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 经济史学家白洛克（ PaulBairoch）的说法，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一直是“现代保护主义的家园和堡垒”。事实上，美国1945年以前从未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美国采用极为倾向保护主义的外贸政策，是从亚历山大 · 汉密尔顿开始的，后者在1789至1795年期间，担任美国首任财政部长，并且是《制造业报告》的作者，该报告主张实施关税壁垒，以此保护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美国工业能够发展，同时还可部分用于对行业的补贴。需要指出的是，从建国之日起，美国就是自由贸易的最大反对者，并且这一政策贯穿了整个19世纪：在这段时间里，美国关税极高，到1830年达到最高水平50%，此后南北战争中，主张保护主义的北方战胜了主张自由贸易的南方，更加强化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之下，在1860-1880这段时间里，自由贸易在欧洲得到了较好的实现。

汉密尔顿解释说，尽管限制外国商品竞争的法规，最初会引发国内商品的价格上涨，但只要美国国内制造的商品达到完美质量的状态，国内制造的价格总是会变得更为便宜。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于1789年签署的关税法案，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二部法律。该法律规定，增加美国国内制造的产品（特别是战争物资）被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问题。华盛顿和汉密尔顿都相信，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前提。

在 19世纪，参议员亨利克莱等政治家以“美国体系”的名义在辉格党（美国早期政党）内继续推行汉密尔顿的政策。而在曾任职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自称“支持辉格党关税政策的亨利克莱”）领导共和党期间，该党尚处于（政治上的）萌芽状态，但也对自由贸易政策持强烈反对态度，且在南北战争期间，主导通过了44%的关税税率法案，这么高的税率是为了支付铁路补贴，战争开支，并保护特定的行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埃克斯表示，从1871年到191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长4.3%，但同期该国平均进口关税从来没有低于38%，图2可以看出，这一数字两倍于崇尚自由贸易的英国，也远高于20世纪美国关税的平均水平。

图2. 1830-2010美国、英国、法国三国关税税率对比

1896年，美国共和党纲领承诺“我们重申并强调以下原则：我们将不遗余力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并以此作为美国工业独立的保障，以及美国发展与繁荣的基础，美国的这项政策对外国产品征税，并鼓励国内行业，这增加了外国商品的税负、为美国制造商确保了国内市场份额、并确保美国工人的工资标准。”

图3. 1821-2016年美国平均关税税率

图4. 1895-2015美国商品贸易账平衡表

表1. 1952-2007若干国家平均关税税率

表2. 若干欧洲国家转变贸易政策前后的经济、出口增速变化

表3. 1820-1950若干国家制造业产品平均关税税率

表4. 1875年和1913年不同国家平均关税税率

美国关税史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萌芽时期（殖民地时期至1789年）

在1775年以前，美国还处于殖民时代时，几乎每块殖民地区通常都会征收自己的关税，但英国产品的税率通常较低，具体的税种包括：船运税（按吨位计算），奴隶进口税，烟草出口税和酒精饮料进口税。英国政府坚持重商主义政策，因而只有英国的船只可以在殖民地进行贸易。不过，美国本土也有一些人不顾这一规定，从事贸易活动。

从1775年到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由于英国封锁，美国的外贸处于空白状态。到了1783年 - 1789年间，美国各州经常制定自己的贸易规则，对邻州施加关税或限制。而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禁止各州之间的关税或贸易限制，同时禁止各州征收出口税。

立国早期（1789年-1828年）

美国宪法的制定者赋予联邦政府收税的权力，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国会有权确定和征收税收，并以此偿还债务，以及为美国的国防和福利承担开支；同时，国会有权规制美国和外国，美国各州之间，以及美国和印第安部落之间的贸易。根据美国宪法，各州间的关税被禁止，同时所有美国国内的商品在各州间的流动运输均免税。

由于美国政府有着增加收入迫切需求，同时和英国的贸易不平衡正在迅速摧毁美国的幼稚工业，并摧毁了美元的信用，有鉴于此，1789年由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并由乔治华盛顿总统签署的汉密尔顿税则，授权对进口货物收取关税。直到1860年之前，美国关税收入占到联邦政府全部收入的80-95%。当时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而这场战争发起的部分原因是关于税收（当然这只是原因之一），美国国会希望得到相对可靠，不过于明显，且容易获得的收入来源，并它还试图保护美国在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新生工业——当时它受到廉价进口商品的威胁，尤其是来自英国的商品。

关税和消费税由美国宪法授权，并由美国第一任财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于1789年制定税收规则。按照规则，外国商品进口需要征税；对威士忌等商品征收的税率很低；税收使得联邦政府有足够的收入用于维持开支，足额兑付联邦债务，以及各州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所欠债务；享受低消费税的商品类别限于少数，包括威士忌、朗姆酒、烟草、鼻烟和精炼糖等。其中，对威士忌征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并于1794年引发了西部地区农民的“威士忌抗议”（后被身为最高军事领袖的总统华盛顿平息）。鉴于威士忌税征收得如此至少，对总税收无关紧要，1802年杰弗逊总统废除了该税。

