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u,1946)嗣后不久，巫宝三等人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更为全面估算了1933年中国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增加值。同年，巫宝三在他发表的两篇论文中，一方面对1933年工业产值，主要是对机器工业的增加值进行了修正，另一方面以修正结果为基础，建立了1929年、1931—1936年和1946年的工业增加值数列。(巫宝三，1947 1947)1965年，刘大中与叶孔嘉在合作出版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3－1959》一书中，采用了新的测算口径，得到了1933年中国工业产值的新估值，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Liu &Yeh,1965）尽管如此，由于资料与方法所限，几乎没有华人学者将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核算回朔到19世纪，更不可能测算中国工业在不同时期的世界所占的比重与地位。

在西方学界，1982年，法国经济学家布洛赫发表了他对1750年、1800年、1860年、1880年、1900年、1913年、1928年、1953年和1980年等9个年份世界主要国家工业（主要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估算，并以此测算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工业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他的主要结论是，至18世纪中叶，中国依然是世界的工业大国之一，欧洲在18至19世纪的某个时段内则超过了中国；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又后来居上。（Bairoch, 1982）布洛赫有关世界工业化进程的量化研究一经提出，在国际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并逐渐成为了被各国学者广泛引用的重要文献。尽管如此，布洛赫的量化研究，特别是对1952年之前的估算，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因为他的许多估算或完全是建立在简单的假定之上；或没有详细介绍他使用的资料和估算方法。(Bairoch , 1979 1982）事实上，最近的十年间，国际学界出现了一批研究各国工业化的量化新成果，其中也包括我们最近对中国清代工业的研究。因此，本文尝试利用目前各种新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修正布洛赫在30年前给我们展示的世界工业化的宏观图景，更重要的是重新评价中国在世界工业化的长期进程中所处的地位与角色。

二、概念、方法与资料

根据国民账户收入体系（SNA），工业化定义为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提高以至于超过农业；其直接指标即表现为人均工业产值的快速提高。因此，在工业增加值的核算中并不考虑具体生产过程与技术的差异，即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差别。（Unite Nation, 2008）因此，前辈学者们在使用增加值核算工业化时往往将当时并存的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一并计算其增加值，继而加总得到工业的增加值；本文的核算亦是如此。另外，在其核算中，布洛赫仅仅核算了制造业的增长；而我们按照国民账户体系对工业的定义，依次核算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等三大部门的增加值。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使用目前国际学界最可靠，最流行的国际货币结算单位——2005年美元作为估算各国工业增加值的统一货币单位。按照所得数据的难易程度，我们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依次收集与重建世界各国工业增加值的长期序列。

首先，我们直接从联合国的国家账户统计数据库中提取1970~2012年统一用2005年美元价格表示的212个国家工业增加值数列。[1]其次，对于1950~1970年这一时期，我们从《国民账户年鉴》（United Nations, 1958-1976）和《联合国统计年鉴》（United Nations, 1958-1968）提取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增加值指数。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年鉴在处理这一时期的数列时，并没有统一按照2005年美元价格表示，而是根据各国当时的货币价格与各国工业内部各部门之间权重，建立起以各国当时不同价格表示的工业增加值数列。因此，我们需要将它们统一转化成2005年美元价格，以链接1970年以后的增加值数列。通过链接具有不同部门权重的数列，我们可以尽可能地避免所谓的“格申克龙效应”（Gerschenkron Effect）。这一效应认为，在一个长时期内，增加较快的部门在工业中会占有一个较高的权重，如果我们用某一年份上既定工业内部的部门权重去建立增加值的长期数列，我们容易低估这一增长较快的部门的增加值。因此，最理想的增加值长期数列便是通过每年价格与产量不同而改变不同部门的权重建立起来的，而不是仅仅依靠于某一年份的价格和部门权重。但是，作为经济史的研究，囿于资料的局限，做到变化每年的价格与权重是不太可能的，只能在几个价格与产量资料比较集中的基准年份上变化权重。如上文所述，我们尝试链接具有不同部门权重的增加值数列，这就尽可能地减少了“格申克龙效应”。

第三、至于1950年之前的年份，我们依靠于国际学界对于单个国家工业增加值的研究。最近数十年来，国际学界产生了一批研究1950年之前欧洲、拉丁美洲、亚洲等国家工业增加值的研究成果，见表1

[1]参见https://unstats.un.org/unsd/snaama/introductio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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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那些不能直接得到工业增加值的国家，我们尽量从米切尔（Mitchel）主编的《国际历史统计》中提取这些国家有关工业产量的指数。（Mitchel, 2007）继而，根据国际学界的通行办法，假定这些国家1950年之前工业的增加值与总产量的比率不变，(Hoffmann, 1955; Allen,2000;van Zanden & van Leeuwen, 2012)我们直接将这些国家的工业产量指数作为增加值指数，以链接他们各国1950年之后的工业增加值数列。

