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古怪、徒劳又影响深远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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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古怪、徒劳又影响深远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书评

2024-07-14 14:40|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在20世纪两场世界大战的掩盖下,当人们讨论克里米亚战争时,往往不是将之纳入俄罗斯与奥斯曼两大帝国二百余年漫长斗争的一环,就是将之视为一场前现代化局部战争。但实际上,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但远超克里米亚半岛,俄罗斯的真正对手也不是奥斯曼土耳其(尽管主战区多瑙河三角洲和黑海北岸是历次俄土战争的关键地区),而是以奥斯曼盟友身份介入乃至直接参战的英法,衰落中的奥斯曼只是列强们相互争夺的鱼肉:觊觎奥斯曼广袤领土与庞大利益的国家是如此之多,不仅包括近邻俄罗斯、奥地利,还有遥远的英法,它们与奥斯曼的矛盾、彼此间的分赃博弈和奥斯曼内部问题交织,产生了所谓的“东方问题”——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俄罗斯长期蚕食并主张瓜分奥斯曼,力求将黑海变成内湖、获得土耳其海峡控制权与进出地中海的自由,且扩张行动中充斥着“征服圣地”的宗教使命感;英国为了遏制俄罗斯,保障连接东方特别是印度的殖民利益,希望维持一个亲英的、表面独立的、开放市场的奥斯曼政府;“渎圣同盟”以来在近东享有传统惠利,同时自十字军时代便自居为“圣地保护者”的法国与英整体立场一致,两国甚至协调过作战计划;奥地利起初与俄达成共识,但出于对泛斯拉夫主义的警惕,以及对自身实力、地缘安全与巴尔干利益的考量,也愈发倾向维持现状——早被认为即将崩溃的奥斯曼在很大程度上只有赖于列强们“均势”与“补偿”的需要才能在夹缝中维持大体独立,俄方对该战的称呼“东方战争”或许更能反应这一背景,而战争的根本原因不但在于俄与英法利益诉求的冲突,也与当时的欧洲格局息息相关。

拿破仑战争后欧洲的暂时稳定建立在各国互相妥协与彼此制衡的基础上,但经19世纪上半叶一系列独立、革命和改革运动,特别是在席卷全欧的1848年革命之后,欧洲均势平衡遭极大破坏,欧洲协调机制几近失灵,维也纳体系已名存实亡。回顾上一场,即由希腊危机引发的俄土战争,无论是俄罗斯打着保护东正教徒的名义干涉奥斯曼事务,还是英国恐俄获得扩张的借口与先机积极介入令巴尔干问题外溢,以及奥斯曼借力列强间的分歧与博弈对俄态度强硬,包括奥地利因戒备俄罗斯影响力与潜在威胁未支持俄行动等表现,都可以一一与克里米亚战争参照对应,1852年的变数则在于法国:复辟未几的拿破仑三世希望恢复国家荣誉、提升国际影响,挑起了圣地归属问题。此举不但同时讨好了法国视沙皇为自由之敌的革命派、急于重拾1812年之前荣光的保守派和担忧东正教异端迫害的天主教势力,也成功激怒了强硬保守、傲慢自负且充满了宗教野心的尼古拉一世,沙皇派兵入侵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两公国威逼奥斯曼的行动,以及他对俄罗斯力量与地位认知的膨胀,对英国、奥地利态度的错误判断,最终引发了大战:尽管媒体舆论与公众观点作为“第四种力量”在恐俄情绪弥漫蔓延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毫无疑问,俄罗斯占领两公国引起了英法对国家安全的事实担忧,奥地利也不可能欢迎俄罗斯军队进入多瑙河流域公国与巴尔干地区——这类将俄视为威胁的反应复又激发了沙皇对西方的怨恨情绪,而当俄罗斯拒绝撤兵斡旋的强硬立场再传导回欧洲时,英法已经决定开战了。