按照法律，所有的关税应税商品都需列明；不同的商品税率不同，一些商品则享受免税待遇。实际上，国会花费了很多时间制作商品进口税率表。

由于关税提供了联邦政府所需的基础开支，因而贸易的禁令，以及敌对国的封锁将可能造成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在1807-1815美英两国的经济战中，就发生过这一幕：1807年美国进口量下降了一半以上，一些商品价格高涨，且更为稀缺；有鉴于此，1807年国会通过了《禁运法》，以及1809年通过了《互不往来法案》，以报复英国和法国此前的禁运；但不幸的是，这些做法却使得进口进一步减少；1812年的战争期间，由于英国海军的封锁，美国遭受了一系列类似的后果：在废除了国家银行——美国第一银行后，财政危机反而加剧，而战争结束后，该行得到了重建。

美国进口商品缺乏的程度日益严重，这使得美国东北部几个州工业发展获得强大动力。其中纺织和机械行业增长尤其迅猛。在战争期间，许多新兴产业建立，并获利丰厚；不过敌对状态停止并恢复正常进口后，国内约有一半的企业倒闭；因而美国的工业界不得不提升技能组合，更新知识，并改善组织结构。

1789年的《关税法案》为新生的美国获得了最初的国家收入来源。而1789年通过的美国宪法规定，只允许联邦政府统一征收关税。并且只有联邦政府才可以设定关税税率，所至此旧的单独税率制度就消失了。

按照新法律，所有进口产品需要缴纳5%至15%的税率，由此产生的收入主要用来支付联邦政府的年度开支，并用来偿还美国的国家债务，以及各州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积累的债务，也促进了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并减少美国对外国的依赖性，尤其考虑到国防需要。汉密尔顿认为，所有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债务都应该全额支付，以建立和保持美国的财政信用。除了利用关税创造收入之外，汉密尔顿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还提出了一项意义深远的计划：那就是，将保护性关税作为实现快速工业化的杠杆。18世纪后期，工业时代刚刚开始，但早期工业革命的核心——纺织工业，在美国几乎是空白。刚刚在北美独立战争中落败的英国政府试图通过禁止出口纺织机器，机器模型，以及禁止熟悉这些机器的人移民到美国，来维持他们对廉价和高效纺织品制造的近乎垄断地位。美国早期的服装几乎全部由非常耗时且昂贵的工艺手工制造，正如几个世纪以前一样。相比之下，由于采用新的制造技术，英国的纺织品通常比其便宜30倍以上，并且易于使用，生产效率更高，同时产品也更多。汉密尔顿认为，进口关税较高，不仅会提高美国收入，还会保护并帮助补贴美国制造业早期的努力，以此建立可与英国产品竞争的生产设施。

1789年，塞缪尔斯莱特从英国移民到美国（正如前文所说，因为他熟悉纺织品制造业，所以这样的移民是非法的）寻找机会，他听说有人此前在罗德岛波塔基特建造棉纺厂失败的尝试。于是他联系建厂的业主，并承诺尝试成功建立这些工厂：如果他成功话，工厂会与他建立全面的合作关系。在这些早期的尝试宣告失败后，他从1790年1月到1790年12月，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运营的纺织品生产工厂，使得工业革命成功在美国实现。最初，他们的纺织品成本略高于英国纺织品的成本，因而关税在这些初创行业早期时，起到了保护作用。

直到1812年战争之后，汉密尔顿最初所倡导的高关税保护主义才得到实施；当时的民族主义者如亨利克莱和约翰C.卡劳侯斯科等认为，美国需要更多的联邦收入以及更多的工业。他们还宣称，拥有国内工业是避免战时短缺的必要条件。同样，美国东北部涌现出来的大量生产靴子，帽子，钉子和其他普通物品的小型新工厂的所有者希望关税更高，从而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度保护自身，免受效率更高的英国生产商的冲击。同时，为了支持美国的商业海运，装载于美国商船的进口货物可享受10%的关税优惠。

一旦工业化和大规模生产开始，关税上涨和更高的需求就来自制造商和工厂工人。他们认为，应该保护他们的企业，使其免受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工厂的影响——后者通常工资较低，且生产效率较高。几乎每个北方议员都渴望征收更高的关税税率，以此保护本地工业。例如，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原来是一家波士顿进口商（渴望低关税）的代言人，但到了1824年，他的立场便戏剧性地改变了：转而主张高关税以维护制造业的利益，其中布匹和块状钢铁的税率应该特别高，而英国在这两个行业上成本较低。到了1828年，关税税率达到了极高点，进口关税平均超过25%，被自由贸易商讥为“可憎的关税”。不过，南加州民主党人和南卡罗莱纳州的种植园老板强烈反对提高关税，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制造业，如果进口的产品关税提高，他们将不得不支付更多的进口费用。他们声称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不公平的伤害。因而试图“废除”联邦关税，并声称要脱离联邦（“拒行联邦法规危机”）。不过当时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让人们知道，他会利用美国军队捍卫法律，并且没有任何州支持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的要求，从而妥协结束了这场危机，在解决方案中，包括在十年内将平均关税税率降低至15%至20%。

