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是一个不断被陈述的故事。

1919年5月4日的那个下午，在之后的反复叙述中衍生出了种种迥异版本，耐人寻味。仅在次日的各大报刊报道中，关于许多细节就有不同程度的出入与情感表达，这些或一手或二手的现场报道对于进入与理解“五四”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等报纸对“五四”事件后的持续跟进也为后来者勾勒了一幅影影绰绰的时代全景图。

百年来，无论中国社会如何变幻，“五四”始终是一个思想源泉，一个精神地标，被一代一代的人不断挖掘和阐述，回首这一个世纪的“五四”论述，我们也得以管窥时代精神的延续与变迁。

2019年5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特刊“觉醒的时代”。

集锦一：五四运动历史报道 

1919年5月5日

北京《京报》

《学生界之大风潮》

闻昨日午后三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高等农业、高等工业、法政专门等五大学校，更有私立之中国大学等聚集三千余人，排队赴总统府、天安门并至东交巷英美法意驻京使馆，随处欲举代表发言表示国民对于外交之真正意思，并要求各使维持公理主持公道。

惟行至东交民巷口，公使馆方面以无中国政府执照不许通行，乃举代表数名，赴各使馆接洽，其他众学生等乃转而赴东城赵家楼曹汝霖宅内，警察等阻拦不住，拥入寻觅曹汝霖，曹已避去。当时学生举动非常文明，而因警察之干涉手段惹起学生之反抗，无意中将宅内电灯碰破，遂至宅内起火。

火光中双方撕打，伤及在曹宅闲住章仲和公使，而且伤势甚重，并闻曹之侄公子亦受伤，于是警厅派警察及保安队三百余人赶到，弹压始行解散，而警察乃捕去学生七人（并非为首者）。

天津《益世报》

《山东问题之日益扩大》

《益世报》1919年5月5日关于巴黎和会青岛问题的漫画。

各学生至东城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已将大门紧闭，并有警察把守。各生均大骂卖国贼，声震数里。敲门不开，则以手执之旗杆将簷头瓦戳落，并将临街玻璃窗砸破。各以手执之旗乱掷于房上房下，一片白光遂笼罩于卖国贼之府第，与曹氏所受于日人之洋钱、元宝耀彩争辉，亦奇观也。

当时有一学生，从玻璃窗钻入，将大门开放，各生遂一拥而入。其临街为花园所有花草均被蹂躏践踏，又捣毁器具。园内有本国及日本人数名，学生有识之者，指日：“其中有章宗祥！”欲围而殴之，有一生以砖头击章首，血流被面。

各日人卫拥章出后门，匿一小洋货店内。各生遂趋内宅觅曹汝霖，一日人出曰：“我即曹汝霖，汝辈欲制死曹，可先制死我。”各生恐酿成交涉，遂置曹不究，但捣毁各房屋器具。此时火已起矣。传闻起火原因有二：一说因电灯被砸，电火溢出；一说系曹家人自放。

天津《大公报》

《北京学界之大举动》

欧议中之青岛问题至近日形势大变，我国朝野均奋起力争，而北京学界尤为愤激，乃于昨日星期休假，国立大学及各专门学校学生举行游街大会，以为国民对于外交表示誓争到底。

午后一时许，各校学生结队数千人在天安门集，各执白旗大书：誓死力争，青岛不争回，青岛毋宁死，取消二十一条等语，此外尤多激烈之词。步军统领李长泰闻信亲莅天安门，约各校代表说话，代表说明志在争回青岛，绝无扰乱秩序之事发生。

李统领亦鉴学生爱国热忱，允即谒见总统，将学界意见转达。各校学生遂列队游行至东交民巷，持函谒见各国公使，请主张公道。乃游行回校，沿途秩序井然，观者塞道，无不为之感动。

北京《顺天时报》

（日本汉文报纸，其言论亦可管窥当时的社会状况）

《北京学生大骚动》

是时章氏自公府宴会归，身穿礼服，正在曹宅，不防该生等陡然闯入。章氏急难逃避，遂被群众所殴，受伤甚重。群众因搜索曹氏，未得其中暴烈份子遂举火焚房。当时火焰冲空，人生鼎沸，曹氏邻舍家家闭门，恐惧不堪。

当该生等在中华门齐集时，警察厅仅传知各区巡警注意所往，不料其有此种暴烈之举动也，比见群众放火烧房并将章氏殴伤，一面保护曹氏眷属迁出，一面召集消防队救火，一面电知大总统请示办法。旋经大总统传紧急命令，提署暨警察厅逮捕肇事首魁。

