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入境后，绝大多数流向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只有极少数流向西部和南部。不同的是，迁入南部的移民日渐减少，而迁至西部的移民却逐渐增多（见上表）。虽然外来移民在历史上始终未超过美国人口的36%，但由于流向不均，他们成了一些北部州人口的主体。譬如，到20世纪初，明尼苏达州人口的75%，威斯康星人口的72%，罗得岛人口的64%，马萨诸塞州人口的62%，犹他州人口的61%，都是外来移民和他们在美国生育的第一代子女。

最引入注目的是，大多数移民聚居在城市。以1890年为例，73.3%的外来移民生活在2500人口以上的城市。在全国2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除费城和南部城市外，移民和他们在美国生育的第一代子女均占各城市人口的69%以上，其中，纽约、芝加哥、密尔沃基、旧金山和底特律都在78%以上（见下表）

移民之所以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主要是因为北部较早地废除了奴隶制，确立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进入19世纪后，北部州在大力发展水陆交通的同时，不遗余力地吸引欧洲移民。移民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加速了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而且刺激了饮食和建筑等行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工业区的城市化。工业的发展意味着新兴行业的产生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因而使城市又吸引了更多的外来移民。劳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互为引力，共同发展，使经济发达的地区成为外来移民流向密集的地区，而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又为这些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进一步加快了其发展速度并使之成为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最为发达的地区。1860年北部州几乎垄断了全国的工业产值，到1914年，美国5/6产业工人和工业产值仍集中在北部地区。相应地，北部的城市化水平也遥遥领先。1860～1920年，东北部城市人口在其总人口中的比重由35.7%跃至75.5%，中西部由13.9%增至52.3%，西部由16.5%升至51.8%，而南部则由9.6%增至28.1%。显然，南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比东北部落后了近半个世纪。

移民不愿到南部去，主要是因为这里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少，生活环境差。本来，内战前的奴隶制度就已经严重地窒碍了经济和城市化发展，而内战后，工厂中近似于奴隶制的管理方式和法律上的种族隔离政策又使南部变成了“劳动群众受屈辱和压迫最厉害的区域。”所以，南部不仅对移民失去了吸引力，而且当地人口也纷纷迁往北部和西部。在1870～1930年间南部是美国人口外流最多的地区，仅1910～1930年间的迁出人数就占其总人口的4%。人口的流失，加上南部因担心受北方的控制而不愿接受其投资，从根本上制约了南部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南部城市具有明显的“土生土长”的特征，当地出生的人口平均占各城市人口的84%以上，这与北部城市人口的“外来”特征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流向西部的移民较少主要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西部大规模开发始于内战之后，横贯大陆的铁路到60年代末才完成。这在客观上决定了人口西迁的迟缓进程。但是，就内战后的人口增长速度而言，西部却是最快的。1850～1900年间西部人口增长了22.8倍，而东北部只有2.4倍，中西部为4.9倍，南部为2.7倍。人口的增加使西部能够利用东部的资本和技术，大力开发矿产资源。这不仅使其形成了以工业城镇为先导、带动区域经济全面发展的特有模式，而且使其整体的城市化速度快于引人注目的中西部地区。

除了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产生的推拉作用外，移民流向也与入境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由于多数外来移民携带的资金有限，入境后又渴望早日就业，所以，大多数移民入境后进入附近城市安家落户。譬如，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集中在西部。欧洲移民从纽约和波士顿等港口入境后流入东北部和中西部。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入境口岸新奥尔良是德国和北欧移民的登陆地，但由于南部缺乏吸引力，绝大多数移民沿密西西比河北上，进入中西部地区。从各族裔的流向看，2/3的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奥匈帝国移民集中在东北部地区，德国、瑞典、芬兰和挪威等国的移民主要聚居在俄亥俄、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等中西部州。

