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境内的朝鲜族并不是“土著民族”，而是从朝鲜半岛迁移过来的“年轻”跨境民族。

在开发和建设东北与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中，朝鲜族同胞与东北各族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和血浓于水的感情。

我查阅了不少相关史料，尝试从清朝、民国、伪满洲国以及解放战争四个历史时期，梳理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轨迹。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朝鲜北方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大批挣扎在死亡线边缘的朝鲜贫民，为了“活下去”，偷渡到了图们江、鸭绿江以北的东北境内。

1881年，朝鲜贫民越境开垦的状况，最早被当时的珲春边荒事务候选府李金镛发现。史料记载，当时的朝鲜贫民已开垦“熟地二千垧（一垧等于十亩）”。

吉林将军铭安和吴大澄认为事态严重，有必要“从速处理”。但朝鲜贫民人数甚众，且所垦土地丛山阻隔且拓植多年，将他们尽数遣返并不容易。

因此，清朝开始尝试推动移民实边政策。

可喜的是，二人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准允。

不过，清廷的一系列举措，引发了朝鲜官方的不满。倘若依照清廷的处置办法，只会让更多的朝鲜贫民越境垦植，“不数年朝鲜北邑诸道将十室九空”，既失其税，又失其民，可谓“人财两空”。

清廷认为，这些朝鲜贫民要想继续垦殖东北，必须“服从中国政教”。于是就有了“剃发易服”、“与华民一律编籍为氓（meng音，意为平民），垦地按年纳租”的一系列规定。

不过，一开始“服从中国政教”的朝鲜人并不多，史料记载：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加速了在朝鲜与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布局”。1905年11月，日本与朝鲜签订《乙巳条约》，日本成为朝鲜的“保护国” ，并宣布朝鲜“在外国的利益”及“东北朝鲜人”均受日本“保护”。

1907年，日本在未获清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在吉林龙井（今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擅自非法设立“统监府临时间岛（注：“间岛”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派出所”，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从此，中日两国就“朝鲜人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交涉与冲突。。

1907年，清政府派时任陆军部监督的吴禄贞密往延吉，测绘界图，调查边情，安抚居民，加强对入境朝鲜人的“剃发易服”与征税。吴禄贞反复强调，“凡领有土地的朝鲜人，一律作为归化人，其原有的国籍，应即声明作废”。

在与日本的交涉过程中，清廷逐渐意识到，只靠“剃发易服”很难明确“归化人”。1909年，在参照了多国的国籍法后，清廷制定了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籍法《大清国籍条例》，对外国人（包括东北境内的朝鲜人）入籍，做出了明确规定。

同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协约》），条款中再次重申，中国允许朝鲜人在图们江北垦地居住，并与中国人一律相待，所有应纳税项及一切行政上处分，亦与中国人相同。

不过，尽管东北境内朝鲜人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鉴于《间岛协约》表意不明确，为后来的中日纷争埋下了伏笔。

民国取代清朝成为合法政权后，第一时废除了清朝的国籍法，并先后分三次修订颁布了“民国国籍法”。即1912年的《中华民国国籍法》、1914年的《中华民国修订国籍法》、1929年的《中国国籍法》。

1917年，民国政府基于境内朝鲜人入籍问题，专门制定了《垦民入籍简章》。其理论依据是1914年修订的《中华民国国籍法》，首次将“归化入籍”政策付诸实施，甚至一度派人到朝鲜人居住区，强令他们“归化”。

民国政府还将东北朝鲜人“归化入籍”与土地所有权连结起来，令“非归化者”不得享有土地所有权。

为了压制民国政府的“朝鲜人入籍政策”，日本政府对东北朝鲜人强制推行所谓“双重国籍”政策。

1916年8月，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小幡西吉，在发给中国外务部长的公文中公开指责“间岛”的中国地方政府“给朝鲜人发放归化许可证”，并一再重申“日本不会承认朝鲜人脱离国籍”，他气势汹汹地威胁道：

可自相矛盾的是，1899年制定的日本国籍法规定，“如果日本人入他国国籍，自动丧失日本国籍”。对于日本官方漏洞百出的谬论，民国政府严正指责其不合理性，“承认旅居俄国的朝鲜人归化，却不承认东北朝鲜人归化，这是极不合理的”。

1929年2月，民国第三次修订《中华民国国籍法》，干脆除去了外国人入中国籍时“首先要脱离本国国籍”的条款，极大方便了东北朝鲜人“入华籍”的流程。东北朝鲜人不顾日本官方阻挠，自愿申请归化入籍者日益增多，数据显示：

130万的东北朝鲜人中，归化朝鲜人有12万，占整个东北朝鲜人的十分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扶植溥仪建立所谓“满洲国”，并推行所谓“五族协和”的“国策”。移居东北的朝鲜人，成为了构成“国家”的一分子，民国时期没有“归化”的朝鲜人被“紧急就籍”。

但问题是，在东北居住的日本人和非“归化”的朝鲜人以及俄罗斯人，是如假包换的“外国人”，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法律意义上的外国人根本没有理由成为“国民”。因此，伪“满洲国”让“外国人”做“本国国民”的操作，更进一步揭示了其“伪政权”的本质。

伪“满洲国”时期，东北朝鲜人被分为“有籍朝鲜人”和“无籍朝鲜人”。无籍朝鲜人有两种，在整个东北朝鲜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史料记载，在20世纪30年代初，东北朝鲜人大约有100多万，其中无籍朝鲜人在50万—70万左右，占东北朝鲜人总数的一半以上。

对于这些无籍朝鲜人，“满洲国”政权采取了一些措施。

不过，直至1945年日本全面投降为止，依然有非常多的东北朝鲜人是“没有国籍”的“黑户”。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地区可分为共产党控制下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收复区”。

同样，东北朝鲜人自然而然地分成了“解放区”和“收复区”两部分。从人数比例上讲，居住在“解放区”的朝鲜人占绝大多数；居住在“收复区”的朝鲜族则占少数。

对于自己辖区内的朝鲜人，国共两党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民族政策。

1946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布《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着手解决东北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对于以延边等地为代表的朝鲜人聚居区，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土地分配方案：

与此同时，中共东北局明确指出：

另外，我党特别客观并辩证地对待当时东北朝鲜人的“双重祖国观”。

延边党组织发现，很多东北朝鲜人认为“朝鲜与中国好比一个爹，一个娘”，“这边也是我的祖国，那边也是我的祖国”。

针对这种现象，我党为尊重东北朝鲜人的感情，大胆地提出了“承认双重国籍”的观点：

实事求是地说，只有我党才能做到如此宽宏大量。东北朝鲜人，终于以“中国朝鲜族”的身份，加入到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1948年12月，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刘俊秀根据上级有关指示，明确宣布：

实际上，要想把朝鲜族和朝鲜侨民区别开来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在土地改革中，几乎所有的东北朝鲜族同胞都分得了土地。

就像1950年12月6日《人民日报》所讲的：

从此，朝鲜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一起平等地参加了解放后的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在延边还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州，在朝汉人民杂居的地区，朝鲜族也按人口比例参与到地方政权工作。

朝鲜族人民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党的民族民族政策支持下，东北朝鲜人以“中国朝鲜族”的身份，参与到国家的各项建设中，成为了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因此，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时期，朝鲜族人民表现出来的空前的参军、参战热潮，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