群众见军警捕人始皆逃散，当时被捕者约有二十余名。闻章宗祥氏迨群众去，始入同仁医院调治。……曹汝霖闻此惊耗，不敢遽归私宅，遂往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暂避该事，结果如何俟访续登。

1919年5月6日

上海《民国日报》

“北京专电”

京中各校学生，因山东问题失败，昨晚集众游行街市，为有秩序之国民示威运动，共二千余人。

北京大学学生最多，至东交民巷被阻，经过曹汝霖宅，欲入内诘问，为警察以武力干涉，众皆愤怒，当入宅打破电灯，曹宅焚毁，曹偕眷逃避六国饭店。章宗祥此次来京，住曹汝霖宅，学生入内时，未及走避，被殴受伤甚重，现送入医院。各校学生归途，被军警拘捕二十余人。

今日各校全体停课。段祺瑞主张置各学生重典，钱阁昨晚开紧急会议，多主解散北京大学，傅增湘力争未允，今日已递呈辞。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愿以一人抵罪……

1919年5月7日

上海《时报》

《上海报界电北京政府》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钧鉴：北京学生行动虽激，然实出于爱国热诚。顷闻有主解散学校、处学生死刑之说，风声所播，舆情愤激。须知压抑欲重，反动愈烈。际此国家存亡所关，全恃民气激昂，为政府后盾。请勿漠视舆论，致激巨变。望立开释被捕学生，以慰人心。上海日报公会。鱼（6日）。

1919年5月8日

北京《晨报》

《被捕学生全体释放》

1919年5月7日，被拘捕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释放返校。

四日被捕之三十二名学生自被拘以来，舆论愤激，佥谓非立请政府释放不可。是晚，即首由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三人具呈保释，并由三君面谒总统，陈述先行释放之必要。而当局未许。翌日，复由十三校校长及山东国会议员联名呈保，亦未之许。六日，熊希龄、王家襄、范源濂、张一尘、高而谦等五人及天津十校长亦联名呈请保释。

上海《申报》

《书业决定“五九”停业》

望平街书业商会于7日开临时会议，佥以后日为5月9日，实二十一条签定之纪念，议决各同业于是日停业一天。一方对于欧洲和会表示吾国民之决心，一方对于北京学生表示敬意。

附：书业商团同志会致该业商会书，略谓：窃维吾业为文化传布机关，尤与教育界有密切关系。日来欧洲和会，拟将青岛问题归中日自行解决，北京大学及诸专门大学学生，群起击贼以示威，此实国家之荣光，不可忽视者也。沪上学生团体既开国耻纪念会，闻风而响应矣。则吾业更不可不有所表示，以为社会之观感，亦以尽国民之责任。兹拟于本月9日，即民国4年吾国承认日本无理要求之国耻纪念日，凡吾同业均停业一天，于门首各悬“国耻纪念”白旗一面，而兴亡之责，亦可聊表寸心。即请俯准，转知同业，一体照行。并望函知上海南北商会，请其转告各业致仿照办理，则国家幸甚，本会各业幸甚。

《新申报》1919年5月5日发行的关于五四运动的号外。

1919年5月9日

四川成都《国民公报》

“要电汇志”

北京全体学生愤曹汝霖等之卖国，群至曹贼，请曹质问，曹知事不妙，逃；章宗祥被殴重伤，群生将曹宅焚毁，被捕数十。

1919年5月11日

上海《每周评论》

《山东问题：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

后来大家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巡警、宪兵、游缉队等就躲在一旁去了。有几位学生不管危险，从天窗上跳进去；后来把门敲开，大家一齐进去，打东西，找曹汝霖，一面打一面哭，巡警也有哭了的。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苏佩秋，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都没有打，放了出去，只捉曹汝霖不到。

这天晌午，曹和陆、章三人都在总统府宴会，有人劝曹不要回去，曹说怕些什么，所以就同着章宗祥回家，就碰到这桩事，大家把章宗祥捉到，打了个晕倒血流，头盖上露骨。先是一进曹家就有火起——据说是曹宅家人放的--到这时候，火势已大，不能再停，一齐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就带队赶到。

曹看打人的已去，才从老妈子的房里出去，大喝吴氏疏忽，还说：“你快快把这些不知道曹总长利害的混账学生全给我捉去！”吴有点迟疑，他又说：“有我哩！”吴才下令捕散去后剩下的学生，捕到三十三人。然而曹也不再停，坐着吴氏的汽车，带着武装，揣着秘密文件一箱，直往东交民巷。交民巷的巡捕因为他车上有武装，行的又太快，把车夫、汽车捉了去，他一个人只得躲到六国饭店去。