1828年-1859年

由于各方诉求不同，关税很快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因为共和党（1832-1852年期间称辉格党，1854年以后称共和党）希望通过投票，实行更高关税以保护民族工业，而南方的民主党则希望实行有利于自身的低关税政策——南方工业很少，商品以进口为主。鉴于美国的公共债务于1834年已清偿完毕，在来自南方民主党的强势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敦促下，在1835年左右美国大约一半的关税被削减，并废除了几乎所有的联邦消费税。

按照亨利克莱和他的辉格党设想，快速现代化需要以工厂的高生产力为前提，因而要求高关税。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初创工厂——或者说美国还处在幼年期的工业，起初效率低于欧洲（英国）生产商，此外，美国工厂工人的工资高于欧洲竞争对手。而且，这些论据在工业区证明非常有说服力。 1828年和1832年通过的关税法案支持了克莱的立场。但拒行联邦法危机则使得辉格党放弃了部分立场。当辉格党在1840年和1842年选举中胜利，并取得国会控制权时，其在1842年的法案中重新提高了关税。在审视这些争论时，摩尔发现，关税之争的各方并非内战的先驱。相反，他们是在回顾历史，并且回到了外贸政策是否应该接受自由贸易或保护主义的古老争论上来。

沃克关税

事情总是一波三折：1845年，民主党人詹姆斯K.波尔克当选为总统。波尔克通过联合全国的农村和农业部门，在1846年成功地通过了 沃克关税 法案，以此降低关税。他们寻求的是一种“仅用于增加政府收入”的关税等级，这种关税能够支付政府的成本，但不会以牺牲某经济部门的利益为代价去让另一个部门得益。沃克关税实际上增加了与英国等国的贸易，并为联邦财政带来了更多的收入，而非通过更高的税率增加收入。沃克关税的平均税率约为25%。虽然宾夕法尼亚州和邻近州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感到愤怒，但内战之前，南方确实成功实现了设定低关税的目标。

1857年的低关税

沃克关税此后一直实施，但到了1857年，当时的一个无党派联盟再次降低关税至18%。以此回应英国废除其本国保护主义性质的玉米法案。

由南方民主党主导国会期间，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在1830年代，1840年代和1850年代连续多次修改并通过了关税法案，并且保持连续降低税率，从而使得1857年的关税税率下降到大约15%，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贸易，同时也有效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收入：从1840到1856年，联邦政府收入从2000多万美元（相当于2016年的5亿美元）增加到8000万多美元（2016年的17亿美元。对此南方几乎毫无怨言，但低税率激怒了许多北方工业家和工厂工人：特别是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些人要求保护他们不断发展的铁工业。共和党在1854年取代辉格党后，继续赞成高关税刺激工业增长，并将此作为1860年共和党纲领的一部分。

到了1861年初，部分南方州宣布脱离联邦，这些州参议员离开国会，共和党重新控制国会时通过的《莫里尔税法》，则显著提高了关税税率。该法案签署于1861年3月初，当时在位的是民主党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之后不久，亚伯拉罕林肯就登上了总统宝座。宾夕法尼亚州的铁厂和新英格兰的毛纺厂动员商人和工人要求高关税，但共和党商人希望低关税。高关税倡导者在1857年失败了，但通过将1857年的经济衰退归咎于较低的税率，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诉求。在这当中，费城的经济学家Henry Charles Carey）是高关税最直言不讳的鼓吹者，同时鼓吹的还有Horace Greeley和他主办的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论坛报》。实际上，在一个月前的1861年2月，来自南方的代表离开国会后，关税税率已经有所上升——当时南北双方已经处于战争前夜。

近几十年来，一些历史学家已经将研究关税问题的重要性降到了最低限度，并认为，在1860-61年间，美国几乎没有人认为关税对自己至关重要。在此期间，虽然各方为挽救联盟做了一系列的妥协，但这些妥协并未涉及关税问题。可以说，对于1861年3月颁布的关税法案而言，其在被代表团签署之前，所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表明，1861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支持北方工业发展，并且反对南方农业集团。档案显示，一些主张分离的人士确实提到了关税问题，但和保存有影响力的奴隶制度而言，关税提及得并不那么频繁。然而，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更重视关税问题。

1860年—1912年

南北战争

在战争期间，政府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开支，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提高关税率，同时还开征了许多其他税收，如奢侈品消费税和富人所得税。不过大部分战时政府收入来自债券和贷款（26亿美元），而非税收（3.57亿美元）或关税（3.05亿美元）。

在1861年4月12日南北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星期，莫里尔税法就开始生效，但没有在南方征收。在美国南部邦联（CSA，指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各州组成的联盟），大部分项目征收15%的关税，其中包括许多以前免税的项目。以前各州之间的关税是被禁止的。虽然CSA相信，关税可以为政府带来收入。但由于北方海军封锁了港口，且北方军队限制南方与北方各州的贸易，CSA从未取得预期的关税收入，CSA从内战开始到结束仅收取到350万美元的关税收入，不得不借助于通货膨胀和征用，以取代关税作为财源。

