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最值得一提的是，郑成功藤牌兵发挥最大的威力，还是在于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宝岛台湾的战役中。据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记载：“赐姓公（郑成功曾得赐国姓一朱）未得台湾也，积蓄皆贮海澄。铁甲十万副，谷可支三十年。藤牌、滚被、铳、炮、火药，皆以数万计。”可见郑成功东征，藤牌是重要的装备。永历十五年（1661年）初，郑成功决定东征，收复被荷兰殖民者窃据的台湾作为反清复明基地。据载，当时荷兰人对国姓爷所率部队不屑一顾，认为他们不自量力，根本不堪一击。“他们（指郑成功）的兵士有三种武器；一部分的兵有弓箭挂在背上，左手执盾，右手拿很重的剑；另一部分士兵则两手拿著长木棍，木棍上有弯刀……”此处所说的盾即是藤牌，很重的剑就是云南斩马刀。然而，交战后，荷兰人方才发觉郑军骁勇善战，无所畏惧，所向无前，与他们原先印象中的中国人相差甚远，根本是两码事。

　　收复台湾最典型的战役是赤嵌城之役。据《台湾省通志稿》记载，战前郑成功发布动员令，他说：“荷兰别无他技，惟持炮火而已。”他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同时在战术上又做到“以己之长战敌之短”。他命令宣毅前镇提督陈泽带前锋部队在禾寮登陆；黄昭带铳手500名，前往鲲身尾列阵以待；杨祥带藤牌兵500名从鬼子埔背后绕过鲲身之左，准备横冲截杀；萧拱宸率20条船到右作佯攻状，这些有条不紊的布阵引起了荷兰殖民军的恐慌和混乱，杨祥乘荷兰人军心不稳之际带藤牌军立马赶到，横冲直撞，迫使荷兰人丢下阵地，退回城中等待援军。

　　赤嵌城之战是展现藤牌兵威力的又一舞台。事实上，在整个收复台湾的战斗中，面对洋枪洋炮，藤牌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他们并没有因此退缩，相反，他们前赴后继，不惜自己的生命，迫使侵略者放下手中的武器，投降认输。战后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不得不承认藤牌军坚强的战斗力，他在《被忽视的福摩萨》一文中叹道：藤牌兵“被用来代替骑兵，每十人中有队长一人，负责指挥并督促士兵冲锋。这些士兵低头弯腰，躲在盾牌后面，不顾死活地冲入敌阵，十分凶猛而大胆，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尽管许多人被打死，他们还是不停地前进，从不犹豫，而只是像疯狗似的向前猛冲，甚至不回头看一看自己的战友有没有跟上来”。敌军首领把藤牌兵骂为“疯狗”，恰是他们吃尽藤牌兵苦头后的发泄。可见，郑成功的藤牌兵是收复台湾的“敢死队”。他们的战斗精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大无畏民族精神。

　　四

　　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和二十五年（1686年）二月两次驱逐沙俄侵略军，收复雅克萨及平叛噶尔丹的战争中，福建台湾藤牌兵曾大显身手，克敌制胜，立下了战功。 清朝统一台湾后，郑氏政权官员和军队都被迁往内地，清政府对具有顽强作战精神的藤牌兵仍有戒心，把藤牌兵解散，分别安插到山西、山东、河南等地拓垦务农。直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沙俄侵略者犯我东北，在对付洋枪洋炮方面有丰富经验的藤牌兵才又被想起。康熙帝下令重新征调、组织郑氏旧部藤牌兵，得420人，由郑氏旧将林兴珠、何祐率领，随都统彭椿（也称彭春、朋春）及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开赴东北边境，进军雅克萨城。

