的尸体，吃的膘肥体壮。

更可怕的是，当地的外国神父告诉他们，在这些灾民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吃人肉了。通常的辩解会说，这些人肉是从死人的身上取下来的，但也有人被指控，他们将自己的孩子杀死，然后吃掉了他们。

等他们一路东行，到达郑州时，郑州的人口已由战前的十二万，下降到只有三万多，每天都有上百个人死亡，年轻人能逃的都逃了，剩下的人大多都是老弱病残，如鬼魅般的到处游荡，寻找着哪怕一丁点可以吃的东西。

白修德在河南进行了两个多星期的实地考察，走访了多个县市，据他粗略估计，有200万到300万难民已经从铁路线逃出了灾区，另外200万人则已经死去，如果新粮没有像往年那样正常收获，到了五六月份，还将有200万到300万人被饿死。

考察结束后，白修德离开河南返回重庆，在返回的途中写下了那篇题为《Until the Harvest Is Reaped》的报道，并且在洛阳将这份报道通过电报发往美国。一般情况下，任何新闻稿，都必须通过重庆回传，并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查才能发出。然而这次却是个意外，这份新闻稿直接地、未经审查地发往了纽约，《时代》周刊刊发了这篇文章，在美国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生活富足的美国人不会想到，在地球的另一边，美国的盟友国家中国，尽然会出现饿殍载道、人自相食的局面，这对还不到两百年历史的美国来说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到处演说，呼吁美国各界支持中国抗战。白修德的这篇报道让她大为恼火，她要求《时代》周刊的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卢斯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一下子成了争议的焦点。有人指责他逃避了新闻检查，还有人控告他和电报局的共产党勾结，偷偷送出了消息，却没有人真正关心那还在饥寒交迫中等待死亡的数百万河南灾民。在重庆，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上报，为了乌纱帽刻意隐瞒真相，淡化灾情严重程度，以至于传到重庆，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了。

白修德迫切地想让重庆上层了解河南的灾情已经迫在眉睫了，他通过自己的关系给当时中国的国防部长和司法部长送过报告，也上报过美国驻华大使馆，甚至还试图联系过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然而得到的结果都是：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

于是白修德花了五天时间，通过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联系上了蒋介石，蒋介石同意和白修德见一面。白修德在他后来的文章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次会面。

正如白修德得到的信息那样：只有蒋介石才能解决问题。白修德和蒋介石会面后，从河南当地的外国神父那白修德了解到，粮食开始紧急调运到河南，政府也开始加紧筹措赈灾事宜，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一部分粮食来赈济灾民，其他省市则开始组织为灾区募捐的活动，钱和物资源源不断的向河南涌来。

那么是什么造成河南灾情如此严重呢？

1938年初，日军进攻河南，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至黄河以南，豫北全境沦陷。日军在黄河北岸与南岸的中国军队隔河对峙。

1938年六月初，日军攻陷开封、中牟，向郑州进逼。为了阻止日军沿黄河西进，国民党军队决定实行焦土政策，河南省花园口镇战略性毁堤。这就是著名的花园口决堤事件。这起事件给豫、皖和苏等地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共计有1200万人受灾，39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亡。同时，大量泥沙顺着决口涌入平原，淤塞河道，淹没田野，漫溢湖泊，堵塞交通和航运，淹没耕地1200余万亩，形成了形成了穿越豫皖苏三省44个县的黄河泛滥区，每年汛期时，黄水都会回流倒灌，淹没农田，洪水过后蝗灾复至，地表突兀凸凹，到处沙丘堆积，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

此后的几年，干旱少雨一直困扰着河南人民。到了1942年夏季过后，河南更是滴雨未下，一直持续到1943年春，土地皴裂，大片的麦苗旱死。 干燥的条件为蝗虫的繁殖提供了土壤，1942年秋，蝗灾肆虐，成片的蝗虫像乌云一般遮天蔽日地向地里尚未旱死的庄稼扑来，顷刻之间便把庄稼啃了个精光。

日寇入侵和自然灾害是这次灾情如此惨烈的肇因，这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能力改变的。然而自古以来，中原地区就饱受自然灾害的困扰，尤其是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更是首当其冲。据《历史上水旱灾害及其影响》一文统计，在中国历史上，水灾多发的省份前七位中，河南以173次位居首位。而旱灾和蝗灾，更是数不胜数。从历史的经验来看，造成如此惨烈的局面，人为因素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忽略的。

日军入侵河南后，河南大片的土地沦陷，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境内和日寇对峙。军队需要补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的草料，以及兵员的补充，几乎全部是从河南“就地取材”。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大灾荒，在这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出粮数量都是全国第一。即便是在1942年大饥荒的背景下，国民党政府还从河南征收了170万大包（每大包为200斤）的粮食。

因通货膨胀，国民政府1942年的征粮工作采取“征实”模式，即拒收货币，要求民众缴纳实粮。同时，整个征粮工作被分为征收与征购两大块。征收即按固定标准无偿向政府缴纳，征购则是政府按规定价格向社会上购买。之所以分做两大块，既为保证征粮数量，更为保证粮食政策的平均和平等。因为征收针对全民，而征购主要针对有余粮的地主富绅。