二、外来移民与城市产业的发展

移民流向与城市化此兴彼盛的关系表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勃兴应以充足的劳动力为前提，否则，资本的积累，技术的传播，生产的分工和经济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移民作为美国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们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又是技术的传播者，其流向不啻是简单的人口流动，而是以社会生产和技术为核心的经济重心的转移。同时，由于各族裔群体在文化背景和技术方面各有所长，其四方汇聚，五方杂处，既赋予了所在地区经济的多样性，也为各群体相互借鉴，推进技术和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外来移民，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会滞后几十年。1870年美国16岁以上的劳动力为1250万，1920年达4161万。在同期的外来移民中，14～44岁的劳动力为2080万，相当于前者在1870年的1.66倍。由于移民主要集中在城市，他们在各工业部门中的比重较大。1914年，移民占钢铁工人的58%，肉类包装工人的61%，纺织工人的62%，服装工人的69%，炼油工人的67%。不言而喻，移民是美国工业劳动力的中坚力量。

就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而言，两者互为前提，互相制约。虽然劳动力的区域和职业流向从属于资本的投资流向，但缺乏劳动力，资本就难以发挥应有的效用。例如1880～1890年美国工业投资较前10年增长了一倍，南部各州平均在2.5倍左右。然而，南部经济不见起色，与北部的差距依然悬若鸿沟。究其原因，恰如美国学者劳伦斯·拉森所言：“在北部工厂非熟练劳动力中充当骨干的外来移民却没有以大量而充足的人数为南部的工业机器注入活力。”这表明在社会生产中，劳动力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主体，对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外来移民作为美国产业工人的中坚力量，其流向对企业的决策与投资流向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移民密集的地区也正是工业投资最多，经济和城市化最为发达的地区。

正如移民有益于资本积累一样，他们对科技发明的推动作用同样引人注目。一方面，移民的到来加速了科技的发展，每次移民潮之后都会出现相应的技术发明高潮（见上表）。另一方面，移民的到来构成了一种自然的技术引进。他们除带来了欧洲的传统技术外，在美国的技术发明亦十分可观，1861～1930年间获专利证书17.08万，占同期总数的8.2%，相当于1830～1870年间美国专利证书总数的1.4倍。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的许多发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生于苏格兰的“电话之父”亚历山大·贝尔是电话和留声机的发明者和制造者；生于克罗地亚的迈克尔·普平和尼古拉·特尔萨研制了长途电话和变压器；意大利移民曼切斯·马可尼发明并研制了无线电发报机；“冶铁之父”是威尔士移民戴维·托马斯；发明和生产摩托车的文森特·班迪克斯是瑞典移民；城市电车的发明者安德森·哈利迪是苏格兰移民。在钟表、光学、造船、航空、军火、化学和医学等各个领域，移民发明家不胜枚举，对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入境移民的技术构成看，专业技术人士（教授、工程师、医生等）和商人（银行家、企业主，经理和贸易商等）只占入境移民的3.3%（约95万人），但是，这些移民依靠自己从欧洲带来的技术和资本兴办了大批企业和公司，成为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其足迹遍布各个工业部门。19世纪初，法国移民E. I. 杜邦到美国后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建立了一座军火工厂后，到19世纪末发展成赫赫有名的“杜邦财团”。19世纪中期，一些法国和瑞士移民在纽约和波士顿建立了钟表工业后，19世纪末入境的捷克移民约瑟夫·布洛瓦后来居上，成为钟表工业的巨子。美国的钢铁工业基本上是英国移民建立起来的产业，而苏格兰移民安德鲁·卡内基则脱颖而出，成为名闻迩的“钢铁大王”。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19世纪50～60年代入境的德国移民中有大批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他们在芝加哥、密尔沃基和圣路易等中西部城市建立了钢铁、啤酒、纺织、家俱、印刷、玻璃和钢琴制造等工业。19世纪末，素以经商著称的东欧犹太人到来后，东北部的纺织业再度崛起。1905年，犹太人在纽约市经营的纺织业资产达3.06亿美元，雇佣工人占该市工人总数的1/4。就是人们向来认为经济地位低且主要来自农村的爱尔兰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也有不凡的业绩，他们在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城市开办了餐馆、杂货店、理发店和酒吧等。爱尔兰移民詹姆斯·布特勒和迈克尔·卡德希最先在美国建立了连锁商店。在芝加哥、意大利热亚那移民仅占该市移民总数的0.5%，却拥有该市副食品商店的25%。在旧金山，热亚那移民除经营水果蔬菜批发与零售业务外，还生产葡萄酒，后建立了实力雄厚的“德尔蒙特公司”和“美洲银行”。