重建的时代

历史学家霍华德·比尔（Howard K. Beale）认为“内战期间需要高关税”，但在战后依然保留关税，是为了维护北方工业资本家的利益，防止这些人将失去市场和利润；为了保持对国会的政治控制，北方工业资本家通过在共和党内运作，以及支持重建政策，使得支持低关税的南方白人远离权力。由博尔德（Charles A. Beard）撰写的《美国的崛起》论文通过有影响力的调查，广泛传播了这一观点。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历史学家认为，北方商人在关税问题上意见不一，并没有 按照重建政策 所说的那样对关税采取支持态度。

政治保护

钢铁工业和羊毛工业形成了组织严密的利益集团，并通过支持共和党，要求并获得高关税的好处，美国产业工人的工资远远高于欧洲同行，他们将这一收入归功于关税，和被他们投票的共和党人。

相比之下，民主党在关税问题上存在分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宾夕法尼亚的亲关税一方想要保护日益增长的钢铁工业，并且高关税也可以维护附近几个州的利益。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末，民主党的克利夫兰总统将低关税作为该党政策的核心。他的观点是，高关税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必要的和不公平的征税。美国南方和西方普遍支持低关税，但工业化的东北部地区高关税：共和党总统威廉麦金利是高关税的杰出代言人，并承诺为所有团体带来繁荣。

内战结束后，共和党继续执政，南部民主党被限制执政，高关税依然存在。倡导高关税者坚持认为，关税给整个国家带来繁荣，没有人真正因此受害。随着工业化在整个东北地区快速发展，一些民主党人(特别是宾夕法尼亚人)也成为高关税倡导者。

农民和羊毛

共和党的高关税倡导者向农民宣称，关税保证了工厂高薪，这使得工人能够为食品支付高价。这是“国内市场”的想法，并赢得了东北大部分农民的青睐，但与美国南部和西部农民没有多大关系——后者大部分出口产品是棉花，烟草和小麦。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羊毛制造商（位于波士顿和费城附近）组建了第一个国家游说团体，并在几个州与种植羊毛的农民达成了交易。该团体面临的挑战是，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羊毛生产商销售的羊毛质量比美国羊毛精良，而英国制造商的成本却低于美国工厂。结果是，高额羊毛关税税率帮助了美国本土农民。其中美国制造商需要支付关税，同时羊毛成品和精纺产品也需要征收高额关税。

美国工业产出

除了羊毛和羊毛成品之外，美国的工业和农业，以及工业工人在19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生产者，在全球工业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且没有受到廉价进口的威胁。没有其他国家具有在广阔的美国市场上和美国本土产品竞争的能力，这是因为，后者具有高的工业产能，大市场，高效率和低成本，以及层次分明的分销系统。最终，美国人令英国人目瞪口呆，因为美国的廉价产品淹没了他们的家乡。正如伦敦每日邮报1900年报道的那样：

我们输给了美国制造商的电机，机车，钢轨，制糖和农业机械，以及后来的固定式发动机，这些都曾经是英国工程行业的骄傲和支柱。

不过，一些美国制造商和工会里的工人要求维持高关税。关税代表了各派复杂的势力平衡。例如，铁路需要消耗大量的钢铁。关税使得钢价提高，使得铁路部门需要花费更多的钱，进而使得美国钢铁行业有能力巨额投资扩大产能，并转而使用 更先进的贝塞麦 工艺，进而使用平炉生产钢铁。从1867年到1900年，美国钢铁产量从2.2万吨增加到1140多万吨，增长了500倍，首批由美国生产的，可以支撑18年高交通负荷的贝塞麦钢轨取代了只能在轻交通负荷下使用两年的传统钢轨。陶西格表示，1881年，英国产钢铁价格为31美元/吨，如果美国人进口它们，他们将支付28美元/吨的关税，因而英国钢轨最终价格为59美元/吨，相比之下，美国钢铁的价格为61美元/吨，因此，美国钢铁获得了巨额利润，然后再投入到增加产能和效率，提高钢材质量中。到1897年，美国的钢铁价格已经下降到每吨19.60美元，而英国的价格为21.00美元（不包括7.84美元的关税），表明关税已经达到了通过时间赋予行业竞争力的目的。此后，美国成为钢铁出口国，其钢铁出口到英国的价格比英国钢铁还要低。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成为同盟国最大的钢铁供应国：从1915年到1918年，美国最大的钢铁公司美国钢铁钢铁公司每年交付的钢材高达9970万吨，比德国和奥匈帝国两国的总量还多。由于在一系列复杂的关税谈判背后，共和党是实际的控制人，因此在每个国会选区，对共和党满意的“赢家”总是比不满的“输家”更多。实际上1880年以后，关税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遗留问题，而不再有任何经济上的作用。

克利夫兰的关税政策

1887年，来自民主党的时任总统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重新定义了关税，按照他对关税的惊人攻击，关税本质上与真正的共和主义背道而驰，并且带来效率低下和腐败：“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制度的思想需要保证，每个公民都能充分享受美国工业和企业的成果的话，那么很明显，超过最低税率的税收不可避免会沦为敲诈勒索，并且构成对美国公平和正义的有罪背叛。”1888年的选举主要是针对关税问题，在那次选举中，克利夫兰落败。