乍一看，这样的政策似乎没什么问题，然而到了基层执行者手里，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相互勾结，将本应该属于地主豪绅应承担的征购责任转嫁到普通农户身上。说是征购，其实是只抢不购。灾民们交不出粮食，政府催粮的官员就会用各种办法来逼迫农民纳粮。“仁慈”一点的跑到农民家中好吃好住，交不上粮食就赖着不走，老实巴交的农民只能砸锅卖铁甚至借高利贷凑足粮食上交。脾气暴躁一点的官吏直接把灾民抓起来一顿痛打，逼迫灾民以低价将土地贱卖给地主豪绅。灾民们没办法只能自己吃糠咽菜“罄其所有”完成纳粮。《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就在他的文章中愤怒地说：“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们，直到今天还忙着纳粮！”

关于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有一种说法认为蒋介石不愿听灾，不愿救灾，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蒋介石事先并不清楚河南灾情的严重程度。而他不清楚的原因，在于河南政府并未报告过灾情状况。

当时各省灾情，原则上均以地方政府呈报为准，其他渠道送往重庆的灾情报告，有参考价值，但须得地方政府的证实，虚报灾情者有政策严惩。驻防河南的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珏赴重庆面见蒋介石时，曾报告过河南的灾情，蒋氏闻知后要李速去找何应钦，何应钦的回答是：“灾情是不能随便报的，鄂西有灾，因为地方政府有报告，河南方面未见地方政府报告，何来的灾情？”当时驻洛阳司令长官蒋鼎文也曾将灾情实况上报，但因与省府所报不同，遭到中央申斥，蒋鼎文于是怀恨在心。事后因军粮问题蒋鼎文扣押了河南的财政厅长彭若刚和粮政局长卢郁文，其理由是：“我是只管军事，征粮则是河南省政府的事，明知道河南缺粮，省主席却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使我不能向他处求粮，为了军粮，现在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辞职，二是拿出粮来。”国难当头，大灾当前，军政双方不携手同心，一致抗灾，反而因互相内斗，国民党内的官员的腐朽可见一斑。

蒋鼎文

当时的河南省主席是河北人李培基，李培基为了讨蒋介石欢心，瞒报灾情，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中，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省粮食局长卢郁文很清楚本省粮食困境，但仍以“全省麦秋二季收到六成”上报。直到大灾已成，河南省政府才不得不承认河南有灾的事实。当蒋介石派张溥泉和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勘察灾情时，李培基命人告知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而当张厉生先生当面质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丰秀，不会不下雨，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先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个搦脖旱（搦脖乃双手扣紧脖子，求生不得之意。）！”张厉气的当面怒斥：“灾情如此严重，李主席（李培基）你难辞其咎！”。

除了上层对灾情的处置不当，基层的腐败成性也是灾情发展至此的重要原因。

三十一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是蒋介石的爱将，以四十万军队驻扎于河南等地。驻扎河南期间，还身兼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然而汤恩伯本人腐败成性，驻豫期间横征暴敛，大肆搜刮，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走私活动，大发国难财。同时，汤的部队成分复杂，军纪败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河南人民恨之入骨，将他列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

汤恩伯

军队腐败至极，地方上的胥吏同样是一丘之貉。

1942年6月的西安军事会议，将粮食征购的完成情况，具体量化为县长考绩的百分之三十五。这直接导致河南境内诸多贪腐成性的县长们堂而皇之地加大了对民众的压榨程度。许昌县县长王桓武，预报当年许昌的农收为八成，不料旱、蝗连续成灾，不仅只许昌一县，从郑县沿平汉线到许昌附近的各县，麦的收成大都是一成许，秋收则还不到一成。然而王恒武为了向上邀功，将田赋税额大幅提高，超出四邻各县许多。王桓武1942年的征粮口号是“宁可饿死十个老百姓，不叫饿死一个兵，为抗战军事第一也。”为了完成征粮，王恒武派出大量征缴人员，挨户住到欠缴灾民家中，吃着灾民的，要着灾民的，缴不齐就不走。灾民们宁可自己没有饭吃也不得不先打发催缴的人走，于是乎卖衣物，卖牛马，卖耕具，卖掉一切可卖的东西来购粮缴粮。

除了对老百姓仅剩的一点粮食下手之外，贪官们对政府拨付的赈灾款同样也不放过。

1942年秋，蒋介石派张继、张厉生两位大员到河南赈灾，拨给河南法币1.2亿元的救灾贷款，交省政府周转运用，购粮平粜。这个数字看似不小，然而在法币贬值、灾民众多的情况下，这些钱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然而即便是这样，这笔灾民的救命钱还被省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等贪官挪用，他们用这些钱投机倒把，做了几次生意后于1943年麦子快要成熟的时候才运到一批发霉的麦子，高价强迫灾民购买。政府的本意是赈灾，而实际运作下来却成了灾民的负担，胥吏豪绅像吸附在灾民身上的虻虫尽情吸食着灾民身上的血，他们个个肥大肿胀，而灾民却日渐消瘦了。

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至少三百万人，也有人认为这一数字被过分夸大了。但无论这一数字具体是多少，都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恶果，是1944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军队在中原会战中的惨败。这场战役中，日军以5万左右的兵力打垮了拥有40万兵力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豫中30多个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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