尼古拉一世把俄罗斯引向了一场与几乎所有欧洲大国对立的战争,却未能如其名般“被胜利女神眷顾”,无论拿破仑三世最初挑衅俄罗斯时有没有改变欧洲格局的野心——正是列强在挫败他的伯父后为遏制法国而设置的——欧洲格局也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洗牌,此后的局势发展更趋向于无序:英国遏制俄实力与影响、捍卫自身殖民体系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俄罗斯扩张势头受挫,在黑海、多瑙河三角洲和巴尔干地区的势力被削弱,失去了1815年以来的国际地位,不再是四处出击的“欧洲宪兵”。更重要的是,英俄争霸从此被挑明,双方在欧亚大陆腹地的博弈进入白热化阶段,而俄奥关系结下了难以修复的仇怨,此后两国持续交恶直至点燃一战再双双灭亡,神圣同盟、四国同盟-五国同盟的统治秩序与“大国一致”原则的政治均衡分崩离析——拿破仑三世无疑是其中的主要赢家,巴黎再次成为了欧洲政治的中心(此后他将带着帝国野心越走越远,直至普法战争才幡然梦醒),战争后期对俄宣战的撒丁王国也得到了日后统一意大利时获英法支持的回报,另一个隐形受益者则是“保持中立”的普鲁士——在三只黑鹰同盟不复存在后,重新自行其是的普鲁士将与民族主义结盟并获得非凡成功。至于失败一方,大输家却不是将扩张重心暂时转向东方的俄罗斯,而是表面的战胜国奥斯曼和貌似长袖善舞的奥地利:前者被重新置于列强的“共同保护”之下,“东方问题”未获真正解决,内部民族问题反愈演愈烈,俄罗斯在二十年后卷土重来,并令它失去大部分欧洲领土;后者短视地葬送了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却未获英法长期支持,与普鲁士实力此消彼长,将很快陷入退出北意大利、丧失对德意志诸邦的统领权乃至被踢出德意志的失败,沦为二流国家。

尽管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人来说,这场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大规模国际战争的残酷程度与历史意义丝毫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给20世纪带来的震撼,来复枪、爆破弹、蒸汽船、阵地战、火车补给、战地新闻、随军医院等军事技术和配套措施的出现也代表了时代发展趋势,但在很多地方依然成了一场“荒谬的冲突”和“被遗忘的战争”。归根结底的问题是“为何而战”,英国人以遏制俄罗斯为中心勾勒了一场“配得上英国的荣耀和伟大”的战争,“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土耳其帝国可能会如何,而是土耳其帝国不能被如何”,但这一动机无法公之于众,女王的宣战书只能以最含糊的言辞表明“捍卫土耳其的立场”。而法国人尽管投入了更多的兵力、遭受了更多伤亡,但他们从未像被舆论煽动的英国人或如拿破仑三世期待的那样热衷开战,反而有许多人认为法国被拖入了一场保卫英国利益的战争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此后法国人对19世纪的理解与记忆更是快速被普法战争覆盖了。意大利的情况亦是如此,意大利统一后的战争记忆与民族主义者的建国理解都没有给这场海外战争留下空间。土耳其则是另一番境况,这场令奥斯曼欠下巨额债务、被迫依附西方的战争虽然对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却被现代土耳其视为国家历史与民族意识中的耻辱而刻意遗忘,就连阵亡的十数万士兵都无人纪念。另外不能忽视的是宗教影响,战争的直接原因就是俄法宗教冲突,法国的主教们号召天主教徒捍卫他们的宗教遗产,英国圣公会教徒对异端东正教的恐惧与厌恶也超出了异教伊斯兰教,更有甚者,自认为东正教领袖的俄罗斯和拥有哈里发头衔的奥斯曼在一定程度上都将战争视为一场对抗异教徒的“圣战”,尼古拉一世相信将斯拉夫人从穆斯林统治中解除出来是他的神圣使命,而奥斯曼的宗教领袖们则以退位为要挟逼迫苏丹开战——现代宗教已不再拥有无上权威,宗教的影响也随着时间被淡化。