第四、对于那些资料更少的国家，如东欧的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我们只能从《国际历史统计》中找到反映工业生产的相关指数，比如反映建筑业发展的人口指数、部分矿产品产量指数（如煤和石油）、部分制造行业的原料指数或消费指数（如衣棉、羊毛、啤酒等）。如上文所述，根据1950年之后已有的东欧各国工业增加值显示，它们内部各产业的比重大约为：建筑业占20%、矿业占10%、制造业占70%。我们假定产业比重也适用与1950年之前的东欧各国，从而由部分行业的各种指数推求得到东欧各国工业产量指数；进而使用同样的方法，直接将东欧各国的工业产量指数链接到他们各自国家1950年之后的工业增加值数列。

第五、我们需要重点讨论中国工业的估值问题。有关1970年之后的中国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我们的资料来源与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1950~1970年的数据取自于麦迪森与伍晓鹰的研究。(Maddison & Wu, 2008) 对于1850~1949年这一时期，我们分晚清与民国两段来讨论。

张仲礼、刘逖等人曾先后对清代手工业产值进行过量化研究。(Chang, 1962; 刘逖, 2010)但由于资料基础不足，他们的估算仅限于对少数手工业行业进行了比较具体的研究；对其他占绝对多数的行业则只是笼统地将其合并为“其他行业”一项来总估其产值，从而大大影响了估计结果的整体可靠性。因此，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定义清代工业的问题，这里仍如前文所述，分为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三大行业。至于制造业的分类，我们将巫宝三和刘大中等人对1933年全国手工业的分类与彭泽益和徐建青等人对清代手工业的分类相互比照，(彭泽益,1957; 李绍强、徐建青,2004)得出了一个较为全貌的划分，即依产品的性质，细分为食品、纺织、服用、木材加工、造纸印刷、金属制品、土石、皮革、交通工具、化学品、饰物仪器、杂项物品等12个具体行业；每个具体行业一般至少包括一种以上的子产业。我们的研究即按14个行业（12个工业/手工制造行业加矿业和建筑业）的划分，首先分别估算其各自的产值（增加值），然后将所得结果相加，得出工业/手工业的总产值。在充分占有各种资料的基础上，我们曾依次估算了1661年、1685年、1724年、1776年、1812年、1850年、1887年和1911年等8个年份各个具体行业的增加值（以1933年价格表示）。(Xu ,Shi , van Leeuwen, Ni, Zhang& Ma 2016)其中1850年、1887年和1911年涉及到本文讨论的晚清部分，为此我们对这三个年份的估算方法与过程有必要作一介绍。

根据国民账户核算体系（SNA），按照生产法计算产值的一般公式为：增加值=产量×价格－中间投入。然而，由于清代的手工业/工业史料并不总能提供可以直接套用上述公式进行计算的基础数据，具体的估算方法必然要视各行业资料的具体情况，而灵活多样。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首先通过各种资料，估算出1850、1880和1911三个年份每个行业的产量；然后，我们根据当前国际上历史GDP核算的通用方法，将前人成果最多，相对来说也最为可靠的1933年作为基准年份，在假定1850—1933年各手工行业的产量与增加值比不变的前提下，利用1933年各行业单位增加值，估算上述三个年份各自对应行业的增加值；所得结果，也统一用1933年的价格来表示。在原先的研究中，我们对于基准年份——1933年工业的增加值是使用了巫宝三等人的估值。正如上文所述，刘大中与叶孔嘉曾对巫的估值进行了修正，所以本文采用了刘大中等人的估值，但是有两个行业例外：一个是建筑业的数据系根据叶孔嘉于1979年更新的估算结果；(Yeh, 1979)另一个是矿业，由于巫宝三等人1947年的估算更为详细和全面，这个行业的数据我们采用巫宝三等人的估算结果。以此为基础，我们对1850、1880和1911各年估值进行了修正。这是总的思路，对于具体行业的产量估算，则根据资料的情况，采用如下几种方法：

1．直接计算。使用这一方法，最重要的是要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获得某种产品的产量数据。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可以直接找到某一行业、某一部门产品的完整的或比较完整的产量数据。如部分地区的矿业、丝绸业、陶瓷业以及诸如军器制造、铸钱、造纸等工业部门，我们通过广泛搜集、爬梳史料，获得了相对完整的产量数据；印刷业的产量则可以通过对各种留存书目的统计而得到比较令人满意的估计。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没有完整的产量记载，但是可以从相关的史料中获得足够的行业发展指标线索，如劳动生产率、场数、工匠人数、税收、消费、进出口贸易量以及某行业的分布等信息，通过综合这些信息，我们也可以大概推算出产量的数据。(徐毅，2014；徐毅、张紫鹏，2015)

