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毁灭与重塑：20世纪的欧洲》第二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20世纪初的外交》

威斯康星·密尔沃基大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知识史学家罗兰·N.斯特龙伯格经典力作。现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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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1909年，英国这十年里的行动显然是偏向支持法俄联合的。英国的态度标志着一个相当大的变化，因为在1900年英国显然把俄国视为第一号敌人，把法国视为第二号敌人，而英国对同盟国的好感使其与奥匈帝国有着相当深厚的友好传统。

虽然1900年德国海军法规定了加速建造战舰的计划，但英国与德国并没有真正为此发生争执。（德国海军扩张产生的反英影响，似乎直到1902年年底才在英国内阁中显现出来。）1895年出版的一本书引发了轰动，因为书中预言英德这两个工业大国之间将要爆发一场战争，但这是一场为赚钱创作的不负责任的闹剧。具有德国血统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Ⅱ）的外祖母，她一直是著名的亲德反俄派。1899年，英国著名政治家、当时的政府领导人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宣布“最自然的联盟是我们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联盟”。1900—1901年，英国几乎已经与德国缔结了正式的条约。然而，双方的谈判最终却失败了，原因在于双方有些不信任彼此。后来，有人指责这位反复无常、变幻莫测的皇帝威廉二世，认为德国太过欲擒故纵，玩得过火了。

英国对俄国的敌意导致1902年英国与日本签订了一项条约，这是英国长期拒绝结盟的第一次突破。由于俄国沙皇对印度的图谋，加之对专制政府的普遍憎恶，英国舆论长期以来一直把俄国视为主要敌人，而与日本结成同盟显然是以俄国为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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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更进一步的外交革命一触即发。如果一直追溯到百年战争，那么法国和英国自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时期就互为夙敌，并在1778—1815年又为霸权而战，但19世纪时它们却成了朋友。在19世纪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法英两国站在同一阵线作战共同反对俄国，震惊了全世界。但是，这种共同的敌对情绪的爆发并没有持续多久，英国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爆发期间又恢复了与法国的激烈的殖民竞争。法国人相信英国人要把他们赶出埃及，于是在1882年从苏伊士运河的建造者手中夺走了对运河的控制权。1898年夏天，基奇纳（Kitchener）率领的英国军队和马尔尚（Marchand）率领的法国军队几乎在同一时间到达了上尼罗河的法绍达村，并举起了敌对的旗帜。这次法绍达冲突是争夺非洲领土的一个大高潮，导致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几乎整个非洲大陆都被英国和法国吞并。但是，战争也因此被避免了。

外交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在一场严重危机被克服之后，缓和的势头继续推动着昔日的主角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反之亦然，如果错过达成一致的机会，可能就会埋下隐患，导致双方的关系破裂。在1900—1905年，英国、法国与德国关系的变化似乎就是这样具有戏剧性：威斯敏斯特宫和威廉大街之间的不信任增加了，而威斯敏斯特宫和奥赛码头之间的不信任减少了。引发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是法国外交大臣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他的目标非常坚定，那就是让法国与英国和解，以对抗德国。德尔卡塞一直推崇和追求“复仇”政策，为愤愤不平的法国爱国者所珍视，因为他们发誓永远不会忘记德国在1871年吞并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

在英国方面，新即位的国王爱德华七世是亲法派。1903年，爱德华七世邀请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来英国访问，采取了最早的和解举措。爱德华的受欢迎程度导致了英国公众情绪的转变，一股狂热的亲法（Francophilia）浪潮席卷了英国，而在这之前英国人通常是厌恶法国人的。至于法国人，虽然他们一开始嘲笑爱德华，但爱德华很快就俘获了法国民心——这位英国君主生性活泼，喜欢去法国的比亚里茨海滩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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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逢此时，摩洛哥的问题出现了。推行反德外交的一种方法便是拉扯意大利与三方联盟国之间的松散关系，而法国的德尔卡塞也不会忽视这一点。意大利和法国分道扬镳，因为意大利看到法国垄断了北非殖民地的收购。恺撒大帝的后裔在埃塞俄比亚遭受了羞辱，这是非洲人民在这个时代钉在欧洲人身上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失败之一；他们（意大利人）目睹了法国人占领突尼斯，而突尼斯就位于意大利对面。但是，法国和意大利之间在1900年签订了一项条约，承诺将的黎波里归属意大利。作为回报，意大利承认摩洛哥王国属于法国的势力范围。这自然导致了西班牙和英国的讨论，它们对摩洛哥的兴趣集中在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的控制上。

