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制造了旨在侵吞我国华北的一系列事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一再退让，并准备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12月8日晚，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决定次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到新华门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坚决抗日，“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学联决定，北平城内由从东北流亡至北平的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的清华、燕大从西直门进城与东大会合，组成西路纵队的主力。

12月9日清晨，东北大学学生在大餐厅召开学生大会，坚决参加请愿游行并当场推举学生会主席宋黎为请愿队伍总指挥。由于西直门被军警关闭，清华、燕大的学生已无法进城。东大作为西路纵队的唯一主力，高举着“东北大学学生请愿团”的大旗，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冲出被军警包围的校门，走上西直门大街，并按时到达了新华门前。这时，中国大学等10多所学校也先后到达，整个请愿队伍达到一两千人。

孰料，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不仅避而不见请愿学生代表，还紧闭新华门，并在门前排列了警车队，如临大敌。在请愿不成的情况下，东大指挥部主动邀请各校代表共同研究，决定举行示威游行。由于东大人数多、队伍整齐，被推举担任整个游行队伍的指挥学校，宋黎担任总指挥。游行队伍决定先去西直门迎接清华、燕大队伍入城，然后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游行示威开始后，东大队伍始终走在最前列，先后在西单牌楼、西四牌楼冲过了军警组成的封锁线。

北平当局在距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不远的王府井大街南口，增派了大批手执水龙头、大刀、木棍的军警，并出动救火车横在街口充当路障。游行队伍行至此处时，警察先是用水龙向学生队伍凶猛喷射，紧接着又挥舞着大刀、皮鞭、木棍，从两侧夹击。为保护游行队伍，东北大学纠察队的同学们奋力同军警搏斗，许多学生受伤、被捕。暮色降临时，宋黎将各校队伍集中到燕京大学三院，并宣布北平市学联从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迫于压力，“冀察政务委员会”在12月9日当天没能成立。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6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再发动一次大示威，并让东大再担重任：宋黎和邹鲁风负责这次游行的指挥工作；确定游行队伍分为四路，东大被定为第一路共８所学校的领队学校。

16日，东大的队伍200多人，４人一行，一列挨着一列，冲出被军警包围的校门，一边行进一边高唱：“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北平大学工学院、第三中学、镜湖中学、平民中学、师范大学、民国学院、民国学院附中等院校的同学在东大的带领下，经过多次顽强战斗，按时到达了指定的集会地点。11时左右，已汇集到天桥广场的学生和市民召开了大会。在宋黎的撑扶下，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攀上一辆电车发表演说，并带领大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等8个决议案，并决定立即到外交大楼举行示威。然而，天将傍晚的时候，示威游行再次遭到了反动军警的镇压，这一晚，被捕的学生有30余人，受伤者近400人，重伤者30余人。

12月9日和16日两次抗日爱国的示威游行，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响应，一个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同样，“一二•九”运动也是东北大学流亡历史中辉煌的一页，东大人用生命和鲜血将爱国演绎到了极致。这是东大人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时埋下的种子，在那一刻，生了根，发了芽，长出了枝叶。正如斯诺在《我在旧中国三十年》一书中所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无论对参加者还是旁观者来说，都是如此。”

东北大学青年教师阎述诗亲历了这场爱国运动，被学生们深切的家国情怀和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所感染，他将著名诗人光未然作词的独幕剧《阿银姑娘》之序曲《五月的鲜花》谱上悠远的旋律：“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歇!”这首歌很快流传到全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救亡歌曲。每年的12月9日，东大校园都会传出那令人振奋的旋律，那段不同寻常的历史也伴着歌声走进一届届东大年轻学子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