共和党候选人 威廉 · 麦金 莱（ WilliamMcKinley ）认为：“自由贸易将我们的金钱，制造和市场拱手相送与其他国家，使得我们的劳动力，我们的商人和我们的农民受到了伤害。我们要保护金钱，市场和制造商，让它们留在国内，使我们自己的人民受惠。”

到了1890年，民主党积极地反对麦金莱所支持的高关税，且支持率并在当年取得大幅增长，到了1892年，克利夫兰再度当选为美国总统。1893年发生的严重经济萧条使民主党内部分化。克利夫兰和亲商的波旁民主党人坚持要大幅降低关税，不过他们面临的困境在于，民主党选举的获胜，使得来自工业区的民主党议员进入国会，而后者愿意提高利率以使选民受益。而1894年的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虽然确实将整体税率从50%降到了42%，但包含了对保护主义者的一系列让步，因而克利夫兰拒绝签署（但这不影响它成为法律）。

麦金莱的关税政策

在 1896年的选战中，共和党的麦金莱大力宣扬“高关税是解决经济危机的良好方案”。并承诺对所有经济部门带来保障和繁荣，因而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在之后的1897年，共和党人火速通过丁格利关税法案，将税率提高到50%的水平。对此民主党人回应说，高税率创造了政府赞助的“托拉斯”（垄断），导致消费价格上涨。到了1900年大选，麦金莱以更大的优势获得连任（1901年遇刺身亡），并开始谈论实施互惠贸易协定的“后关税”时代。不过可惜的是，麦金莱的远见超前了时代半个世纪，在当时的条件下，互惠贸易根本无从实施。

而1909年的佩恩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表明共和党内部分化剧烈。1901-1909年期间担任美国总统的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关税问题导致党内分裂，所以推迟了对该问题的任何计议。不过到了同为共和党人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担任总统期间，共和党内微妙的平衡遭到了打破。他在1908年竞选总统期间，提出改革关税的计划，所有人都认为这意味着更低的税率。1909年，降低税率的佩恩法案，先是在众议院得到了通过，然后将其送交参议院审议。当时的参议院里，支持高关税一方的组织领导者是奥德里奇（ Nelson Wilmarth Aldrich ），他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商人，也是关税复杂性问题的专家，而那些来自中西部地区，并且反对高关税的共和党人主要是一些“纯粹的学者”和律师，这些人不相信政府需要“特殊利益”，并认为，关税是以牺牲普通消费者为代价的“纯粹抢劫”。美国的农民认为，其自身优越的道德观应得到特别的保护，与此相对，垄断托拉斯和城市中普遍的存在的不道德行为应受到金融惩罚，而奥尔德里奇助长了这些不道德行为的气焰。但问题在于那些非主流共和党人是否希望降低关税？毕竟，奥尔德里奇关税法案降低了对中西部农产品的保护，同时提高了美国东北地区的关税税率。

到了1913年，由于新的所得税为政府带来了收入，由民主党主导的国会通过了主张降低关税的安德伍德关税法案。1914年一战的爆发，使得关税和战时合同带来的收入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到了战后的1922年，共和党人重新掌权时通过的福特尼麦克库尔特法案将关税税率返回到了较高的水平。下一次税率的提高，则要等到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当时大萧条时期刚刚开始不久。

关税与加拿大

从1855年到1866年底，美加互惠条约增加了两国间的贸易额。这一条约终止后，加拿大转而收取关税。而由麦克唐纳领导的保守党再度上台后，1879年实施了以“国家政策”为名的经济计划（该计划1876年实际上已经开始实施了）。它建立在高关税为基础之上，以保护加拿大的制造业；正是靠着这项竞选纲领，麦克唐纳在1878大选中轻而易举地击败自由党，而后者支持自由贸易。

在加拿大1911年的联邦选举中，出于对美国帝国霸权的担心，该国否决了一项互惠条约，从而使得美加两国恢复自由贸易的努力遭遇挫折。当时的美国总统塔夫脱与加拿大达成了一项互惠协议，该协定具有大幅降低关税的作用。在美国，民主党支持这一计划，但中西部共和党人强烈反对。为此，塔夫脱跑遍全美，为该协议寻求支持，在此过程中，塔夫脱直截了当指出了北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并建议加拿大应该和英国分道扬镳。值此契机，由博尔登（Robert Borden）领导的加拿大的保守党想要重新从支持低关税的自由党手中夺得执政权；一股保守主义的反美浪潮后，保守党赢得了大选。此后加拿大政府拒绝和美国互惠，重申了国家的政策，并首先和英国寻求达成新的金融和贸易协议。

实际上1909年通过的佩恩-奥德里奇关税和以往相比，没有什么变化，造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共和党内的反对派感到受骗和失败，并发誓报复华尔街，及其代理人塔夫脱和奥德里奇。由于共和党失去了各派势力的平衡，1912年底经历了一场致命的分裂。