2．用折旧率估算。有的行业，如交通用具修造中的船只修造业，现存史料虽未提供每年产量的数据，但是可以从各种史料中大致获知船只的现存数量、平均使用年限和正常维修的次数等项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通过折旧率来大致推算出一年的正常置换数量（即产量）。此法，可以视为第一种方法的一种特殊应用。

3．用原材料的使用量估算。有些行业虽无法直接从史料中找到与产量相关的记载，但是可以从各种渠道获知其原材料的使用量，如木材制造业中的锯木业、大部分食品加工业、纺织业中的棉纺织业、缫丝业、毛织业、麻织业以及建筑业等等。这些行业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是各种农林产品，通过前人对粮食、经济作物和林业等农业部门的总产量估值，我们可以大致估出其在当时可以被用作相关手工业原料的数量，并根据各行业的投入—产出比（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这些行业的投入—产出比是相对稳定的）来进一步估算出其年产量。当然，有时我们也会反过来使用这种估算方法，比如我们在已知丝织业产量的情况下，就利用缫丝业与丝织业之间的投入——产出比，推求出作为原材料的生丝产量，即缫丝业产量。

现有的史料中几乎没有任何有关建筑业产值的直接记载，但是有大量的修建各种住房、商业设施、灌溉工程、道路、桥梁、祠庙和牌坊的收支账簿，这些账簿详细记录了各种建筑工程的材料构成与支出金额，从中我们得知清代建筑业产值主要由木材、砖瓦、其他材料以及人工成本等四个部分组成；通过对许多建筑业样本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各种建筑工程中木料支出与总成本支出之间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对应比例关系。由此，我们可以从已经推算出来的锯木业这一为建筑业提供原材料的部门的产值来推算建筑业的产值。

4．使用消费量代替产量。有些行业，如交通用具修造中的车辆制造业、金属品制造业、化学品制造业、饰物仪器制造业以及杂项物品制造业等行业，虽也很难从现有史料中获取与产量相关的信息，但因其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史料中大量留存着老百姓对这些行业产品的日常消费量的记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用消费量代替产量，据以估算产值。

5．使用同比例增长率的方法来推算某些行业或部门的产量。有些小产业，如木材制造中的木器和藤竹柳器制造业、造纸印刷业中的纸制品制造业、土石制造业中的砖瓦、石灰、玻璃及其他土石产品制造业、皮革制造业和服用品制造业等行业，其发展往往与各自相关的大产业密切联系。比如，木器和藤竹柳器制造业的发展有赖于锯木业的发展，金属品制造业有赖于金属矿业的发展，皮革制造业有赖于农业中的畜牧业的发展，服用品制造业有赖于纺织业的发展，纸制品制造业与造纸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砖瓦、石灰、玻璃和其他土石产品制造业与建筑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等等。对这些产业，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它们在1850~1933年这一时期与各自的相关的产业是同比例增长的，因此，用1933年的这些行业与相关产业的产量或产值比率，来推求其在1850的产量或产值，应该是一个可行的途径。

由于1850至1880年受到战争影响而很少保留统计数据，所以我们要插值的主要是1880[l1] 至1911年之间的缺失年份。我们首先利用同样的方法与相仿的资料，建立了1880~1911年食品、棉、丝纺织业（纺织业的两个主要部门）、印刷（造纸印刷行业的一个部门）、矿业等行业的年度增加值数列；然后利用这些行业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推求出缺失年份工业的增加值。

至于民国的工业，巫宝三曾利用各种指数，由1933年的估值推算出1931~1936年工业（包括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的年度增加值数列和1946年的增加值。我们利用同样的指数，由刘大中等人对1933年的估值推算出1931~1936年工业的年度增加值数列和1946年的增加值。有学者曾对北洋政府时期的9次农商统计做出修正，并对1912~1930年制造业的年总产值做过估计。（关权，2011）基于此，我们使用1912至1930年间的工业品物价资料，将一桥学者们估算的总产值转化为总产量，并假定总产量与增加值比率不变，直接将工业产量指数链接到我们修正过的1931年之后的制造业增加值数列。另外，利用资料，我们单独建立1912~1930年中国矿业与建筑业的年增加值数列，与我们修正过的1931年之后这两个行业的增加值数列链接。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一半以上的国家，尤其是绝大多数的工业大国，我们都能够从不同的资料中得到增加值，我们可以称这类国家为直接估算增加值的国家。但是，还有许多小国家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用于估算，因此我们权且假定这些小国家的工业与其产业结构相似的邻国有着同样的增长率，从而得到他们的工业增加值。表3统计了直接估算增加值的国家工业在世界工业总增加值中的比重，由此可见直接估算增加值的国家工业在世界工业总增加值的比重除了1850年之外，在1880年之后的年份上都达到了80%以上，这就保证了我们估算的可靠性。