在文化艺术方面，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海厄姆所言：“外来移民是大众文化的先驱”。在每个城市，各移民群体都有自己的报刊杂志、体育和文艺团体。他们通过各种活动，满足了自己的精神需要，也丰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难能可贵的是，一批出类拔萃者纷纷从移民社区崛起，成为孺妇皆知的巨擘。譬如，苏格兰移民詹母斯·贝内特凭借文化和资本上的优势，创办了颇有影响的《纽约先锋报》。奥地利移民约瑟夫·普利策在创办了《圣路易电讯报》之后，于1883年买下了《纽约世界报》的发行权，并使其在10年后成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之一。在电影和音乐方面，捷克移民安东尼·德沃夏克和德国移民西奥德·托马斯是美国现代音乐的先驱。前者为美国培养了大批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后者则是美国的“交响乐团之父”。誉满全球的影视大师查理·卓别林也是本世纪初来自英国的移民。寥寥几例不足以展示外来移民的辉煌业绩，但却能证明各行各业的外来移民用勤劳的双手推动了城市各产业的完善和发展，托起了美国城市文明的大厦。

三、移民社区的功能与作用

移民进入城市后以血统、文化背景或经济利益为纽带聚居在一起，形成了精神上、物质上互为依存的社会实体——移民社区。社区的规模各异，类型不一。大的如同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小的如同一个小镇，其中既有以单一民族群体为核心的同质性社区（homogeneous community），也有由诸多民族组成的杂质性社区（heterogeneous community）。由于市场经济规律决定了劳动力的频繁流动，许多社区几乎都有其他民族的人。例如，波士顿的意大利人社区既有许多爱尔兰人、犹太人、波兰人，也有为数不多的土耳其人、希腊人和叙利亚人。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模式在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作为一种社会实体，移民社区既是各城市的组成部分，又是相对独立的社会，因而在城市化的过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首先，移民社区是美国民族多元化的摇篮。移民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自身，而且带来了本民族的文化。他们在改善物质环境的同时也希望能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这就使移民社区从一开始就具有“外来”的特征。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社区由小到大，日渐勃兴，社会机构和功能亦日臻完善，在城市中如同一颗颗五彩缤纷的明珠，交相辉映，使城市最先形成了民族多元化的格局。

其次，移民社区是移民向美国化和城市化转变的中间环节，是移民踏入美国社会的跳板。一方面，移民社区的存在和发展必然要受到美国法律的制约，社区生活不时地受到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冲击，因此，社区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增添了几分美国化的色彩。另一方面，移民来到美国后都面临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挑战。移民社区的出现无疑为他们在陌生的国度里提供了熟悉的生活空间。在这里，移民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就业和住房等方面的信息，而且通过参与社区生活，满足了精神上的需要。同时，移民要享受美国公民的权利，就必须参加并通过美国移民归化法规定的各门课程（如美国史、英语和公民学等）的学习与考试。这使移民逐渐地具备了美国公民和城市居民的意识和知识。当他们具备了脱离本民族群体而能独立生存的能力之后，许多移民，尤其是美国化程度较高的第二代移民，则迁出本民族社区，去更广阔的天地追求更理想的生活。

最后，移民社区的发展源于集体合作的精神，而社区的发展又使这种精神渗入美国社会各个领域，形成了美国历史上通过群体自愿合作、解决社会难题的良好风尚。在崇尚个人主义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美国人对“集体需求冷淡懈怠，相互间的支持囿于直系亲属的范围。”由于外来移民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目睹了不同群体间的冲突，因而心理上有一种不安全感。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移民在19世纪30～40年代就自发地组织起来，建立了各种互助会。例如，到1910年，意大利移民在纽约市的互助会达2000个，在芝加哥达400多个。综观移民互助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移民以互助会为纽带，成立了社区管理委员会，下设负责教会、教育、贸易、消防、医疗、文化娱乐和公共设施的机构，使社区成为一个“五脏俱全”、高度自治的小社会。

