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是伊维德向英语世界着力推介的另一种说唱文学体裁。截至目前，伊氏共翻译出版了包括《自我救赎与孝道：观音及其侍者的两种宝卷》（Personal Salvation and Filial Piety: Two Precious Scroll Narratives of Guanyin and her Acolytes）、《天堂中的不朽少女：甘肃西部的其他宝卷》（The Immortal Maiden Equal to Heaven and Other Precious Scrolls from Western Gansu）和《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Fourth Sister Zhang Creats Havoc in the Eastern Capital）等9部宝卷。伊维德的宝卷译文在说唱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很大影响，获得了欧美读者的广泛赞誉。

除了上述民间传说及宝卷外，伊维德还翻译过有关包公故事的说唱词话《包拯及法律规则：八种说唱词话（1250—1450）》（Judge Bao and the Rule of Law: Eight Ballad-Stories from the Period 1250-1450）；地方戏曲和民谣，如《天仙配的变异：革命时期（1949-1956）的地方戏曲》（The Metamorphsis of Tianxian Pei: Local Opera Under the Revolution（1949-1956）、《江永的女英雄：女书中的中国民谣》（Heroines of Jiangyong: Chinese Narrative Ballads in Women’s ）等。另外，伊维德于2014年出版了英文专著《起死骷髅：从庄子到鲁迅》（The Resurrected Skeleton: From Zhuangzi To Lu Xun），书中提供了现存最早说唱道情《新编增补评林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的完整英译。该译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曲艺形式“道情”在西方国家的首次译介。

翻译与研究同时进行

伊维德在论述汉学研究与翻译的关系时曾经表示： “如果你要做翻译，就一定要对自己翻译的文本非常了解，对其做深入研究……所以，我总是将学术研究和翻译结合在一起。如果你去看我的科研成果，就会发现在同一时期内我的翻译作品和学术研究都是相关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伊氏的主张反映在说唱文学的译介上，主要表现为他在翻译某部作品之前，通常会对源语文本的语言、受众、来源、版本及时代背景等问题加以细致考究，以期达到将原文内涵和特色尽量原汁原味地传达给目标语读者的目的。

举例来说，伊维德在说唱文学的翻译实践中，往往要先对选文的版本进行比较、遴选和校勘。如在《孟姜女哭长城传说的十个版本》中，他就选取翻译了孟姜女故事的十个不同版本；在其他三个民间传说以及《木兰从军》中，他也为每个故事至少遴选出两种不同的版本进行译介。伊氏之所以这样做，意图在于能够通过多个版本的呈现揭示出不同地域、时间、文体甚至不同作者对同一故事叙述的影响，从而使读者通过这种方式认识到说唱文学的生动性和开放性。

再比如，对于副文本的利用。伊维德在每部译作中都会运用诸如译序、导言、注释和文献等多种副文本形式。这些副文本一方面可用来解释对西方读者而言较为陌生的文化概念，另一方面也能为他们提供与源文本相关的背景信息。在这里，伊维德提供的副文本往往就是他的研究成果。以《新编增补评林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为例，伊氏在该译作中以前言的方式对“道情”进行了简介，分析了它的艺术特征，并对其发展脉络加以梳理。此外，在每一个版本的译文之后，伊维德还以文献的形式对不同故事版本中“地方性”叙事的产生和演变过程进行了阐释，从而为西方读者理解“庄子叹骷髅”说唱故事中的不同叙事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历史语境。

提升说唱文学的海外文学史价值

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奉行着以书面文学和精英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史价值观，但以记录古代民俗叙事为基础的说唱文学则被置于边缘和遗忘的状态。伊维德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因为在他看来，“精英文学描述的只是理想中的中国文化和社会，而说唱文学才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基于这样的想法，伊氏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打破主流叙事在文学史中的独霸地位，并呼吁重新审视古代民俗叙事的美学价值，使说唱文学能在海外中国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据此，伊维德多次将说唱文学编入海外的文学史著作中。

在与汉乐怡（Lloyd Haft）1985年合编的《中国文学导读》（A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中，伊维德首次提到说唱文学，并赋予它与书写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1998年，美国汉学家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完成了在西方世界引起极大反响的文学史巨著《印第安纳中国古典文学指南》（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在该著最初的安排中，说唱文学并没有被考虑列入到“古典文学”之内。伊维德得知后，强烈建议倪豪士扩大收录范围，把说唱文学纳入其中。倪豪士最终接受了伊氏的建议，从而使说唱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在西方世界得到进一步提升；2010年，伊维德受邀参与编写了由孙康宜（Kang-I Sun）和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合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这部文学史中，伊氏单辟一章系统地论述了说唱文学。就此，美国汉学教授柯瑞（Paul W. Kroll）评论道：“伊维德对于说唱文学的研究是无人能及的，他所编写的内容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也改变了说唱文学缺席和无人关注的状态。”

伊维德作为知名的汉学家，他对说唱文学的译介“为世界读者勾绘出一幅‘色彩斑斓’和‘多声部’的中国民俗景象”。也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中国说唱文学开始逐步走进世界文学的殿堂。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6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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