如果英国和西班牙的利益得到保护，贸易自由不再被干涉，英国则承认摩洛哥是法国的势力范围。作为回报，法国同意不干涉英国作为埃及保护国的行动，这是自1882年以来法国的一个痛点。1903—1904年，这几个国家就这些要点和一些次要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最终于1904年4月8日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是外交历史上的重要日子，与1894年的法俄同盟条约一样关键。这项协议虽不是联盟，但是它解决了法国和英国之间悬而未决的分歧，并迎来了两国开创友谊新时代的热情。

今天，我们可能倾向于这种观点，摩洛哥与埃及的交换实际上是以典当的形式交换非欧洲人民，是帝国主义外交上的最坏传统。然而，当时的人们却并不这样认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较为先进的欧洲国家应带领落后的非洲国家走上进步之路，这必然是不可避免的。1903年，甚至连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让·饶勒斯都承认法国在北非负有文明使命，因此很少有法国人对此提出怀疑。后来，法国与德国发生争执，也是以摩洛哥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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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英国之间结成“友好协约”，对德国外交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挫折。德国此时已经很疲惫，二等强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参与其中，但德国没有参与。德国不是地中海强国，对摩洛哥没有特殊兴趣。时任德意志帝国总理的伯恩哈德·冯·布洛（Bernhard von Bülow）后来这样写道，英国和法国“用傲慢自大的方式处理了一个伟大而又重要的殖民利益领域，甚至没有考虑到德意志帝国”。

就在这时，俄日战争爆发了。威廉二世倾向于支持“黄祸论”（yellow peril），因此向俄国人伸出了援手。此时，有一个奇怪的事件发生了，俄国战舰在经过英国的多格尔海岸时，在黑夜中将当地的英国渔船误认作日本鱼雷快艇，于是开火攻击。后来，这件事情在英国引起了反俄的轩然大波。在日军侵袭了远东的俄国舰队之后，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被派往远东，他们不得不沿着难以置信的漫长路线绕非洲而行。历经长达八个月的旅途之后，舰队终于赶到远东，却被日军迅速歼灭。在此期间，德国一直向俄国舰队沿途运送煤炭等补给品。不久，在法国的调解下，英俄之间的多格尔海岸事件得以平息。同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则写信给他的表弟尼古拉二世（俄国沙皇），提议俄国和德国联合起来反对英国。

随着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事态不断恶化，加之国内爆发革命，同盟军的力量被严重削弱，而德国迫切想利用这次机会。摩洛哥看起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案例，德国人选择公开挑战法国在摩洛哥的活动，并拒绝接受这些活动对德国具有约束力，以此作为自己的立场。1905年3月31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以戏剧性的姿态访问摩洛哥城市丹吉尔，宣称要以摩洛哥的保卫者角色维护其独立，以此抗衡法国。

德尔卡塞面对一个没有盟友的愤怒的德国，发现自己真的玩过火了。信奉现实主义的克莱蒙梭指责这位外交大臣将法国卷入危险之中，而理想主义者让·饶勒斯则抨击德尔卡塞偏袒保守的俄国，并且不相信法德和解。即使是极右翼分子也不相信“背信弃义的英国”，因此德尔卡塞不再得到民众支持。6月6日，法国内阁会议发生激烈争论，德尔卡塞被迫辞职。德国要求召开国际会议讨论摩洛哥问题，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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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胜利的这一时刻，恰逢俄国遭遇不幸。德国没有趁机威胁俄国，而是试图哄骗。威廉二世前往芬兰海岸的比约克港会晤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两位皇帝私下签订了一份优先于《法俄军事协定》的德俄同盟密约，威廉二世将之称为“世界历史上的转折点”。但是，这位头脑简单的俄国君王完全是自己行动，没有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试图说服尼古拉二世撤回与法俄联盟不一致的条约（借口是外交大臣当时不在场），而且布洛还威胁说他将因沙皇与德国皇帝进行个人外交而辞职。就这样，这次君主峰会的试验失败了。

此外，1906年在西班牙南部阿尔赫西拉斯举行的摩洛哥会议也让德国大失所望。受邀参加会议的国家包括美国、意大利以及法国、英国、俄国和奥匈帝国，只有后者（奥匈帝国）是德国的忠实支持者。英国和法国倾向于拉近彼此的距离，英国的新自由政府并没有像德国所希望的那样比前任政府更亲德。在把摩洛哥的警察控制权交给法国和西班牙的关键问题上，只有奥匈帝国和摩洛哥与德国一起投了反对票。由于法国和西班牙靠近摩洛哥，法国长期控制着许多法国人居住的邻国阿尔及利亚，因此法国得到了更多支持。当时，据说摩洛哥处于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因此认为摩洛哥的警察控制权最好由一个国家行使，而不是交由几个国家共同行使。