第二，通过与其它城市本民族社区的合作，移民组成了全国性的族裔组织：如“爱尔兰移民协会”、“德国移民互济会”、“克罗地亚裔全国联盟”等。他们在各级选举中运用群体力量推举自己信息的候选人。意大利和爱尔兰移民曾选出了本民族的人担任纽约、波士顿和纽黑文市的市长职务。威斯康星、明尼苏达和南、北达科他州的州长、市长和国会议员中就有德国和北欧国家的移民。即使在一些城市担任市长职务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倾听移民群体的声音。这既表明了移民群体力量的作用，也说明了不同族裔间的彼此制约对美国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性，使各个族裔群体在相互碰撞中增进了解并在妥协中维护了美国的繁荣和统一。

第三，各社区建立了既象银行又象公司的合作社（cooperatives）。它一方面积极吸收移民的存款，按期付息；另一方面，它直接参与社区企业的经营活动。合作社的管理者和工人都是持股人，双方共担风险，年底依股额和利润分红。从各城市看，各社区都有这类合作社。譬如，1914年马萨诸塞州共有30个合作社，其中，立陶宛人和芬兰人各7个，意大利人5个，波兰人和瑞典人各3个，法国、德国人和犹太人各2个、比利时人1个。就全国而言，1918年共有2000多家，多数集中在东北部和中西部，其中2/3属于外来移民，余者属于美国人。关于这些合作社的作用，美国学者约翰·丹尼尔斯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认为合作社是“外来移民对美国的重大贡献之一”。“他们不仅教育了自己，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展示了美国生活中最基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且通过建设性的贡献参与了美国的生活。他们共同合作的方式向美国展示了人们创造业绩的高尚风格，表明在经济和社会斗争的冲突与混乱中，相互合作的原则可以解决美国最重要的问题。”

第四，各社区相继建立了失业救济、退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虽然各社区的投保标准不一，但均能为移民所承受。投保者按期缴纳保险金后由社区医院定期检查，以确保投保者康安。从全国看，多数社区的保险业务仅限于本社区，只有少数移民群体成立了全国性机构。不管移民的保险机构规模和形式如何，“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繁荣发展，成为帮助移民在迁徙和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经受考验和度过难关的重要力量。”应指出的是，类似的保险机构在当时的美国人中间并不多见，比美国政府实施社会保障法要早半个多世纪。所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移民自发的保险机构。”

四、移民与城市社会问题的关系

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发展，各地的排外主义浪潮迅速兴起，并促使美国政府从1882年起颁布了一系列歧视性的移民法。因为多数美国人相信，外来移民是美国贫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等问题的根源，威胁了美国社会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实际上，社会问题不是美国城市化时期独有的弊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痼疾。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平等是其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不同的是，“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愈发展，因而国家的权力愈具备资本主义性质，那么社会问题就愈尖锐：法国比德国尖锐，英国比法国尖锐，君主立宪的国家比君主专制的国家尖锐，共和制的国家比君主立宪的国家尖锐。”美国作为近代史上发展最快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问题必然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滋长起来。

就移民的贫困问题而言，确有少数群体或个人曾依靠救济度日。特别是19世纪中期，前所未有的马铃薯饥荒席卷了爱尔兰之后，百余万走投无路的饥民蜂拥美国，对东北部城市的社会救济造成了较大的压力。1850年，爱尔兰移民占波士顿医院患者的50%，乞丐的58%，囚犯的63%，接受救济者的97%。然而，类似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且，如前所述，许多经济贫困的移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本民族社区的帮助。此外，随着移民进入就业市场后，接受救济的移民不断减少，其比例已接近或低于美国人的平均水平。譬如，19世纪80年代末期，在纽约市的乞丐中，爱尔兰移民的比例为15%，美国人的比例为12%，德国人为8%，意大利人为2%。1893年经济危机时期，芝加哥市各移民群体领取救济金的比例与美国人大致相当。但是，如果从整体上和长远上评价移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那么就不难发现，外来移民所享受的福利远远不及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贡献。