陆徵祥（左二）、章宗祥（左三）、曹汝霖（右一）。

1919年5月15日

北京《晨报》

《昨日之教育界消息》

蔡元培辞职出京，学界方面一再挽留，尚无结果。昨日总统特发指令，劝留其文如下：

呈悉。该校校长殚心教育，任职有年。值兹整饬学风，妥筹善后，该校长职责所在，亟待认真擘理，挽济艰难。所请解职之处，着毋庸议。此令。

至高等专门各校长系向教育部具呈辞职，当局闻讯，已切嘱教育部从速批留，惟因教育总长傅沅叔离京，部中无人主持，致未能即时批出。至傅氏踪迹，据其家中人言，四五日不见，正在寻找，惟昨日有人见自汤山回宅。昨日批留蔡校长，今亦由傅氏亲笔署名云。

自慰留蔡氏指令发表后，各校职教员联合会去电通知蔡氏，并一面派代表赴杭面邀蔡氏回京。至于蔡氏联袂辞职之各校长，亦由该会派代表数人到各校长家中劝其回任，学生联合会亦拟代表偕同赴杭云。

1919年6月5日

北京《晨报》

《愈闹愈大之学界风潮》

自前日学生重行讲演被军队拘捕多人，而后形势愈益重大。据昨日所得各方面消息，则学生之讲演仍在继续进行，而军警之拘捕亦依然不放松，以目下情形观之，学界风潮犹在继长增高，尚无收束之端倪也……

昨日各校学生仍四出讲演，被捕者较前此尤多，大约有七八百人之谱，综合前后已达千人以上，法科各讲堂遂有人满之患，乃更拓理科大讲堂为补充之地，因之而理科大学昨日亦成为拘留所矣。又闻昨前两日教员学生均有受伤者，其中二人昨已送往首善医院医治云。

1919年6月17日

北京《晨报》

《北京学生对于陈独秀被捕之表示》

警察总监钧鉴：敬启者，近闻军警逮捕北京大学前文科学长陈独秀，拟加重究，学生等期期以为不可。

特举出二要点如下：（一）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遽加之罪，恐激动全国学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

（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现代思想见忌于一般守旧者，此次忽被逮捕，诚恐国内外人士疑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以滋纠纷？

基此二种理由，学生等特陈请贵厅，将陈独秀早予保释，实为德使。

集锦二：五四运动论述 

毅（罗家伦）《五四运动的精神》

（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一个个缩头缩颈。比起俄国朝鲜的学生来，真是惭愧死人啦！惟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愤死的也有，因卖国贼未尽除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第二，这次运动，是社会制裁的精神……第三，这次运动，是民众自决的精神……

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

（1925年）

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纯然是烂漫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敬爱的。许多学生都是不愿意牺牲求学的时间的；只因为临时发生的问题太大了，刺激太强烈了，爱国的感情一时迸发，所以什么都顾不得了：功课也不顾了，秩序也不顾了，辛苦也不顾了。

俞平伯《回顾与前瞻》

（1949年5月4日《人民日报》）

“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艰苦卓绝地给做成了……但我信“五四”的根本精神以至口号标语等原都很正确的，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

冰心《回忆五四》

（1959年《人民文学》第5期）

在五四运动时期，我还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受着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受着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们象李大钊同志等人的领导。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和所受美帝国主义奴化的教育，以及我自己的软弱的本质，都使五四对我的影响，仅仅限于文学方面--以新的文学形式来代替旧的形式这一点。五四过后，我更是“闭关自守”，从简单幼稚的回忆中去找我的创作的源泉，我的脱离群众的生活，使我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作了一个空头的文学家。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987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以启蒙为目标以批判旧传统为特色的新文化运动，在适当条件下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便极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声势。五四运动正是这样。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终。启蒙的主题、科学民主的主题又一次与救亡、爱国的主题相碰撞、纠缠、同步。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

（1999年4月30日《开放时代》）

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象；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象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李怀宇《百岁老人周有光亲历“五四”》

（2009年5月4日《时代周报》）

重温那个时代的风气，周有光反思：“‘五四’运动影响相当普遍，小地方都有活动。“五四”的确是个广泛的思想活跃的时期。我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一个高潮。‘五四’提出的口号‘民主’、‘科学’完全正确，解放后要抨击‘五四’，这是错误的。仔细研究，‘五四’时的文章没有整个否定传统，对儒学也没有完全否定。有人考证，‘打倒孔家店’不是‘五四’时提出来的，是后来提出的。”

本文原载于5月4日《新京报书评周刊》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特刊“觉醒的时代”，阅读更多内容：

重访“五四”现场

“五四”思想论战：弥漫在纸上的火药味

历史多棱镜下的“五四”

整理 杨司奇 徐学勤

编辑 安也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