另一方面,英国和俄罗斯则不约而同的将克里米亚战争运用在了国家神话和历史演绎中。虽然战争暴露出英国政府与军队的无能低效,且存在一些诸如“最古怪且最不必要”“令人失望和没有结果”之类质疑战争目的、结果和损失的声音,但大英帝国与英国王室,特别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声望仍达到了19世纪顶峰。更有价值的是,以帕默斯顿为主的政客们成功用“维护自由和国家独立”,“保护苏丹和他的臣民”的冠冕堂皇掩盖了“遏制俄国扩张”,“把俄国赶出土耳其”的真正目标,并通过报纸向公众传达了充分迎合英国人自我想象的“英国精神”——即“热爱自由、致力于保护弱者对抗欺凌”——俄罗斯被塑造为威胁欧洲文明、自由与和平的暴君,土耳其则成了想象中的道德楷模,而公众对以“英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政府的任务是将英国的生活方式带给那些不幸的外国人”之名对外干预表现出非比寻常的热情:“挺身而出面对俄国熊”代表了约翰牛“捍卫个人自由、文明与自由贸易”的美德,并从此成为英国国家叙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后英国人将一次次带着“为了捍卫这些原则”的国民身份认同印记走向战场,时至最近的战事冲突都是如此,连同被递延下来的还有将俄罗斯视为具有扩张威胁的”野蛮“民族与英俄之间的猜忌敌视。与此同时,英国公众认知中士兵“乌合之众”的形象也被种下了“为保卫国家荣誉、权利与自由而战”的种子,战后普通士兵第一次获得纪念与尊重,以“轻骑兵冲锋”为代表的“士兵骁勇善战,在将军们犯下一系列愚蠢错误的情况下仍然为英国赢得了战争胜利”叙事口径成为了延续至今的文化共识。

对俄罗斯而言,即便战争失败和《巴黎和约》没有造成致命打击,巨大的人财物损失,被西方集体羞辱的仇恨心理,以及农奴制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全方面落后的事实依然带来了深远的社会冲击。但同时,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们也帮助俄罗斯人完成了用一场败仗建立起民族自豪与国家荣誉的神话:“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了,但是如此辉煌的抵抗,俄罗斯人应该以此为傲,这样的战败抵得上一场精彩的胜仗”。史诗叙事把军事失利描绘成了一场道义上的全民胜利,在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这座城市被视为“将俄罗斯从外国侵略者威胁下解救出来”的“俄罗斯精神”——即“无私英勇、坚韧毅力与献身精神”——缩影。无论是民主派知识分子眼中人民爱国精神的具象,还是被保守派与宗教界视为投身东正教“圣战”的烈士,农民战士的牺牲都与被提升到近乎神圣地位的塞瓦斯托波尔一同,成为连接1812年与1941-1945年记忆的重要一环。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与苏联解体后,21世纪的俄罗斯人仍然能够感受到西方的排斥,也仍然可以并有从“为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自豪”中获取民族身份认同与荣誉感的需要——当这座“光荣的俄罗斯城市”位于俄罗斯国土之外时期也是如此,但显然俄罗斯人不能也不会接受这一“历史巨大的悖论”打击,2014年的事件再一次论证了“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意味着什么”。而在2022年以来的冲突中,尽管局势与性质都与170年前截然不同,但俄罗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惜与西方抗争”的包装与对西方国家“背叛”的怨恨,西方“不允许俄罗斯做同样事情”的双重标准与用“协助弱小者反抗暴君与欺凌者”的浪漫想象和自我感动掩盖惯性敌意,甚至连“国家往往容易很盲目地投入毫无目的且不可能胜利的战争”总结教训,都无不与克里米亚战争如出一辙。

2023-10-05 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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