城市贫民窟的急剧膨胀既是美国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当时政治腐败的结果。随着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多，大批劳动力涌向城市，而城市的房地产商为牟取暴利，将破旧房屋稍加改造后就出售或租让，或者兴建简陋住房待价而沽。虽然各州和市政府曾试图改善市区居住条件，但市政老板常常与投资者达成幕后交易。这样，前者既稳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捞到了经济上的好处；后者在投资项目获得减税和经营等特权等优惠条件，结果使许多市建项目进展迟缓，质量低劣。由于住房、供水、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贫民窟常常是烟雾弥漫，空气污浊，臭气熏天，到处肮脏不堪。虽然贫民窟中居住着大批外来移民，但其多数克勤克俭，洁身自好，居住条件无可厚非。1911年，美国移民委员会对全国城市考察之后在给国会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发现了许多恶劣的状况，但已确认的事实是，大城市的大多数外来移民过着努力工作的生活，他们的家庭相当整洁，他们所在市区的恶劣条件不是他们造成的，与他们无关，而是因为市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供水设施和合理的排水与污水处理系统”。

一些排外主义者指责外来移民“犯罪率极高，是城市事端的祸根。”实际上，从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外来移民较少的农村地区的犯罪率远远高于移民较多的城市。在各大城市中，社会犯罪普遍存在，而“外来移民的犯罪率低于土生美国人”。在多数情况下涉及外来移民的案件都是美国人利用了移民初来乍到的那种胆怯忍让的心理而肆意作恶的结果。据1901年波士顿警察局统计，当年在该市北区被捕的3124名罪犯中，只有450人是该区居民，其中除6名意大利人外，没有其他族裔的移民。另据一些美国学者对1900～1927年加州地区亚洲移民犯罪问题的研究，在被捕的亚洲移民中，真正属于罪犯的寥寥可数。“同整体的犯罪总数相比，亚洲裔重罪犯是较少的，低于加州的平均水平。在加州各民族群体的犯罪总数中，亚洲裔重罪犯的绝对人数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然而，恰恰是亚洲和东南欧移民受到排斥的时间最长，程度也最为惨烈。这与当时泛滥于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不无密切的关系。

关于市政腐败问题，我国的一些学者已作了有益探讨，准确地指出了其根源和实质。就外来移民而言，由于各群体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集体参与政治生活。在各级选举中，他们合力推举本民族或关心本民族疾苦的候选人。而一些职业政客为了争权夺利，常常以欺骗或蒙蔽的手段，阳奉阴违，慷慨许诺，千方百计地拉拢移民的选票，结果使排外主义者错误地把反对政治腐败的矛头指向外来移民。当然，在一些城市的党魁和市政老板中不乏外来移民或其后裔。譬如，爱尔兰移民曾把持着纽约、波士顿、芝加哥、布法罗、密尔沃基和旧金山等城市的政治大权。他们行私舞弊、任人唯亲的不端行为等于为日渐泛滥的政治腐化火上浇油。爱尔兰移民酷爱政治，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了英国的殖民压迫，到美国后又受到了歧视和排斥，因而在心理上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爱尔兰移民凭借通晓英语和熟悉美国政治的优势，较早地参与了政治生活，试图利用政治权力来提高本民族的社会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移民与政治腐化的关系时不应过份夸大移民在其中的作用，更不应该忽略联邦政府所负有的主要责任。因为在19世纪末期以垄断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部门传统的管理手段相互脱节以后，联邦政府在较长的时期内洞若观火，无动于衷，继续奉行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结果使地方政权处于真空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利益集团和族裔体对政治权力趋之若鹜，以期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正是这个原因，以土生美国人口为主体的南部城市也出现了“无形政府”操纵政治生活、市政老板充斥城市的腐败问题，“其腐化现象与北部城市相比毫不逊色”。总之，种种事实表明，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等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美国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本身。而外来移民的负面影响远远不足以抵销他们对美国社会的积极贡献。因此，只有公正而客观地评价外来移民的正负面影响才能对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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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原文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0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公众号予以删除。

编辑：雷志伟 常帅

责任编辑：黄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