布洛晕倒在国会大厦的地板上，不得不休息一段时间。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在外交上失败了。德国成功地以战争恐慌惊动了整个世界，但除了巩固了另一方的势力，同时使德国几乎在世界上受到孤立，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逼迫德尔卡塞下台或许算是德国赢得的一个小小胜利，但英国和俄国并没有从与法国的关系中被离间，反而英国比以前更亲近法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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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和英国看来，德国人争夺世界海洋霸权也许是错误的做法。英国已经对德国建立强大的舰队感到震惊，一旦德国控制摩洛哥，德国将拥有大西洋上的港口，从而摆脱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受到的限制。法国右翼分子夏尔·莫拉斯（Charles Maurras）写了一本广为流传的《基尔与丹吉尔》（Kiel and Tangiers），该书将摩洛哥的争夺与基尔海军基地的运河拓宽结合起来。从1905年开始，法国的大多数人和英国的一些人就坚信，德国皇帝和他的大臣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征服世界的计划。虽然这百分之九十无疑是由他们幻想出来的，但也表明了德国外交政策的笨拙，德国通过威胁施压的游戏适得其反了。

1908年，欧洲的主要问题转移到了东南部（巴尔干半岛），而1914年的战争正是从这个地区开始的。这里，暂且先不考虑巴尔干半岛这个火药桶，让我们继续探讨法、英、德三国的关系。在后两者之间，海军问题，也就是舰队问题，变得越来越烦人。新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他并不反对改善与德国的关系。不幸的是，在这个时候（1906年），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超级战舰——“无畏号”（Dreadnought），这种更大更强的战舰采用蒸汽轮机驱动，使以前所有的战舰都过时了。作战机器的变化往往对德国有利，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大型英国舰队已经过时；英国先前的优势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大大减弱。这一局面引发了一场海上军备竞赛，德国人很快掌握了起源于英国的技术。

德国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想要赶在英国成为海洋霸主之前抢占先机，而这无可厚非。就英国人而言，他们视海上霸权为自己生命的血液，整个国家本能地对这种霸权的任何威胁做出反应。毫无疑问，这场海军竞赛的高昂成本刺激了英国对德国的负面反应，甚至一些人提出要与德国皇帝决战的想法。1909年，在德国加速生产“无畏号”战舰的刺激下，英国人反复高呼“我们想要八艘‘无畏号’，我们不想等了”。英国首相阿斯奎斯承诺，德国人每建造一艘战舰，英国就会建造两艘。事实证明，英国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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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洛由于国内战争于1909年辞去德意志帝国总理一职时，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接任了他的职务并留任至1917年，而且比他的前任获得了更多的信任。为找到一个海上和平方案，英国和德国双方都做出了真诚的努力。尽管英国外交部的专家倾向于不信任德国，但自身利益决定了高昂的海军竞赛的局限性。在德国方面，即使是被称作大型海军计划化身的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上将也准备签署一项协议，尽管他是德国皇帝的朋友并对德国政策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德国人认为，1910年5月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逝世为德国消除了一个强大的敌人，但英国的政策显然并不取决于国王的意志。

尽管偶尔存有希望，但事实证明英国和德国达成一致是不可能的。英国始终保持其海军优势，与德国舰队的比例为2∶1。德国人愿意接受这一点，以换取英国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包括放弃与法国的协约，以及在涉及德国的战争中保证英国的中立。但是，英国表示不会在这方面做出让步，双方漫长的谈判没有找到任何中间立场。德国人认为英国在允许其保持海军优势方面欠他们一个让步，但是英国认为这种优势是不可谈判的，并且只希望在船只数量上达成协议以降低成本。德国人认为，英国比德国更容易受到这样一场竞赛的财政压力。在柏林，德国皇帝和海军上将蒂尔皮茨不愿廉价出售他们对海洋女王——日耳曼尼亚的深情梦想。

对这一导致1914年和平崩溃的重要失败进行评价时，必须考虑到两个因素。首先，英国人坚持海军至上，拒绝将其视为可谈判的条件，而这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海军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防御。英国作为一个岛国，不像大陆国家那样拥有一支由应征士兵组成的大型常备军队，英国的海军就是其军队，不仅要保卫本土，还要保卫遥远的海外帝国。整个英国历史都是建立在海权基础上的，并依靠进口粮食和原材料维持生计，但海军对德国的国防和经济都不是那么重要。丘吉尔曾对德国人说过：“海军对你们来说是一种奢侈品，而对我们来说是必需品。”

其次，要求英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保持中立——这可能是一场法德战争，这个要求对一个依赖于大陆力量平衡的国家来说太过分。一方面，英国能袖手旁观看着法国战败吗？英国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立吗？另一方面，德国人有正当的利益诉求试图瓦解或化解在他们看来是危险和敌对的联盟，而海权似乎是对阵英格兰的王牌，丢了它就毫无意义了。因此，很难责怪任何一方，尽管历史上的党派人士把傲慢和虚荣都归咎于此。不过，一些德国最优秀的政治家认为，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疏远英国是一个严重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