图5 老罗斯福执政期间，共和党在关税问题上已经分化为两派

1913年，至今

对于当年上台的民主党人美国总统威尔逊而言，大幅降低关税，是其任期内的一个主要优先事项。1913安德伍德关税法案大幅削减关税，但到了后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贸易模式。进而使得美国与别国贸易减少。此外，1913年通过的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允许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从而使关税在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方面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威尔逊政府希望对现行的银行体系进行改革，他在任期间，美国通过的1913《联邦储备法》中称“银行可能是企业的工具，而不是公司和个人企业的目标和动机”。威尔逊与乐观的参议员奥德里奇，以及前总统候选人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合作，完善了中央银行体系的法案，允许国会对纸币的印制进行强力分配，在其任期内，美国还通过了联邦储备法，以及宪法第十六修正案，创造了新的政府财源。

威尔逊卸任后，共和党重新赢得大选，并于1922年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Fordney McCumber）关税法案，恢复了往常的高税率。当1929年大萧条袭来时，国际贸易额急剧萎缩。而此时危机困扰的共和党，于1930年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试图再次提高关税。不过这一次它事与愿违，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纷纷采取关税和双边贸易协议手段进行反击，从而美国的进口和出口都陷入一片混乱。到了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主张新政，采取了基于互惠国贸易基础上的降低关税政策（这个实际做到了），但不幸的是，改革派以此扩大对外贸易的愿望却落空，因此更关注国内解决大萧条的措施；到了1936年，关税问题已经淡出政治，且带来的收入很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通过租借法案（为盟国提供物资）贸易相比，关税和互惠政策调整所带来的收入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关税与大萧条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关税法案并没有使得大萧条显著恶化；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认为， 斯姆特 -霍利法案并没有引起大萧条。经济学家埃尔文（Douglas AIrwin）写道：“大多数经济学家，无论自由派和保守派，都认为该法案在随后的经济萎缩中并未起到重要作用。”

经济学家伯恩斯坦(William Bernstein)也表示“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现在认为，（大萧条期间）全球GDP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巨大损失中，只有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关税战争”。因为贸易只占全球产出的9%，而不足以解释大萧条后GDP下降17%的原因，他认为，造成的损失不可能超过世界GDP的2%，关税对加深大萧条的程度极为有限。”

经济学家特明（ Peter Temin）则认为，关税属于扩张性的政策，正如货币贬值一样，会将需求从国外转移至国内生产者。他指出，1929的出口额只占美国GNP的7%，但其后两年内，该比例下降至1.5%，而关税造成的出口额下降，被随之而来的内需增长所抵消。由此可见，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实际上关税对经济衰退带来的贡献有限。

诺贝尔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阿莱（Maurice Allais）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关税有助于减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这种竞争通常是不加监管的，以及经济崩溃之前，过于宽松的信贷，而后者造成了金融和银行部门危机；更高的贸易壁垒可以成为保护国内需求免受通缩和外部干扰的手段；（大萧条期间）主要工业化国家国内生产下降幅度大于国际贸易的下降幅度；如果对外贸易的下降是造成大萧条原因的话，那么实际情况应该相反；由此可见，1929至1933年间的贸易下降是经济萧条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贸易额下降的高峰发生在1930年1月和1932年7月之间，当时大多数保护主义措施尚未实行，只有美国在1930夏季采取了少许措施。而贸易下降的根源，在于国际流动性的大幅萎缩。

贸易自由化

前文提及的1930年通过的，旨在增加关税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在国会历经许多个月的证词和谈判才得以通过。到了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34互惠关税法案》，该法案授权行政部门与其他国家谈判，以取得双边关税减让协议的权力。当时的普遍看法是，贸易自由化有助于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单方面实行自由化。1934至1945年间，美国的行政部门与其他国家谈判了30多个双边贸易自由化协定。“低关税导致国家更加繁荣”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看法，不过也有少数例外。1948至1994年间，美国进行了七次关税调降，使得多边主义得到越来越深的贯彻。在这一轮又一轮调降中，所有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世贸组织前身）成员都聚集在一起，就相互认可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和互惠关税税率进行谈判。到了1994年乌拉圭谈判时，为了确立统一的关税税率，世界贸易组织（WTO）得以正式建立。

目前，美国所有进口货物中，只有30%需要缴纳关税，其余的在免税清单上。美国现在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处于历史低位。经谈判达成的关税清单列在国际贸易委员会公布的统一关税列表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二战之后，美国大力推行于1947年制定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将关税与其他限制降至最低，并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实行贸易自由化。1995年，关贸总协定变身为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共产主义的瓦解，开放市场/低关税做法在1990年代成为世界主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工业与劳动力市场逐渐繁荣起来，但1970年代以后，进入艰难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低成本生产商，使美国首次面对激烈竞争。美国 “工业锈带”地区 的许多企业衰退，甚至倒闭——尤其是钢铁、电视机、鞋、玩具、纺织品和服装的制造企业。日本汽车巨头丰田和日产，威胁美国国内的汽车巨头地位。20世纪70年代末，底特律与汽车工人联合会联合起来，争取贸易保护。不过，他们获得的保护并非高关税支持，而是日本自愿限制汽车进口到美国。