　　据《广阳杂证》记载：甲子（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冬，康熙在北京景山召见林兴珠，在询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抵御火枪时，得知除滚被之外，还有滚牌（由于林兴珠当年在郑成功帐下时见识过藤牌兵的威力，并熟悉其使用技巧）。于是大喜，问：“能用滚牌之人何方可以招募？得人几何可以成一旅？”林兴珠答：“多则一千，少则五百。”“惟臣乡漳泉之人，多善此者，须于闽募之。”康熙说：“此去闽远，往返非数月不可。今直隶、山东、河南多台湾投诚垦种者，皆闽人，五百可得也。”遂招募教演，末几而成。于是，康熙任命“銮仪卫使、建义侯林兴珠率藤牌兵会剿罗刹（也称‘沙俄’）”。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五月二十三日，彭椿率兵至雅克萨城，围城使内外断绝交通，但此城坚固一时难以攻下。五月二十五日俄援兵从700里外“乘木筏顺流而下”。此时林兴珠率其400多藤牌兵迎敌于江中，在他的指挥下，“众裸而下水，冒藤牌于顶，持片刀以进，罗刹众见之，惊所未见，呼曰‘大帽鞑子’。众皆在水，火器无所施，而藤牌蔽首，枪矢不能入，以长刃掠牌上，折其胫，皆踣江中，杀伤大半，余众溃而逸，兴珠不丧一人”，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此后，清军继续围城，炮弹所及，到处起火，兴珠令藤牌兵“人取草一束，堆城下，不下即火之”。沙俄头目额里克舍只好乞降，立誓永不再来雅克萨。清军即释放俘虏700多人，以全胜赢得第一次雅克萨之战。捷闻传到北京，康熙大喜说：“林侯之功，史册所未有也。”同年八月乙巳下令说：“藤牌官兵勤劳懋著，官员俟后议叙，兵丁令户部以白金赏赉之。”（《平定罗刹方略》）

　　两个月后，沙俄侵略者背信弃义，又卷土重来，重占雅克萨，“于其地复建城，比前愈巨，益其众，耕牧如故，掠梭伦益甚”。翌年（1686年）二月，康熙诏命将军萨布素、副都统郎坦（又称郎谈）等率所部2000人再攻雅克萨，“并量选候补官员及见在八旗汉军内福建台湾藤牌兵四百人，令侯林兴珠率往”。据苏联出版的《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叙述第二次雅克萨战争时也写道：“这次守卫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的是500人，而进攻的清军却有2000人，并有400名福建藤牌兵支援。”又《平定罗刹方略》记载：“康熙二十五年二月甲午（1686年3月31日）令发藤牌兵及炮具至黑龙江军前。”《清史稿·郎坦传》则载：“二十五年，命郎坦偕副都统班达尔沙携红衣炮，率藤牌兵百人往，令将军萨布素进兵。上以郎坦诸悉地势，即令参赞军务。”六月清军抵雅克萨城下。福建藤牌兵占领城南土阜，“遇敌伏兵，又大败之，即于土阜设伏兵固守”，“敌出拒，击败之，斩额里克舍”。此次反击战，沙俄侵略军先后被清兵斩杀七八百人，幸存者仅66人。清军再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最后，沙俄侵略者被迫求和，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一月，中俄两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俄罗斯所筑城垣尽行折毁，所有俄罗斯人民及物品均应撤回俄境，不得稍有存留。”可，见，二次雅克萨战争的重大胜利，是与福建台湾藤牌兵骁勇善战，英勇杀敌分不开的。

　　在清王朝忙于扫平内忧外患的同时，游牧于新疆伊犁河流域的漠西蒙古的一支——准噶尔部逐渐强盛，贵族噶尔丹自称可汗，公开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向康熙提出：“圣上君南方，我长北方。”康熙二十九年年（1690年），在贼心不死的沙俄支持下，噶尔丹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悍然进兵内蒙古。为使大清帝国政权得到巩固，康熙帝御驾亲征，“兴珠复以藤牌兵护驾从征，至克鲁伦河，与敌遇，突其骆驼阵，大败之于乌兰布通”（乌兰布通在辽河上游西拉沐沦河南岸，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南境）。随后，又乘胜追击，大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今蒙古乌兰巴托南宗英德）。福建台湾藤牌兵为保卫祖国西北疆域又立下了一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