1850至1910年这一时期内，欧美国家相继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世界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6倍，而同期的中国工业总产值仅仅增加了1倍；在1910至1980年这一时期内，工业化逐步扩散到亚、非、拉美等地区，世界的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2倍，同期的中国也增加了10倍；1980至2012年这一时期，美苏对峙的冷战结束与中国开启对外开放的大门，世界的工业总产值仅仅增加了2倍，中国却增加了30倍。

第三，我们探讨中国与世界有关人均工业产值的变化趋势。在此，我们并不比较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而是展开跨国比较。表5和表6都选取英国、德国与美国等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和印度与秘鲁等新兴工业国家与中国进行比较。如上文所述，在欧美国家主导世界工业化的1850至1910年，英国、德国与美国等三个发达国家的人均工业产值增长了2-4倍，年增加率为2%左右。受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影响，印度、秘鲁与中国的工业表现出不同的变化模式。印度、秘鲁人均工业产值皆有提高，但幅度不大，人均增长率都在0.6%，属于一种极为低度的工业化发展；与之相反，中国人均工业产值除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1880年比1850年有些微增长外，持续下降至1910年，增长率为负数。从上文可知，伴随着口岸地区相继出现官办、民营的机器工业和出口导向的新式手工业，1910年的工业总产值还是比1850年增加了2%，但是这种小规模的增长显然无法赶上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人口的增长速度，所以导致这一时期的人均工业产值出现了些微的下降。在工业化向全球大规模扩散的1910至1980年，上述六个国家的人均增长率出现了趋同，平均都在2%左右。就中国而言，民国之后，特别是经历了所谓的“黄金十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1936年工业总产值比1910年增加了47%。其实，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就不断有学者，如章长基（Chang, 1969）、叶孔嘉（Yeh, 1977）、罗斯基（Rawski,1989）和久保亨（Kubo, 2005），通过各自的量化研究，都得出清末民国经历了较快工业增长的类似结论。但是，他们大多都忽视了对人均工业产值这一测量工业增长核心指标的考察。表5的数据表明，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增长的成果还是被不断增长的人口所抵消了，导致民国前30年的人均工业产值基本不变，而且始终没有恢复到1880年代的水平。新中国成立以后推行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则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至1960年，中国的人均工业产值超过1880年的水平，1980年比1960年又增长了近3倍。从这个意义上讲，1910-1980年这一时期可视为中国工业化的启步阶段。

冷战结束和中国重返世界的1980至2012年，三个发达工业国步入了低速发展期，人均增长率较前一个时期普遍下降。而就新兴工业国而言，除秘鲁外，印度和中国进入了工业化加速时期，印度人均增长率为三个发达工业国的3倍左右，中国则是他们的10倍，是增长最快的新兴工业国。至2010年，中国人均工业产值已是印度的6倍，同时也超过秘鲁近20%；与发达国家在人均产值方面的差距，由1850年初始水平之间20倍以上的差距，2010年已经缩小到5倍左右。

从上述这一模式来看，世界工业分布由两种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势所构成：以英国、美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美发达工业国家占世界工业总增加值的比重自19世纪中叶以来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作为最早工业化国家-英国的上升的趋势主要出现在上文所指的第一个时期，而美国与德国的上升趋势则延续到了第二个时期。三个发达国家在1980年以后，即第三个时期都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与此对应，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的比重则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两个新兴国家的下降趋势出现在第一和第二个时期；从第三个时期开始，他们才真正走上复兴世界工业大国地位之路，中国的崛起尤为明显；而且与印度不同的是，至2012年中国工业上升的比重已经大大超过了其下降之初的起点水平。

上文从总量增加值、人均增加值以及总量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等多重指标，大致勾勒出自19世纪中叶至现在，中国工业化的长期表现及其世界地位。从总量来看，19世纪中期的中国在当时世界上仍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但是，在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工业水平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手工业经济阶段，与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欧美国家相比，已经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所以人均工业产值已经大大落后于这些发达工业国。随着欧美列强的侵华，中国以传统手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发展经历了大规模的衰退；真正步入工业化的起步阶段是在1910年之后，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工业化获得了大发展；从1980年改革开放之后又经过30年的加速发展，中国最终复归到世界工业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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