进出口配额是两国之间外交层面的协定，与高关税具有同样的保护作用，但没有招致第三个国家的报复。配额虽然限制进口日本汽车的数量，但无意中帮助日本企业打入了更大、更昂贵的细分市场。日本汽车制造商出口到美国的汽车数量受限，被迫选择增加出口价值来维持收入增长。这一举动威胁着美国汽车生产商在大中型汽车市场的地位。

鸡肉税是1964年，约翰逊总统对德国（当时联邦德国）限制进口美国鸡肉征收的报复性关税。1962年初，在肯尼迪总统执政期间，美国指责欧洲根据西德鸡农的要求，不公平地限制了美国家禽的进口。通过外交手段未能美国解决此问题，于是约翰逊总统于1964年1月上任两个月后，对所有进口的轻型卡车征收25%的税。这直接影响了德国制造的大众车在美国的销量。按照官方的说法，对轻型卡车征税将使联邦德国产的大众卡车向美国的进口额下降，下降幅度正好抵消欧洲限制美国鸡肉进口造成的损失。但据美国政府的录音文件显示，在1964年1月，约翰逊总统正试图说服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鲁特（Walter Reuther），在1964年选举前不要发起罢工，并且支持总统的民权立场。作为回报，鲁特希望约翰逊就大众车对美国出口量增加采取措施。

20世纪80年代至今

里根和老布什执政时期，共和党放弃了保护主义政策，并反对配额限制，支持GATT/WTO框架下对全球贸易实行最小经济壁垒的政策。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自由贸易往来，直接促成了1987年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继而在1994年又上升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该协定是基于里根政府的计划，将市场范围从美国国内公司扩大到包括加拿大与墨西哥在内的三国。

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共和党强有力的支持下，推动国会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该协定遭到工会的强烈反对。同样， 2000年，克林顿与共和党人一起努力，同意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并同意中国加入WTO（即对其他WTO成员承诺的同样低的关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的倡导者提升了人们对自由贸易美好未来的愿景——基于知识技能和管理水平进步而非简单的重复性手工劳动。

他们承诺，对消费者来说，自由贸易意味着更低的价格。但工会对自由贸易的反对也越来越多，他们认为，自由贸易机制对美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更低的工资，更少的工作机会，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与每小时不到1美元的劳动力竞争。随着工会规模和政治影响力的衰减，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国际关税总体下降，但一些关税显得更加根深蒂固。例如，部分关税来自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压力，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农业补贴在几乎没有下降，即使在最近的多哈会谈期间，面临WTO的压力也是如此。

图6. 本世纪初中国加入WTO后，美中两国贸易额急剧增长

走私与美国海岸警卫队

有史以来，高关税必然导致高走私率。美国海岸警卫队缉私船局是由国务卿汉密尔顿于1790年建立，是配有武装力量的海事法务与海关执法处。时至今日，它仍然是美国主要的海事执法队伍。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是一个联邦执法机构，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主要负责管理和促进国际贸易、征收关税（进口关税，或美国国会批准的关税），在美国法规框架内进行执法，管理范围包括贸易、海关，以及移民等事物。他们为大多数过境站和港口提供服务。

当货物运抵边境口岸或口岸时，海关人员检查货物的内容，并按照该产品的税则标准征收。通常情况下，货物只有先行支付海关关税才能继续通行。关税是最容易征收的税种，征收的成本也很小。

关税与美国历史政治家

1896年，共和党的施政纲领承诺“我们将重申并强调，我们将坚持保护政策，它是美国工业独立的堡垒，也是繁荣发展的基础。这项真正的美国政策，对外征收关税、对内鼓励工业。它把税收的担子压在外国商品上，为美国国内制造商保护了美国市场。也为美国工人举起了工资标准的大旗。”

以下是历届美国政治家对关税的看法：

乔治·华盛顿

美国国会签署的第一批法案中就包含关税，其目的就是“鼓励和保护制造商”。

华盛顿总统1790年的国情咨文为他的关税政策找到了正当理由：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一个自由的人不仅应当仅仅是武装起来，还应该纪律严明；这就要求统一的、设计良好的计划；他们的安全与利益，就要求他们应该促进这样的生产厂家，使他们独立于其他必要的，尤其是军事方面的供应。

托马斯·杰弗逊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转变到偏向于支持保护主义的政策时，杰弗逊写道：“政治经济是一门相当复杂的科学，没有任何一个公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与之相对的，也是如此。”

1812战争结束后，杰佛逊的地位开始与华盛顿相似，一定程度的保护是保证美国政治独立的必要条件。他说道：

经验告诉我，制造业现在对我们独立的必要性，就跟对我们生活舒适的必要性是一样的：如果那些引用我不同意见的人能够跟上我的步伐，不购买任何国内已有同类产品的外国产品，也不考虑价格的差异。

亨利·克莱

1832年，来自肯塔基州、时任美国参议员的亨利·克莱在谈到他对“自由贸易者”的鄙视时表示：

那些他们极力向我们推销、让我们接受的东西不是自由贸易。事实上，他们不过是让我们接受大英帝国的殖民制度；如果他们的政策真的实行起来，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美国各州的再度殖民化——被大英帝国的商业统治殖民。

当那些绅士们成功地按照既定计划迅速或缓慢摧毁美国体系时，他们的拿出来的替代品是什么？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对自由贸易的召唤是徒劳的，就仿佛护士怀抱里的那个被宠坏的孩子，哭着嚷着要星星要月亮，但它们也只会在天空中闪闪发光而已。自由贸易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贸易，就意味着至少有两方存在。为了自由，贸易就应该是公平的、平等的、互惠的。

克莱总统解释道，“所谓平等、互惠的自由贸易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他发出警告，实行“浪漫的贸易慈善……会使我们继续购买外国公司的产品，而不考虑国家层面和我们自己的繁荣。”克莱总统明确表示，他对“向国外产品敞开港口大门”却毫无任何互利的做法，是坚决而彻底反对的。

安德鲁·杰克逊

杰克逊是克莱的老对手，也是政敌，在解释为何支持关税时，他写道：

我们受英国商人的政策影响太久了。我们是时候该变得更美国化一点，短期内我们首先要喂饱的是我们自己人（或其他人），而不是欧洲的穷光蛋和劳动者。如果继续沿用我们目前的政策，那么穷光蛋就是我们自己。

詹姆斯·门罗

不管是抽象的原则，还是不受限制的贸易，“成功的必要条件——互惠互利和国际和平——”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无法预料；强大的理由……强加给我们，要我们去珍惜和维持我国制造业者的义务。

亚伯拉罕·林肯

林肯总统曾宣称：“给我们保护性关税，我们将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林肯警告说，“美国政府若放弃保护性关税政策……必将在人民中间制造欲望与毁灭。”

类似的话，林肯也曾说过，如果某一征收全额保护性关税的物品，可以在国内生产，那么不远的将来，关税的必然后果就是“国货”将比之前更便宜的价格卖给国人。

此外，林肯也坚持认为，基于规模经济，由于国内生产商生产的更多，任何由关税导致的暂时性成本上涨，最终都会下降。

林肯并没有将关税视为对低收入美国人开征的税，因为关税只是依据消费者的消费量产生负担。通过关税机制，整个（关税）收入都是由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支付的，财政收入的负担几乎全落在少数富人身上，而大量普通劳动者，他们多住在国内、主要靠国产商品生活，则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林肯认为，要跟国内税收体系比，关税机制没那么令人反感：关税是一种成本较低的体系，因为都是在少数商贸集散地对大型货物征收，只需相对较少的税官；而直接的税收制度，就必须靠评税员和征税官的人海战术去覆盖整片土地，犹如埃及的蝗虫群，吞噬着每一片草叶和其他绿色的东西。

威廉·麦金莱

麦金莱总统在共和党内部阐述了美国的立场：

在自由贸易中，商人是主人，而生产者是奴隶。实施保护是自然规律，也是自我保护、自我发展的法则，从而确保整个美利坚民族命运的最高水准和最佳状态。

那些说保护是不道德行为的，……为什么，如果这种保护加强并提升了630万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并因此而将影响力扩展至世界其他地方？我们不可能在进步的道路上，只管自己的前进，却不使他人受益。嗯，他们说，“哪便宜去哪买……”当然，这也适用于劳动力市场。我还是给你一个比这个好一千倍的格言吧，那就是保护格言：“哪省事去哪买”，而这块地方就是劳动力可以赢取最高回报的地方。

[自由贸易]破坏了美国工人的尊严和自立……夺走了这个国家人民的尊严和自立，他们都是生计而工作，——其中大多数人是靠着辛勤劳动活着——从他们手里夺走了心志、家园，以及希冀。这将是一场自我毁灭行为。

他还驳斥了“越便宜越好”的观点：

他们（自由贸易者）说“哪便宜去哪买”。这是他们的格言之一……，当然，这也适用于劳动力市场。我还是给你一个比这个好一千倍的格言吧，那就是保护格言：“哪省事去哪买”，而最省事的地方，就是劳动力可以赢取最高回报的地方。

他们还说，如果不实施保护性关税，东西的价格会便宜点。嗯，一个东西是便宜是贵，取决于我们每天能挣多少钱。自由贸易是通过贬低生产者来降低商品价格的。而（关税）保护是通过抬高生产者来降低商品价格的。

共和党的保护性关税政策，使我国百姓的生活更加美好和明媚，并将安慰、喜悦和勇气进入了美国的普通家庭之中。它给人们的辛勤劳动带来回报，唤醒人们心中最崇高的灵感源泉。我们自己的经验表明，这对我们的公民权、对我们的文明是最好的，它为我们的人民开启了更高、更好的命运走向。

西奥多·罗斯福

罗斯福总统坚信，美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实施了保护性关税，从而帮助美国实现了工业化。在1902年国情咨文中，他对此坦诚回应道：

美国政府对引入保护性关税原则的初衷一直是被默许的；那些认为这个系统应该被摧毁，或者对其进行剧烈的和激进的变化的观点，都是非常不可取的。我们过去的经验表明，美国的繁荣昌盛一直在保护性关税下实现的。

（本文由扑克投资家内容团队章舟、傅传瑜翻译整理，傅正伟统筹审校。由于时间所限，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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